当今时代，儒学已经成为全人类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共同思想资源。中国作为儒家文明发源地和儒学研究的重镇，要领引世界儒学的发展，就必须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研究团队，集体发声。当此之时，“山大学派”异军突起，率先开启了中国儒学研究团队化、品牌化发展的新模式，可谓开风气之先，备受瞩目！

天时、地利、人和：山大学派崛起之缘由

回望历史，学派正是儒学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重要载体；放眼当下，山东大学已然组建起当前国内最大的儒学研究团队，并率先以“山大学派”崛起。

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儒学院”）是山大学派依托的主要实体机构，现拥有54位专职研究人员，包括21位博士生导师、29位教授、20位副教授、3位美日等外籍研究人员。其中，颜炳罡、黄玉顺、曾振宇三位教授是“泰山学者”特聘专家，王学典、颜炳罡二位教授是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沈顺福教授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翟奎凤教授是青年“长江学者”“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此外尚有多位儒学专家在山大的其他院系任职，例如教育部重点基地易学与中国哲学研究中心就有以刘大钧先生、林忠军教授、李尚信教授等为代表的8位专职儒学研究者，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也有苗润田教授、王新春教授等多位儒学名家。

近年随着台湾新儒家代表人物创建“后新儒学”的林安梧教授，加拿大学者提出“贤能政治”的贝淡宁教授等知名专家的加盟，以及蔡祥元副教授、陈晨捷副教授等一批优秀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山大学派不仅主体羽翼丰满，而且底座愈加庞大坚实，上下内外都焕发着勃勃生机。

这一切都绝非偶然，正如山大儒学院院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在儒学院成立大会上所说：“凭依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积淀之厚，加之……学者们的深厚学养和质朴学风，……山东大学成立儒学高等研究院，事属必然。今天高等研究院的诞生，就是山东大学珍惜传统、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的结果，更是勇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具体体现。”

应天时：山大学派顺天应人、恰逢其时。当今世界，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问题，需要儒学提供有益的参照；当今中国，面对接续传统、重建文化自信的普遍诉求，更需要儒学提供充分的精神养料。因此，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十九大”报告又将文化自信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对此，儒学院执行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王学典教授敏锐地意识到：“从十八大之后，一个全面的、立体化的本土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治理这些问题都在得到格外的强调。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文科学也正在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向“以中国化为纲”转变，中国文明遇到了再起步、再出发的机会，而复兴儒学作为中国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被提升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正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基于此，山东大学率先提出要把儒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学科，力争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儒学中心”和“辐射东西方文明的文化高地”。2012年初，原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进行整合，组建成了如今的儒学高等研究院。2015年，山东大学启动了“文史复兴”计划，决心以古典学术为着力点打造“山大学派”，重建山大人文学科的话语权和号召力。儒学研究作为山大人文学科的“龙头”“龙骨”，也就成为“山大学派”最先崛起的一个领域。随即儒学就被列为山东大学首批重点支持的学科，2017年儒学又被确立为山大重点发展的五个“一流学科领域”之一。

得地利：山大学派传统悠久、积淀丰厚。俗话说“理工看排名，文史看传统”。山大学派不仅天然占据孔孟之乡、儒家圣地的地缘优势，而且山东大学作为近现代中国文史研究的重镇，为山大学派提供了扎实丰厚的现代人文学术遗产。

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梁实秋、游国恩等一批国内最顶尖的教授聚集到山大，成就了山大的第一次辉煌，也开启了山大的文史传统。50年代，文学大家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四位先生，史学大家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八位先生，先后来到山大，形成了文有“冯陆高萧”，史有“八马同槽”的繁荣局面，这一辉煌也直接奠定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传统，这些学界响当当的学者，至今仍令山大人为之骄傲、自豪。与此同时，50年代初山大创办《文史哲》杂志，并以此为平台展开的一系列论战，不仅使山大的文史研究闻名全国，而且在海外学界也名声大噪。时至今日，《文史哲》依然是山大人文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首要阵地，更是山大学派向国内外学界发声的重要平台。

80年代中国学术格局大洗牌，山大一度跌入低谷，但是自身的文脉并未因此中断。在此期间，董治安先生继承了高亨先生的遗志将先秦子部古籍整理成合集，完好地传承了老一辈学者的成果；庞朴先生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时代性呼声，积极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热潮。2004年，庞朴先生又协同新一代学人创建了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此后又组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极大地提升了山大在世界儒学界的影响力。得益于百年的文史积淀，如今山大学派的崛起正在开启山大的第三次辉煌。

创人和：山大学派凝心聚力、和实生物。除却天时地利的外在优势，山大学派崛起的根本还在于他们凝心聚力创造的“人和”。

学术立院，聚合自身内力，激发自身潜能。儒学院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个人兴趣与团队合作并重等“十二个并重”的科研管理思路，以及水平与数量并重等“四个并重”的科研评价思路。为此，他们群策群力征集了60多项具有实际学术分量的儒学研究课题，实现“人人都在做项目，人人都有项目做”。同时，他们通过制定扶持计划和激励举措，健全科研团队评价制度，强化学术诚信体系等方式，倾斜性地满足拔尖人才和青年人才的科研需求，从而逐步形成了强大的学术内力。

开放办院，广纳儒林豪杰，汇聚四方力量。山大学派的“人和”不是封闭的小团体，而是汇聚国内外儒学力量的大联合。儒学院就是一个“公共科研平台”，并且在努力向“全球性的公共科研平台”发展。2012年山大就牵头组建了当前中国唯一的以儒学研究为中心的协调创新发展平台——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借此联合了目前中国最优质的儒学研究力量。此外，儒学院通过组织承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世界儒学大会”“儒学全球论坛”等国际性儒学会议，广泛汇聚了世界各国的儒学研究力量，就此创造了更大意义上的“人和”。

应天时、得地利、创人和，山大学派至今已承担国家社科项目24项，仅2017年就获得国家重大项目6项；省部级课题累计60多项，获得省部级人文社科成果奖50多项，同时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创新性学术成果，如“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课题、“中国正义论”、《百年儒学研究精华》等，这些成果都实实在在的确证着山大学派在当前中国儒学界的崛起。

颜黄曾姚：山大学派“儒门四金刚”

没有王牌，就没有话语权。山大学派清醒的意识到，唯有推出标志性人物，才能形成新的声望。当前，山大学派拥有“颜黄曾姚”四位当代中国儒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作为支撑山大学派的“儒门四大金刚”，将有力地撬动山大整个古典学术和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

颜炳罡及其“民间儒学”。颜炳罡教授是“民间儒学”的创发者，也是儒学生活化、草根化、大众化的实践者。作为土生土长的山大人，颜教授的生活、生命已经和山大的儒学研究融为了一体。

早年颜教授以研究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的思想为切入点走上了学问之路。随后通过多年思索，他对“何人堪称新儒家”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由此将道德确立为儒者的第一要义和儒家大道之根本；同时他通过反思现代新儒学的不足，形成了返本先秦，儒墨道法疏通互动，开创儒学新形态的学问进路。“民间儒学”就是颜教授以儒家道德为核心，以返本先秦为进路提出的新学说。

当然，“民间儒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更是一种实行范本。颜教授认为，儒学研究应当与当代社会保持密切互动，为此他义无反顾地继承了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志业，提出以乡村讲学来改良乡土文化土壤，以“新乡贤”为儒学扎根社会的种子，以发展公益组织为是践行儒学的主干，身体力行地建立“守望相助、患难相恤、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的社会主义新乡村。自1996年，他就在高校义务推广国学经典诵读活动；2013年，他又率先在山东泗水尼山圣源书院开设了儒学讲堂，面向村民讲授孝道、礼仪等儒家文化。随着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颜教授更加忙碌，但也鼓舞了越来越多的乡贤、企业家、基层公职人员和普通村民加入到了“民间儒学”的团队中。如今从市县到乡镇社区，“尼山圣源书院”“民间儒学讲堂”“百姓讲堂”等已经遍及全山东，在民众中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反响。“民间儒学”已成为闻名全国的现象级社会改造典范。

黄玉顺及其“生活儒学”。黄玉顺教授是“生活儒学”思想体系、“中国正义论”理论体系的创建者，也是山大儒学院引进的第一位儒学名家。早在四川大学任教时，黄教授就被称为儒学界的“西南王”，2010年，他毅然加盟山大，此后思想也愈加精进。

黄教授构建的“生活儒学”思想体系，作为当代儒学最具原创性的理论之一，被张岱年主编《孔子百科辞典》修订版增补为专门辞条；当前学界研究和评论“生活儒学”的专著已经面世，文章已愈百篇，其中不乏李幼蒸、吴光、张志伟、董平、姚新中、干春松、程志华、余治平、赵法生、郭沂、方旭东等名家之作；黄教授因此与杜维明、李泽厚、刘述先、成中英、牟钟鉴、安乐哲、张立文、林安梧等并列为“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十家之一，美国哲学家Stephen Angle将其与美国著名哲学家安乐哲（RojerAmes）、南乐山（Robert Neville）、墨子刻（Thomas Metzger）等同归为当代儒学“综合儒学”一派。

黄教授的“生活儒学”，突破了两千年来哲学“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深刻地揭示了孔孟原始儒学被后世所遮蔽的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存在”（生活）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观念层级，并以此为“大本大源”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开创性地形成了“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伦理学、知识论）”的三级观念架构。他以独特的言说方式开启了儒学如何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下生活的思想路径，由此将儒学研究的思想视域推进到了当今世界哲学思想的前沿。

在这种思想视域下，黄教授建构了作为中国式“制度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理论体系。2016年“中国正义论”的英文版在英国出版，被誉为“来自东方的声音”（Voice From The East），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正义理论形成了鲜明对照。如今“中国正义论”不仅是国内儒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而且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当代政治哲学理论。

曾振宇及其“观念儒学”。曾振宇教授是“观念儒学”的创发者，也是中国哲学史学会“曾子研究会”创会会长。早年在山大打下的史学功底，造就了曾教授儒学研究的思想史进路。

在多年的研究中，曾教授捕捉到思想史叙述中的观念范畴，具有以往研究所没有意识到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儒家的基本观念就是整个儒学的思想结晶体，它既是儒学发展变化最明显的元素，同时也是儒学代代相传、乃至今天还在沿用的内容，因此以观念为研究核心将能焕发儒学的新生。基于此，他提出了思想史梳理与哲学阐释相结合的“观念儒学”。

曾教授强调儒家观念无一不指涉现实生活，因此“观念儒学”的旨趣就是立足现代社会对儒家“立命”“立心”的基本观念做出新的诠释，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文化依托。为此，他特别组织撰写了“汉字中国”大型丛书，以此向社会各界普及推广儒家的基本观念。

此外，曾教授积极发挥自身省政协委员的作用，实际参与儒家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其中，他指出中国存在一个举世罕见的人文地理现象，即以曲阜为轴心、方圆二百公里的“儒家文化圈”。据此，他提出了在曲阜建立“中国文化特区”的提案。经过反复论证，2012年这个提案最终得到了落实，如今建设“中国文化特区”也成为中国国家层面文化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为世界文化遗产所瞩目。

姚中秋及其“政治儒学”。姚中秋教授，笔名秋风，是山大儒学院近年引进的一位知名儒家学者。他通过思索古今之间的社会现实政治问题而提出了一套“政治儒学”的论说。

姚教授从事儒学研究的经历曲折多变。早年他由写时评而置身于现代中国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投身学术之后，他曾试图运用西方保守自由主义理论来解答中国社会的古今之变问题，然而在探索过程中，他转而认定传统儒学的圣王之道根本优于西方现代政治思想，而且对中国现代社会秩序的建立具有积极价值。自此，姚教授放弃西学，皈依儒门。

姚教授的“政治儒学”是就中国之道如何才能实现于现代社会，儒家的现代制度形态究竟是什么等问题做出的一种儒学解答。由于其知识背景庞杂，因此他的论述往往交叉运用儒家经学，经济学、法学、史学等多种学术资源，这也使他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学术路径：解经——述史——创制。姚教授认为，儒家“五经”承载着中国之道，通过解经就可以推明中国的治理之道，为此，他以独特的现代解经方法对儒家经典做了全新阐释，其相关论著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外，为了给“解经”提供有力的事实依据，姚教授通过重述历史为儒学正名，其观点常常成为当代儒学界热议的内容。

不论解经，还是述史，姚教授最终是为了创制，即把传统的儒家王道落实到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中。因此，他不仅坚持撰述，而且致力于实行。2013年夏，他创办了弘道书院，聚集儒门同道与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对话；2016年，他又发起弘道基金，实际有效地推进了儒家价值进入现代社会。

本原儒、立新说、行当世：山大学派的儒学风格

“山大学派”不仅仅是一个实体意义上的称谓，而且也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儒学风格。

“本原儒”：山大学派直追孔孟荀的原始儒家精神，以原始儒学为研究的重心和阐发新说的根本依据。虽然山大学派对于两汉儒学、宋明儒学等的研究不乏丰硕的成果，但其整体的重心却始终是落在原始儒家精神的探究上。不难发现，黄玉顺教授的第一部儒学专著《易经古歌考释》就是对儒家思想源头的追溯，而其“生活儒学”思想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明确提出当代儒学研究不能步于秦汉以来的传统儒学，而是要回到孔孟等原始儒家，追溯儒学的大本大源。颜炳罡教授“民间儒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通过解读《论语》《孟子》《荀子》等作为推广、践行儒家道德观念的根本依据。姚中秋教授的“政治儒学”也是以“五经”的现代解读阐明中国的治理之道。曾振宇教授的“观念儒学”则是以史学进路追溯和考察儒家基本观念的起源，并且以此作为阐发儒家观念现代价值的根本参照。

“立新说”：山大学派的儒学研究并不是为了发原儒之幽思，而是为了有源有本的创建当代儒学的新理论、新学说。颜炳罡教授自言“愿为往圣开新学”，其实代表着山大学派的共同旨趣，“立新说”已经成为山大学派的一个鲜明标识。“民间儒学”“生活儒学”“观念儒学”“政治儒学”等都不是某种传统儒学的翻版，也不是对传统儒学进行历史还原性的考察，而是基于当下社会生活创发的新学说，新理论。这些独到的理论创建和鲜明的理论标签，使山大学派根本不同于北大、川大的儒藏中心、清华简帛中心等以古籍整理为主要内容的儒学研究；不同于以中山大学为代表的经典诠释研究；不同于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代表的经学子学研究；不同于以武汉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等等。与此同时，山大学派还通过长期的“储才养士”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传承梯队，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整体性和传承性。

“行当世”：山大学派不仅在理论创发中直指现实社会生活，而且身体力行地参与现代社会建设，真正做到了以知驭行，以行证知，知行合一。颜炳罡教授为重建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而创建“民间儒学”；黄玉顺教授为解答现实社会中正义缺失的问题而进行中国制度伦理学的研究；曾振宇教授从文化自觉、文化认同的层面上推动中国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建设；姚中秋教授试图以传统儒家王道进行现代社会制度的创建。可以说，山大学派著书立说有着共同的现实指向——经世济民。因此，他们不止于坐而论道，而且走出书斋，深入社会，自觉地起身行道。

他们与山东省政府合作建设“民间儒学”的实践与推广示范基地，为中国基层社会文化的振兴提供了可推广的经验模式；他们推出“尼山书院+图书馆”模式打造了城市社区的儒学推广平台，为图书馆功能的拓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示范；他们出版的多种高质量的儒学普及读本，如《儒学小丛书系列》《儒家故事》《国学茶座》等为儒学在民间社会的普及打开了一条稳定开阔的渠道。

树中国风范、立时代潮头：山大学派的儒学宗旨

建成国际公认的“世界儒学中心”是山大学派筹建之初就确立的总目标。为此，他们坚持以“树中国风范、立时代潮头”为根本宗旨，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了自我超越。

山大学派以树立儒学研究的中国风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儒学研究为根本宗旨，旨在担当世界儒学的领航者，捍卫中国儒学研究作为世界儒学“塔尖”的地位。这是山大学派在世界儒学的发展格局下，配合国家重大战略发展的自觉要求。

尽管当代中国儒学呈复兴之势，但海外儒学也发展迅猛，不仅传统汉学研究成果迭出，而且出现了许多独到的新理论，如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安靖如的进步儒学等。从这种发展趋势看，我们势必需要整合中国儒学研究的力量，在国际儒学界发出更具冲击力的中国声音。

山大学派是自觉地“以中国化为纲”，有意识地在世界学界树立儒学研究的中国风范。他们从国家发展的高度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等关乎中华文化走向的大课题，并通过一批批标志性的成果发挥了辐射性带动作用和品牌性学术效应；他们通过发布《国际儒学发展报告》，积极引导了世界儒学的发展方向；他们通过建立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为中国儒学研究力量的联合提供了重要平台；他们通过承办高规格的国际学术活动，为中国儒学在国际学术界发声亮相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今，山大学派还通过与美国夏威夷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等海外知名高校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了学术资源的优势互补。

山大学派着眼于传统儒学在当代社会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根本宗旨，意在成为当代儒学的风向标，推动儒学更深入广泛地参与解决当代人类的共同问题。这是山大学派对当代人类共同诉求的自觉回应。

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都越来越深刻的意识到西方文明不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案，而儒学作为与西方文明最具对比性的思想，应当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解决现代人类冲突的思想方案。因此，当代儒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并不是在故纸堆里进行知识考古，而是要聚焦时代前沿，运用儒家智慧解答人类共同的问题，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

山大学派坚持以回应时代课题为导向，不仅形成了以民间儒学、生活儒学、观念儒学、政治儒学等为代表的新理论，而且还有黄玉顺教授主持的“儒家哲学现代转型研究”，曾振宇教授主持的“中华文化元典基本概念研究”，沈顺福教授主持的“中国古代天人学研究”等兼具世界性与时代性的研究课题。此外，《文史哲》作为山大学派回应时代课题的重要阵地，每年发布的年度学术热点，也成为了解国内人文学术前沿热点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些工作都使山大学派长期立于时代潮头，在当代思想界的前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山大学派的崛起如一声号角，吹响了中国儒学研究团队化发展的集结号。期盼山大学派勇当胆识兼备的开拓者和伟大历史的创造者，一马当先地在国际学术界打造一支“代表中国水平儒学团队”，大踏步向“世界儒学中心”迈进。让中国学界看到一个文史长盛的山大，让世界学界领略一个博大温情的中国，也让世界人民走向一个多元而和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