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5200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出的楔形文字，是人类最早发明的文字，由这种文字写出的文书，又被称为“楔形文书”，由于载体是泥版，因此又被称为“泥版文书”。在随后的三千多年中，楔形文字的使用范围扩展到整个西亚地区，乃至埃及，很多民族都使用楔形文字，并形成了各自特色的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苏美尔等楔形文字，在当时形成了一个“楔形文字文化圈”。大约公元1世纪时，整个楔形文字逐渐灭绝。

1472年，一个意大利人游历伊朗时，发现了楔形文书，但当时无人知道其来历，也无人能够释读。1700年时，英国人托马斯?海德将这种文字命名为“楔形文字”。1900年后，整个楔形文字基本被西方学者破解。

从发现楔形文字到宣告破解，中间大约相距400年，用时不能算短，但甲骨文与现代汉字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至今尚且破解不到一半，那么当时楔形文字已经成了一种几乎没有传承的“死文字”，为何西方学者还能将之破译，甚至还知道每个楔形文字的读音？鲜为人知的是，破解楔形文字过程中，关键钥匙之一是《圣经》等西方古代著作！

楔形文字（楔形文字读音）

回顾楔形文字的破解过程，学者刘昌玉在《楔形文字是如何“死而复生”的》一文中有过总结，破译楔形文字有三个先决条件，即：首先是双语文献或三语文献的发掘发现，其次是伊朗古代文献的辅助，第三是《圣经》及西方经典作家的著述。在此前提之下，经过数百年的探索与天才的灵光一现，最终西方学者破解了楔形文字。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挖出与其有关的双语文献或三语文献，最好其中一种或多种语言在今天还有传承。

在出土的泥版文书中，不少属于双语文献，少数是三语文献，比如刻有三种楔形文字的贝希斯敦铭文（上图），每种文字记载的应该是相同内容，在这些多语楔形文书中，其中一种语言被认为是古波斯语。由于古波斯语与现代波斯语之间还存在一点关系，这就让楔形文字的破解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两者之间联系极其微弱，因此要说借此破解古波斯语楔形文书，还是异想天开，尤其是其中涉及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等专有名词，必然需要依赖于传世文献。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二，是伊朗古代文献的辅助，就像中国人研究甲骨文时，就必须借助关于商朝的相关文献，破解楔形文书，也必须要有本地文献的支持。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三，是《圣经》及西方经典作家的著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圣经》、古希腊等著作中记载了一些西亚上古事迹，这对于破解楔形文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甲骨文与现代汉语之间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传世史书上还有众多商代记载，即便这样，如今还有半数以上的甲骨文无法释读。相比中国的甲骨文，破解楔形文字的条件更艰难，毕竟古今波斯语的联系极其微弱，伊朗与西方著作中对楔形文书中的历史，有没有记载或记载的对不对，其实是说不清的。

既然如此，西方学者到底是如何破译楔形文书的呢？其实，西方学者重点是以《圣经》、《历史》等西方古代典籍为依据来破解楔形文字的，以贝希斯顿铭文中古波斯文的英国学者罗林森为例：

学者拱玉书的《西亚考古史》记载：“巴兹的研究结果表明，罗林森的解读方法基本上与格罗芬特的方法相同，也是从专有名词入手，即首先确定专有名词，再把希腊古典作家著作中保留的读音分解成字母，然后再把具体字母与具体的古波斯楔形符号对号入座……由于贝希斯顿铭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基本都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希腊古典著作，这就使罗林生成功解读古波斯文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包括罗林森在内的很多西方学者都从专有名词入手，从西方经典著作入手，相信西方著作中提到过楔形文字上的人物国家等。罗林森就相信贝希斯顿铭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在西方著作中都一一出现过，并大概以“古波斯语的音译词”的方式存在，于是将这些分解成字母而与古波斯语对应，最终破解了古波斯语，还搞清楚了古波斯语的读音。

其中，罗林森的上述破解过程之所以没有详述，原因在于“罗林森对他解读楔形文字的经过总是轻描淡写。在回答人们的追问时，他写道：‘我已经讲不出我当时确定每个字母读音的方法。’”后来人们只能猜测他的破解方法。

但问题在于，如果希罗多德的《历史》等西方古典著作，对古波斯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记载有误呢？更何况，这种破解方式明显存在逻辑问题，最多只能作为辅佐手段。因此，当时就有不少学者质疑罗林森等人的破解，甚至认为他们的解读不可能正确，“如果照他们的方法去做，不但会给一切不确知的事情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就连古代亚述人自己也绝不可能读懂这样的文字”。

除了上述与罗林森破解方式大致相同的格罗芬特之外，西方还有不少学者研究楔形文字，但彼此结论都不尽相同，一直没有公认的结论，到1857年时终于出现了重大改变。

1857年，罗林森给博尔塔特寄了一份刚刚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之后博尔塔特按照自己的方式将之释读。博尔塔特释读之后，将之寄给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并要求将之封存，然后让罗林森释读一下，以比较两人的结果。博尔塔特的意思是，如果两人释读一致，那么说明解读方法的科学性和结果的正确性。

随后，罗林森扩大了范围，建议“皇家亚洲学会”召集爱尔兰人欣克斯和法国人朱利叶斯一起参加考试。于是，罗林森、欣克斯、朱利叶斯被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释读出一篇楔形文字文献。最终，“皇家亚洲学会”组织鉴定认为：各家解释虽在细节上有一定出入，但总体一致。

1857年的“闭门考试”标志着亚述学的正式诞生，这三位被尊为“楔文三杰”，其中贡献最大者罗林森被冠以“亚述学之父”的尊号。更为重要的是，不管他们的结论在之前受到多少质疑，但之后他们的研究结论得到公认，成为权威。

当然，对这一次“闭门考试”不是没有疑问，抛开“私下串通”的阴谋论不谈，即便三人解读“总体一致”，也不能证明三个人都正确！毕竟，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都是以西方古代著作为重要依据去破译的，得到大概一致的结论也不奇怪。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是三个人都错了，因为在甲骨文破译中，同时多个大学者判断错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还有比如二里头遗址刚出土的时候，众多顶尖学者都认为是夏都，现在随着考古的深入却逐渐有了不少质疑。

由于罗林森发现的贝希斯敦铭文中，除了古波斯语之外，还有埃兰语、阿卡德语，于是随着最年轻的古波斯语被“公认破解”之后，埃兰语、阿卡德语先后就被破解。更妙的是，古巴比伦人编撰了一部苏美尔—阿卡德语双语词表和语法书，于是西方学者据此就把苏美尔楔形文字给破解了。因此，贝希斯敦铭文在破译整个楔形文字过程中的地位，可以与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塔石碑”相媲美。

按照西方教科书的说法，到1900年时，虽然还存在一些词汇问题和语法疑惑，但阿卡德楔形文字（分为巴比伦与亚述两支方言）、赫梯楔形文字、胡里楔形文字、乌加里特楔形文字、乌拉尔图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等基本都全部成功破解，连读音都神奇的被标了出来，尘封数千年的历史大白于天下。

不过，以西方学者对楔形文字的破解过程来看，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而不能肯定地说已经成功破解，已经揭开了真相，或许恰如学者金寿福在“发现和重构古埃及文明讲座纪要”中指出的“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模式”一样，楔形文字的破解也是这样。

参考资料：《楔形文字是如何“死而复生”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