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五十余年，做了许多抢救性的工作，其中就有《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仓修良，历史学家。1933年3月生，江苏泗阳人。退休前为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章学诚和〈文史通义〉》、《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两种)、《史学•史籍•史学》、《仓修良探方志》等。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史记辞典》、《汉书辞典》、《二十五史警句妙语辞典》等。其中，《中国古代史学史》被认为是“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史学史专著”。此外，发表论文200余篇。

“老朋友都说我现在‘不务正业’，退休以后，把‘副业’越搞越好了。”仓修良说。

仓修良口中的“正业”，指的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事实上，他已经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五十余年。他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当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史学历史专著”。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邀请到了史学界当前最高水平的历史学家执笔，在某种意义上做了史学史抢救性的工作。

而他所说的“副业”，则是方志学研究(研究地方志的起源、历史、发展规律和新方志编修的一门学科)和谱牒学研究(研究家谱、姓氏等源流、发展的一门学科)。

1990年，仓修良出版了《方志学通论》，被誉为“我国首部方志学巨著”。对于清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仓修良也有精深地研究，并重新编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的代表作，它和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为我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的双 璧。由于章氏晚年双目失明，未能亲手编定，故将其全部书稿委托萧山友人王宗炎代为编定。对于王氏的编排，章学诚本人意见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章氏次子华绂却是很不满意，因而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便在开封另行编印了《文史通义》。而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则在王氏编目基础上，加以搜罗增补，并于1922年刊行了《章氏遗书》，《文史通义》自然亦在其中，于是此书便出现了两种内容出入颇大的不同版本。为了便于区别起见，笔者把它们分别称为“大梁本”和“《章氏遗书》本”。后来社会上尽管流传了许多种版本，但都源出于这两种版本。两种版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内篇分为五卷，计六十一篇，后者内篇分为六卷，计七十篇，两者相差九篇。而外篇的内容则全然不同，前者全为方志论文，后者则为“驳议序跋书说”，篇数相差则更大。根据仓修良的研究，这两种版本都还反映不了章学诚著作该书的想法和意愿。同时这种局面实际上已经给学术研究者带来殊多不便，甚至造成混乱。比如引《礼教》篇，如果不注明“《章氏遗书》本”，到“大梁本”内篇中自然就查找不到，因为“大梁本”内篇未收这一篇。若引《方志立三书议》的内容，如果不注明出自“大梁本”外篇， 到“《章氏遗书》本”外篇中当然也就查找不到。反之也是如此。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并尽可能恢复《文史通义》内容的原貌，仓修良花了三十年时间进行研究，认为两种外篇都是《文史通义》的内容，所以在1993年出版的《文史通义新编》中，将两种流传的外篇，全部编入《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的外篇，并且还收入两种外篇都不曾有的八十余篇，其中就包括《上晓徵学士书》和《上慕堂光禄书》 两文，这是章氏的两篇佚文。胡适、姚名达在作《章实斋先生年 谱》时都未见过这两篇文章。特别是《上晓徵学士书》很重要，章氏在文中讲了“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 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 成一家言”。这就是说，他的《文史通义》应为内篇、外篇、杂 篇三部分组成。

仓修良说：“为《文史通义》最早作注的自然要首推1935年出版的叶长清 的《文史通义注》，尽管在此之前，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章锡琛的选注本，但它毕竟只是为学生阅读的选注本。其次则为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此书完成于1948年，到了1983年中华书局 才首次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好的注本，因为不仅注释详密，而且 校出了不少文字上的错误。其最大缺点在于，它不是一部内容完整的版本。也就是说，其内容是不全的、不完整的，因而书名也就名不副实。实际上这个校注本只有122篇，而《文史通义新编》本则有298篇，多出的这些篇目中，许多都是研究章学诚学术思想和生平治学必不可少的内容。同时由于注释者不了解方志的性质及其发展历史，对史学史不太精通，因而有些注释就不太贴切。此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的由严杰、武秀成先生译注的《文史通义全译》所采用的亦为‘大梁本’。”

长期以来，广大读者一直认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比较难读难懂，这自然就成了《新注》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为此，《新注》对每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或写作宗旨都作一简单说明，类似于解题或提要。其次则是对书名、人名的注释，而疑难语词和典故就省略了。 之所以要这样决定，是考虑到原书的篇幅已经很多，若是后两者也加注，则篇幅势必过大，况且这两部分内容只要有一部普通的 辞书如《辞海》、《辞源》之类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书名、人名则不然，许多书在目录著作中也很难找到，而许多人名即使在 许许多多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中也难以找到。

《文史通义》的内容十分庞杂，它既不像《史通》专门论史，也不像《文心雕龙》论文那么单一，正如作者自己所讲，“自六艺 以降迄于近代作者之林”，都要讨论其利病得失，显然就不限于文史了。因此，要严格划分哪些是专门论文，哪些是专门论史，是比较困难的。校注工作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因为它涉及的知识面太广，要想做得很完善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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