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晚清著名作家，《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创办了著名的《游戏报》，为了扩大报刊的影响力，他效仿旧时皇榜（亦称花榜）制度，首创选美活动。邀请上海市民评选十里洋场上的花魁进行评比，根据名次分别给予花界的状元、探花、榜眼美名，林黛玉、张书玉、金小宝等名妓纷纷入榜，好不热闹。

谢家骅（谢家骅民国）

这次花榜选美很快便被其他报刊效仿，上海的《花天日报》、《花花世界报》、《闲情报》、《采风报》也竞相推出花榜、艺榜等状元、探花、榜眼等头衔，一时间在上海滩选美成了一种风气，染上了浓浓的香艳的味道。

1917年，上海滩的“新世界”游乐场开门营业，老板汪国贞参照晚清的花榜、花选，取法20世纪新世界之共和制度，以数十万大资本之游戏场，“做群芳大会之选举场，特于二层楼上高搭彩台，别筑群芳座，又设品花席，更设看花处”，将那些四马路上的妓女全都请来现场登台亮相，献演作秀，“高抬花声价而为花花世界放一异彩”。

汉学家安克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说：“那年冬天，作为上海娱乐中心之一的‘新世界’组织了一场选举。尽管被选举的对象只是一些高级妓女，但它看上去却更像是一场选美比赛。不过，与以往的开花榜不同，在这次比赛中，稍有一些名气的高级妓女大都榜上有名，即使她们得到的只是一种安慰奖。同时，花榜的形式也不再模仿科举制度，而是模仿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它选举产生的是‘花国’的代表，从总统、副总统一直到参政院的参政，另外还有各部的总长、次长，反正有足够的职位来满足大量的高级妓女的需要。这实质上是对北京政府的拙劣模仿。此外，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投票资格也是根据财产来决定的。一个嫖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大量的选票投给某个高级妓女。”

这种选美活动看起来无聊、媚俗，却受到市井小民的欢迎，尤其是成为了男性民众讨论的热点。那些挥金如土、出手阔绰的阔少、富商大贾、政治官僚，慕名一睹“花国总统”芳容的大有人在。当时的“花国副总统”宝琴，借助这个头衔，声名大噪，嫁给了某位国会议员。后来因为嗜赌成性，被议员赶出家门。宝琴在北京重操旧业，在门前挂上“上海花国副总统宝琴”的招牌，果然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光顾。

1929年，一度停业的上海新世界重新开门营业，再度举办选美活动。与之前几届参加活动的是上海滩名妓不同的是，此次的参选者均是一些富商大贾、社会名流的家眷，例如富商陈永奎的夫人，永安公司老板的女儿等人。所以，这次选美又被称为是上海名媛竞赛。

原本一切都很正常，上海的虞澹涵票数一直遥遥领先，冠军非她莫属。不料，中间有一位姓尹的小姐在知道自己票数，得奖无望后，便将自己的票数让给了永安公司老板的女儿郭安慈，郭安慈最终当选选美冠军。有好事者将这件事情捅给了报社，报社报道之后，有人认为选美大会的主持人李元信将选美的票数提前泄露给尹小姐是泄密行为，并将李元信告上了法庭，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虞澹涵为了不使事件进一步扩大，不得不出面。她通过律师在报刊上作出声明：“本人参加竞赛，完全为了公益，不愿以本人姓名作为原被告涉讼之主体，恐对名誉妨碍，特此声明。”一场选美风波就此平息。

1946年，苏北发生特大水灾，导致300万灾民流离失所，不少人涌入上海。为了安置灾民，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决定通过选美活动来筹集救济款。

这一年的选美出了竞选上海选美小姐外，还增加了竞选京剧、歌曲、舞蹈的皇后和亚后。因为这次选美在宣传中强调人类普世精神、公益性质，吸引了言慧珠、童芷苓等上海名妓、歌星，一些名门闺秀也受到了“救灾”的鼓舞而报名参选上海小姐。最后的评比结果在上海新仙林花园舞厅当众揭晓：王韵梅摘取上海小姐桂冠，谢家骅当选上海二小姐，刘德明当选上海三小姐；言慧珠当选评剧皇后，韩菁青当选歌星皇后，管敏莉当选舞国皇后。

王韵梅本是舞女，因为后台强硬，以遥遥领先的票数获得桂冠；第二名谢家骅是名门闺秀，毕业于复旦大学，文静漂亮，学识渊博，只可惜“养在深闺人未识”，在听到自己屈居第二时，当场哇哇大哭。

讽刺的是，这次比赛获奖的刘德明、顾丽华在评比中得票极低。报名参加上海小姐评选的人数最初接近40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中途退赛；而报名参加京剧、歌星、舞蹈皇后评选的人，不想自己名列亚军，怕伤了自尊心和支持者的脸面，索性直接退出了评比，刘德明和顾丽华才得以帮上有名，不战而胜。

当选上海二小姐的谢家骅通过这次选美而被上海人熟知。此后，他频频活跃在上海的社交界，成为社会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