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符号的动物”，“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

学者赵运涛的《符号里的中国》，是一部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畴中，运用“符号学”等文化研究范式写成的新作。

该书选取传世文献、考古发掘和民间信仰中最能代表中国的100多个符号，如龙、凤、鸿蒙、祝融、太极图、八卦图、河图洛书、三星堆“太阳—神鸟—神人—神树”等，分“祥瑞”“守护”“神圣”“人文”四辑，对每个符号的生成过程、发展流变、现今影响、寓意与应用做了细致的考辨。

在此书中，作者借助中、西不同的学术研究方法，以种类繁多的文献典籍为考察对象，呈现出一个古代中国辉煌灿烂的艺术世界。

阅读此书可发现，赵运涛在著书的过程中，不仅沿用了文献考据、文史互证、文本分析等传统文学研究方法，而且借助了西方学界的理论资源，以“中西结合”的治学方式，重返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场。作者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本土的文学和文化，但是并不排斥西方的学术研究范式。在自序部分，作者引述了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观念，即“日常生活与世俗风景都是符号，而符号被了解，才具有意义，才是文化”。在全书中，作者通过细致研读中国本土的“符号”，再现了古代社会的生活场景。

除了卡西尔之外，赵运涛的学术方法还受到了罗兰·巴特等人的影响。罗兰·巴特所著的《神话修辞术》一书，通过考察西方社会的体育运动、生活用品、文化传媒等“符号”，发现被人忽视的文化形态。

受到这一启示，《符号里的中国》同样以“符号”为理论视野，考察中国文化——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提取出一系列重要的符号，对它们进行细致研究，以便展现古代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日常生活、思维观念、审美趣味。比如，“凤凰”在不同层面的审美价值、“葫芦”在民间信仰中承载的丰富寓意、“土地”和“城隍”在民间社会的真实形象、“门神”与古代社会的巫术思维、“魁星”和“文曲星”与科举文化的关系，等等。通过文学与天文、地理、民俗、社会、语言等历史资料的相互阐发，赵运涛带领我们重新进入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

纵观全书，作者把“文史互证”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文史互证”属于传统的治学方法，是历史与文学的相互阐释，在现代中国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例如，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对白居易《长恨歌》的评价，体现了“文史互证”批评方法的价值立场和实践过程。诸如：“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一句，陈寅恪根据已有的材料，发现其中有趣的历史细节，即：“温泉之浴，其旨在治疗治病，除寒祛风。非若今世习俗，以为消夏逭暑（避暑）之用者也。”在历史的语境中，洗浴的日常生活功能已经发生巨大转变。由此，陈寅恪又追溯了古代洗浴文化的历史源流，认为：“温泉疗疾之风气，本盛行于北朝贵族间。唐世温泉宫之建置，不过承袭北朝习俗之一而已。”正因为古人“泡温泉”的目的在于“治疗疾病，除寒祛湿”，唐玄宗恩赐杨贵妃洗浴的时间，必定在于冬季或者较为严寒的初春时节。因此，陈寅恪推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诗句中，皇帝与贵妃的“七夕誓言”，当为诗人杜撰场景。

然而，作为一种文学的研究方法，“文史互证”有其局限性。具体而言，趋于客观化的文学批评，很有可能消解作品的审美属性。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为了进一步证实《长恨歌》叙事的“虚构性”，陈寅恪又对“长生殿”的空间构成进行历史考据。在空间上，陈寅恪最终发现：“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神道清严，不可阑入儿女猥琐。乐天未入翰林，犹不谙国家典故，习于世俗，未及详察，遂致失言。”诗人的艺术虚构，被其认为是作品的“败笔”。

站在文学鉴赏的立场，这样的分析，读起来让人略感“扫兴”。在叙事的过程中，诗人对男女爱情主角在仙宫、梦境相会的美好场景进行想象，并不刻意追求历史层面上的真实性。同时，这些虚构的部分增加了诗歌的情感力量和艺术韵味。文学文本与历史材料的相互阐释，对于审美层面的一些问题未必能够予以有效论证，这种研究范式并不属于万能的法宝。

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符号里的中国》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了“文史互证”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此书以古代文学与文化为考察中心，建构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兼顾了学术性和通俗性。例如书中对雷神的分析，颇为精妙。以考据的方式，展现雷神的艺术形象，并分析了雷神承载的文化功能，指出了传统观念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按照作者所说：“除了惩恶扬善，雷神还有保护民众、祛邪等职责。”因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建立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寄托着民众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又如作者对禅宗文化的介绍，能够提高读者对古典小说的鉴赏能力。《西游记》中唐僧取回的无字真经，以及阿傩（佛陀弟子阿难）向唐僧索取“财物”的故事，容易被人理解为原著作家对“请客送礼”之风的讽刺。对于这种“误读”，赵运涛阐释了小说对禅宗故事的借用：唐僧把紫金钵还给阿傩，体现了禅宗“衣钵相传”的宗旨。作者对历史文献的转述，没有降低小说的审美趣味，而是促进了普通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赵运涛的写作，并非为建立不同类型文本之间互相阐释的知识谱系，而是更重于探寻文献资源与现实生活的隐秘关系。

当前，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每一个国人而言，仍是身上不可褫夺的精神本源。现代人的思维观念和行为逻辑，难以真正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对精神文明的建设，将会起到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赵运涛《符号里的中国》，是具备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0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