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华（1986-），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唐初《隋志》正式启用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并把附庸于《汉志》六艺略春秋家的史部书目独立出来，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有贡献的创举，一直沿用至今。

1《隋志》的简介

“（贞观）十五年又诏左仆射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群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凡十志三十卷，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等上，诏藏秘阁后又编入隋书……”[1]。《隋志》即为十志之一，有评价其编排的内容、笔法“在十志中为最下”[2]，但在目录学上，《隋志》却有“创始”的意义。

“（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3]四部分类法始于此。在此之后目录学的“六分法”与“四分法”仍是交织进行，刘宋、王俭的《七志》颇有回归《汉志》的意味。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造《四部目录》，又将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终成《五部目录》，[4]但实际仍以“四分法”为主体。阮孝绪的《七录》，表面分为七类，但除去佛道二录，也是以四部为主体的。

直到《隋志》最后确定经、史、子、集四类，成为我国古代目录的正统和主流，即“汉以后之艺文唯籍是，以考见源流辨别真伪”[5]。

2史部目录的独立

《隋志》是唐代官修的书目，在隋代藏书目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编成，可谓“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合其近秘，约文诸义”[6]。

《隋志》四分法最大的贡献在于史部独立，“七略不列史部，古无史名，不能别自为类，入春秋类，后世史部日繁，不能悉以春秋之法，故别为一部”[7]。

2.1史部目录独立的原因

史部目录独立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综合来看，史部在《隋志》中独立并最终定名，是有如下原因的。

2.1.1魏晋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史部”从附于“春秋类”到独立的一个根本条件必然是史学书目的增加。从汉至隋之间，经历魏晋乱世，国家尚无一个稳定的环境去统修诸书，因此官修书目不多。但是，魏晋时期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史书数量剧增。“（隋志）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8]。

本时期众多书目中，多为私家撰修，最主要的特色便是“史注”，且史注内容完备，包括音义、补遗二种。此处以《汉书》为例，仅《汉书》一种就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汉书音训一卷，服虔撰。汉书音义七卷，韦昭撰。汉书音二卷，梁刘显撰。汉书音二卷……[9]”一系列音义补遗类史注达十七目之多。

2.1.2唐修史人员水平高。唐乃盛世，文治天下，“贞观三年，诏（魏）征等修隋史，十年成纪传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上进……令狐德棻案刻隋书之后……十志内惟经籍题以无忌。”[10]

唐代修史时间之长，人员之繁多，是前所未有的，也正因为此才可以广搜佚书，博采众家，成就《隋志》。

“令狐德棻，宜州华园人，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11]

“无忌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12]

“玄龄幻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13]

以上为《隋书》的参修人员，均有名气且文史知识广博，史学以及目录学思想过人，是《隋志》得以完成、史部可以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2.1.3前代志士的努力。自汉代起，就有众多文人志士为图书整理不断努力，书目也出现一定时期的稳定发展。“及汉末迁都，禁溺过半。爰自魏晋，迄于周隋，而好事之君，摹古之士，亦未尝不以图籍为意也。”[14]较为著名的人士有荀勖、李充、王俭等，他们都是博学多闻之才，使历代图书群分类聚，最终理为四部。

以上人士的代表著作有“晋中经十四卷，荀勖撰。……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四卷，王俭撰……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四卷，殷钧撰。[15]”正是他们的书目为四部分类法， 为史部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2.2史部独立的过程

2.2.1《汉志》中的“史类” 。史部目录的独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随着时代的进程而变化的，“《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16]汉以前史书并不多，皆附于《汉志》六艺类“春秋家”之下，有“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著记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17]仅十一种书目。因为汉时提倡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所以这些记录史事的书目被附于“春秋家”之下。

随着史类书目日渐繁多且下分子目细致，史书再附于“春秋家”之下就不太合理了，而且不利于其查找。

2.2.2《晋中经》中的“史部”。“（荀勖）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18]因为前已有郑默《中经》，勖更著《晋中经》十四卷，其中把“史类”书目放入丙类，其下分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19]。 金华：史部目录的独立及其子目沿革金华：史部目录的独立及其子目沿革2.2.3李充提高“史部”地位。“时典籍混乱，（李）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20]李充仍沿用《中经新簿》的分类法，但“始将其乙丙两书互换，由是四部之序始定”[21]。“史部”书目由丙类升至乙类，仅居甲类经书之下，可见史部书目地位在当时的提高，但仍称之为乙类，而不叫“史”。

2.2.4阮孝绪细化“史部”子目。《隋志》记载梁阮孝绪撰“七录十二卷”。“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22]

时至今日，《七录》已佚，仅有《七录序》保存于《广宏明集》，据其分类法，“史部”类似于“纪传录”，下设“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纪传录”把“史部”书目划分更为细致，成为《隋志》的重要参考。

2.2.5史部正式形成。“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23]《隋志》使史部正式独立出来，且位于四分法第二位。史部十三类，依次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分类较为详细。

经比较史部书目的地位变化如下：汉志·六艺略·春秋家附——荀勖中经新簿·丙部——李充四部目·乙部——王俭七志·史部·经典志·史记杂传类——阮孝绪七录·纪传录——隋志·史部，以后历代成为定制。

3史部下各子目沿革

到《隋志》为止，史部目录成为定制，随着书籍日益丰富，史部下各小类仍是不断变化，各小类的顺次地位也因时代变化有些许变动。

《隋志》的编排属于“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24]因此，史部目录较为完备，条理明晰。本部分仅把《隋志》与《文献通考·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 为了叙述方便，《文献通考·经籍考》简称《文考》《四库全书总目》简称《总目》）三部书史部下小子目的变化予以简单比较。

三部书的史部分类中，仅正史类、杂史类、职官、地理、谱系几类名称内容变化不大，但《总目》地理类下又设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九个子目，划分更细致了。

古史类最终于《新唐书·艺文志》中别名为编年类，以后沿用不改。

霸史类于《文考》中同于伪史霸史，终于《总目》中归入载记类。

起居注在官方书目中均沿用不变，于《总目》中部分归入编年类。

旧事类内容一直不变，名称多改，基本上为“故事”“典故”两种。

仪注类与刑法类历代沿用，《总目》中归其入政书类六个子目（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之一。

簿录类是记录书目变化的。《新唐书·艺文志》中改为目录类，以后沿用不改。

杂传类变化很大，在之后历代中不断更名，基本定为传记类。但其内容广涉面广，基本包括贤者传、杂传、家传、列女、佛道、怪异；其中有关佛道怪异的内容在前代皆“因其（作者）志向，率尔而作，不在正史”[25]，因而后代将其移出史部，附入子部神仙家或道家类。以上史部各类走向分析皆为基本方向，不包括个别细微书目的转变。

4史部目录独立的意义

史部目录独立且分类明细对后代史籍以及史学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就史籍而言，四部分类法的创立及史部的独立成为后世整理书籍、分门别类的依据。“开元三年，整以内库书籍，所用书库或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26]在整理典籍时如果有目录为纲纪，就不会湮灭书籍体制，且对已亡之书的内容体制著作均可以有一定记载。当时的分类法虽不及现代详尽细致，但是某一专门类别得逐渐分离及下级子目的出现，是现今分类法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对史学史的发展而言，史部目录的独立与完善，可以更为方便我们查找书目，对于史实记录条分理晰，使之传承后世。“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时也；书之不明，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27]正是因为目录的明确，后世的研究者查找资料才可以省时省力，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5 [M].上海：鸿掌书局石印本，1912-1949：1.

[2]（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45 [M].上海：鸿掌书局石印本，1912-1949：82.

[3][6]（唐）魏征等.隋书：卷32 [M].北京：中华书局，1973：906，908.

[4]孙钦善.中国文献学史简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7

[5][10]（清）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5 [M].存古叄重印，宣统庚戌年（1916）：83，82.

[7]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81.

[8][9][15][23][25]（唐）魏征等.隋书：卷33 [M].北京：中华书局，1973：992，953，991，993，987.

[11]（晋）刘昫等.旧唐书：卷73 [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96.

[12]（晋）刘昫等.旧唐书：卷65 [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47.

[13]（晋）刘昫等.旧唐书：卷66 [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59.

[14][26]（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6 [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61.

[16]（清）章学诚.文史通义（附校雠通义）：卷3 [M].上海：上海书店，1988：76.

[17]（汉）班固.汉书：卷30 [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14.

[18]（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9 [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54.

[19]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156.

[2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3 [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91.

[21][24]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9.

[22][27]（宋）郑樵.通志：卷71 [M].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2-75年：5，2.

（编校：马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