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梵文研究总体来看，延续了去年的研究态势，平稳推进。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梵文写本以及梵汉翻译、对勘、比较和梵文文学研究等方面。尤其是在梵文写本和梵汉对勘方面的研究有较为突出的表现，研究领域也有所拓展，但梵藏对勘、梵藏汉比较以及梵文文法等方面的研究仍然较为薄弱，有待加强。现将本年度的梵文研究状况概述如下。

一、梵文写本研究

梵文写本的整理研究是梵文研究中的难点和热点，本年度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由霍斯特·拉斯科和李学竹主编的《Sanskrit Manuscripts in China II》一书是2012年北京国际藏学会梵文小组的论文集，该论文集共收有9篇文章，几乎都是基于西藏自治区所保存的梵文贝叶经写本的研究而取得的成果，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了解中国对梵文贝叶经的保护和最新的研究状况，同时也可看出西藏所保存的梵文贝叶经写本的特殊意义和独特价值。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的周利群发表在《文献》（第2期）上的《圣彼得堡藏西域梵文写本释读新进展》一文，详尽介绍了圣彼得堡所藏来自中亚的梵文残片有关情况以及研究新进展，同时集中讨论了其中《虎耳譬喻经》(rdūlakarvadna)中有关星宿问题，并将此经的圣彼得堡梵本与汉、藏译本以及尼泊尔梵文校本进行比较研究，指出至少有三处不同，而且对尼泊尔校本作了多处修改。这充分说明了中亚写本在修订其他传本以及探明文本源流、廓清文本传播路径等诸多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中国人民大学的张丽香发表在《西域研究》（第3期）上的《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新出〈妙法莲华经〉梵文残片二叶》一文是对人民大学博物馆所收藏的来自和田的部分婆罗谜字体梵文写本残卷的研究，确定其中两叶属于《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īkasūtra)的残片，并指出其与同样出自和田地区的早先所谓“喀什本”《法华经》在内容和字体方面都相一致，可能是同一部经的不同残叶。

作者还对该经的尼泊尔-吉尔吉特系统和新疆地区系统(即所谓“中亚”系统)两类传承的写本情况作了说明，最后将这两叶残片进行了拉丁转写，并与两种汉译《法华经》进行了比对。李学竹、褚俊杰、Eli Franco联名发表在《中国藏学》英文版（第1期）上的《阎摩敌〈释量论庄严疏·极善清净释〉导论部分摹写本》（A Diplomatic Edition of the Introductory Section of Yamris Pramavrttiklak īk Supariuddh——Folios 10a1-14b2）是对《释量论庄严疏成量品》开头部分拉丁转写的继续，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对Prajnkaragupta最初两首偈颂的解释。达哇群宗在《西藏贝叶经研究》（汉文版）上发表的《〈缘起法颂注〉梵文写本报告》是基于哲蚌寺收藏的梵文写本所作的研究，首先对此写本的概况和藏汉译本作了简单的介绍，其次，对文本作了初步的校勘，并翻译成汉文，在此基础上与藏译本进行对照研究。《缘起法颂》，又名缘起偈，由于常将此颂刻写于塔基、佛像台座等处，故又被称为法身偈。在许多梵文佛典写本末尾的题记前，也常写有此颂。

然而，《缘起法颂》虽是佛教重要而常见的偈颂，但专为此颂进行注释的写本却极为少见，哲蚌寺的这个《缘起法颂注》梵本可能是首次发现，这对研究和理解佛教的缘起思想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达哇群宗的另一篇文章《贝叶经写本中的佛本生故事插图初步研究》（《西藏贝叶经研究》汉文版）则是对梵文贝叶经写本中的绘画插图所作的研究。文章选取了14幅与佛传和佛本生故事有关的插图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构图艺术、人物面目特征、服饰、身材比例、体型、色彩以及装饰品等绘图技法的分析研究，初步判断这些插图属于印度波罗王朝时期的作品，同时对写本插图的作用、意义也作了阐述，指出插图作为写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印度佛教艺术、深刻理解佛教教义可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增加了写本的直观性、启发性、趣味性和可读性。梵文贝叶经写本中虽有大量的插图，但此类的研究成果较为鲜见，本文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应给予重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附14幅插图绘画应标明具体出处，这样可能更为规范一些。

此外，同样发表在《西藏贝叶经研究》（汉文版）上的叶少勇《北印度婆罗谜字体演化源流述要（一）》一文，对印度书写字体的起源，早期梵文字体之一的婆罗谜字体的演变，以及近代以来对印度古字体学的研究状况等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印度字体学研究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国内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极为少见。字体学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精确释读文本，还有助于判断写本的抄写年代、地域，以及其他隐藏的信息等。因此，本文的发表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梵文字体的历史演变和书写习惯有极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