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瓦解敌伪军

赵鼎新女博士（赵鼎新简介）

成功抢救刘志坚

冀南的敌伪军工作受到过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一二九师的表扬，彭副总司令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都说过冀南的敌伪军工作做得好。最初确是逼出来的，不做不行，非做好不可。后来就逐渐运用自如了。敌军工作是为武装斗争的胜利服务的。当时的主要做法是：摸清敌人的活动情况，有针对性地搞好对敌宣传，实行攻心战；掌握敌人行动规律，抓住有利时机，消灭敌人；利用敌伪关系，有效地保存自己。

军区政治部没有敌工部，专门做敌伪军工作。当时的敌工部长是张茂林（现名张友萱），敌工部的几位科长也都精通日语，有的是大学生，他们对敌斗争的经验都很丰富。全军区专职敌军工作人员1000多人，从上到下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组织系统。

当时的瓦解敌伪军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灵活多样，很有成效。

一种是开展宣传攻势。“传条”、“传话”是当时效果很好的一种宣传方式。所谓“传条”。就是有的县开干部会时，每人写一张宣传小条，会后动员小学生抄成上千上万张，通过内线关系带进据点，在大街上、伪县公署、新民会和伪军宿舍等处散发张贴。这种小宣传条内容简单明了，但针对性很强，指名道姓说某某如何如何，攻心作用很大。

除了这种手抄的“传条”，还印刷一些内容较多的传单向伪军散发。通过传单向伪军宣传抗战的形势和我们的抗日政策，向他们讲解抗日道理，指明出路。告诉伪军、伪组织人员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还在传单上印上关云长的画像。

还有一种叫武装宣传，也叫给伪军上夜课。组成武装宣传队，夜晚到敌人炮楼前喊话，联系据点或炮楼内的具体人和事，表扬好的，痛斥坏的。

开展记“黑红点”和“良心大检查”运动。这是冀南在对敌斗争中的一个创造性的活动。我们对伪军、伪职人员宣传时说：八路军有你们每个人的“善恶录”、“生死簿”，谁干了坏事就画上个黑点，干了好事就画上个红点。到头来，对红点多的就宽大处理，对黑点多的严厉惩罚。

记“黑红点”运动的开展，对伪军和伪职人员震动很大，黑点多了害怕八路军算总帐、点名（枪毙）。通过开展记“黑红点”，进一步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叫伪军们要有中国人的良心，争取多点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当时，我们差不多同所有伪组织都进行了谈判，对可能做工作的伪军都进行了工作。伪军、伪组织都怕将来与他们算总帐，就不敢闹了。伪军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急着做好事，多点红点，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日军要出来“扫荡”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头一天就能得到消息。在工作基础好的地区，我们的基层干部晚上还可以进到日伪军碉堡所在的村落，待日军“扫荡”返回后才离开。

由于我们敌伪军工作做得好，成功地抢救出刘志坚和李定灼等同志。

1942年10月，冀南区党委作了《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我们军区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到各分区、地委传达贯彻。再道和我到一、三分区，王宏坤同志到二、四分区，刘志坚和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到五、六分区去传达。10月16日夜晚，刘志坚他们到了枣强县恩察东大师友村。17日天刚亮，突然一阵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鬼子进了村。志坚同志骑着马向外冲杀时，右腿被敌人子弹打断，从马上摔下来，被敌人俘虏，同时被俘的还有艾大炎、胡景云等同志，他们被关押在大营据点。

我得知刘志坚同志被俘后，当时军区几个领导都在下边，我立即用电报同再道、宏坤同志商量抢救办法。同时，向师首长作了报告。刘、邓指示要想一切办法，把刘志坚同志抢救出来。

六分区易良品、文建武同志立即进行武装抢救的准备。易良品想调集部队强攻大营据点，拿下据点救出刘主任。这时，正值二十团奉命从五分区向一分区转移，副团长楚大明率该团第四、第六连去军区后方机关领取棉衣，路过此地。因此，决定楚大明所率部队先执行抢救刘主任的任务。

军区敌工部长张茂林同志，原本就是跟着刘志坚一起行动的，正好在这里就地坐镇指挥情报联络工作。

大营据点的情况我们很清楚，据点内的维持会、伪军都有我们的关系。

志坚同志被俘前，大营的伪军、伪组织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驻大营据点的日军是新换防的，刚来大营不久，什么也不知道，对大营及其周围的情况和我军的活动都不了解。

志坚同志在据点里被关押的情况我们一清二楚。每天都有消息从里面送出来，连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审讯，敌人问了些什么，志坚同志怎么回答的，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刘志坚同志始终也没有承认什么，身份没有暴露，他只说自己是个参谋。日本人知道他的官不小，可能是个大官，但究竟是什么样大官不清楚。有些伪军知道刘志坚的真实身份，但他们不告诉日本人。

向外传递消息的主要是赵鼎新同志。他是在这之前不久被俘的，关在大营据点，一直没有暴露真实身份。这个同志在被关押期间表现很好。他在牢里给组织写信，说日本人答应，只要他同意给敌人“报平安”（注：给敌人报告消息的意思）就放他。区党委根据“革命的两面派”政策，经研究，同意赵给敌人“报平安”。在刘志坚被俘的前一天，赵已获得自由。他看到刘志坚同志负伤被抓进大营据点，决定留下来照顾。敌人看到刘志坚的伤势很重，需要人照顾，同时也想让赵“拉拢”他，获得些情况。这样敌人同意赵暂时留下来。赵鼎新利用此机会每天给刘志坚弄吃的，端屎端尿，帮助料理生活，还积极与外面的同志接头，传递消息。

我们通过内线关系获悉，敌人将于10月20日押送刘志坚去枣强县城。

并摸清了敌人行动路线及押送的日伪军人数等情况。于是，我们决定于敌人押送途中实施抢救。经过周密研究布置，楚大明率二十团部队埋伏在大营至恩察之间的南宫庄附近的公路两侧。当押送的敌人走进我伏击地区时，我们的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把日本人的火力压下去了，鬼子都卧在地上。刘志坚同志坐的是最后一辆牛车，听到前面的枪声，他叫赶车的急忙调转过头来往回跑。二十团警卫班长纪志明冲上去，背起刘主任向回跑，就这样将刘志坚同志抢了回来。

刘志坚同志被抢救回来后，当时根据地缺医少药，我们还得去找伪军。

我们将刘志坚放在永年县南沿村伪军大队长韩荫亭家里养伤。和刘志坚一同到韩家去的还有其夫人刘莱英和一名医生、一个警卫员。韩对他们照顾得很好。韩原来是共产党员，在煤矿上当过工人，以后当了伪军。但他一直同我们保持着联系。在为刘志坚同志送行时，我和再道同志一起看望了韩荫亭，并向他表示感谢。日本投降后，他率部反正加入我军。刘志坚在韩家治疗休养了半年时间，还是不能走路。后来，我们将刘志坚同志送往延安了。

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李定灼和敌工科长宋之光，是我们通过内线关系，从日本宪兵队监狱中抢救出来的。李定灼和宋之光同志由于汉奸告密，加之他们睡觉时警惕性不高，于南宫县大马村被敌人捉去，关押在南宫县城日本宪兵队监狱。我们研究决定，由十一团团长吕琢率两个连配合南宫县大队组织营救。营救人员在内线关系配合下，夜间秘密进入南宫县城，人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宪兵队监狱，砸开牢房救出李定灼、宋之光以及被关押的40多人。击毙日军4人，俘虏伪军40余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我无一伤亡，内线关系也未暴露。

我们还多次通过内线关系端掉伪军的炮楼，南宫县臧家庄敌炮楼，先后曾被我利用关系打了三次。第一次（1941年3月）打时，守敌以日军为主；第二、三次（1943年1、2月）打时守敌系伪军，计击毙日军12人，俘伪军20多人。有的伪军炮楼非常孤立，却很高。我们做好了伪军、伪组织中的炊事员的工作，使其成为我们的内线。得知伪军吃饭时总是把枪放到里边，到外边吃饭。拂晓或黄昏时，我们把部队隐蔽在附近，派人伪装给他们送东西先进去，乘伪军在外边吃饭时，伙同炊事员把门一关。我们的部队一出来，把一、二十个伪军就俘虏了，然后再开门把枪收了，非常痛快。那时类似这样的事情还不少。策动伪军整班、整队，几十人至上百人反正，多次协助部队攻打日伪城镇据点，成绩亦甚卓著。

我们不但做瓦解伪军的工作，也做瓦解日军的工作。开始时，对日军开展宣传攻势，受语言文字不通的限制，方法上比较简单，内容的针对性也不强。宣传品主要靠上级发，部队拿着到处撤，效果不大。后来有所改进，各单位组织敌工宣传员，由军区敌工部派人教日语，教唱日本歌曲等。根据不同据点日军的情况，采取写信、寄日文传单、送诗歌等，对日军宣传。针对日军士兵思亲想家的心理，每逢佳节特别是樱花节，大力开展宣传攻势，以引起日军士兵思乡厌战情绪。师政治部还专门颁发了《关于加紧樱花时季的对敌工的训令》。

以后，我们组织被俘日军士兵开展对日军宣传的工作，效果比我们做好多了。俘虏日军士兵很不容易，他们受武士道精神毒害很深，很难捉到活的，即使是抓到活的，也是受重伤的。有一次我们在战斗中俘虏了10多个日军士兵，都是负重伤的。在我们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只救活了一个叫秋山良照的。敌工部同志说，一定要教育好，使他转变立场，让他现身说法，开展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后来经过我们耐心细致做工作，教育好了。“四·二九”铁壁合围时，他很勇敢，端着轻机枪，“突突突”，冲出来了。刘伯承师长曾在太行新华日报写文章赞扬秋山良照，说他“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关枪去协助我们作战。”

被俘的日军士兵组成“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后改称“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刚成立时只有秋山良照、水原健次和成泽三个人，秋山良照是负责人。

后来发展到十六七人。他们经常向据点散发传单、喊话或打电话，号召日军士兵不要为侵略者卖命。他们还组织出版《日本士兵之友》、《战友》等刊物，向日军开展宣传工作。“觉醒联盟”的活动对日军影响很大，日本侵略者十分害怕，他们竟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

1943年以后，我们把秋山良照他们“联盟”的一些人，先送到太行山，后又送到延安。他们在延安工作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秋山良照和他的战友都回到了日本国。回国后，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还写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士兵》等书，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冀南等地的战斗经历。

1981年，秋山良照来我国旅游，我会见了他，我们愉快地回顾了过去。

从1941年他被我军俘虏算起，整整过去了四十个春秋，然而，在冀南的那段难忘的战斗生活，却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