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8—2009.7），男，汉族。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和巴利文专家，作家。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8岁。

季羡林12岁考入正谊中学，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习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为德文，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1935年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季羡林先生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修，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先生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先生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因战事滞留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期间曾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1946年初回到祖国，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系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外，季羡林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等职。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从其成果来看，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以下10个方面：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东方文化研究、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散文创作等，成就卓著。

季羡林先生一生支持藏学研究。1946年在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之后的第三年，就聘请于道泉先生到该系任教，于道泉先生又和原来已经在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的王森先生以及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创办了藏文专业，并开始招生。第一次招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我国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季羡林先生在《一点希望——致藏学研究中心》的信中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藏学已经成为显学。欧、美、日许多大学里都设有专门研究机构，对西藏的历史、宗教、语言、文学、民俗、艺术等等，进行深入细致认真严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累累的成果。世界各国研究佛教者几乎更是非通藏文不行，因为藏文里保存了大量印度梵文佛典的译文，原文已佚，汉译佛典中也找不到，不通藏文，研究就难以进行。接受媒体采访时季羡林先生还谈到，藏学的根源在中国西藏。藏族有长久的文化传统，藏学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汉族学者中也有不少对西藏的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发生兴趣的。近年来，他们写了大量水平很高的专著和论文。同世界各国研究藏学的水平相比，我们当然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对此我们决不能执行鸵鸟政策，或者视而不见，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为我辈所不应取。论藏文使用水平，外国学者当然不如我们。但是论辅助条件，论科学的研究方法，则外国藏学研究者又往往超过我们。我们决不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鹤鹳饮海，井蛙观天。这样是绝无进步可言的。为此，季羡林先生提醒藏学界，我们最大的弱点是对于国外研究情况不甚了解，信息极不灵通，甚至连想了解的愿望都没有。国外藏学研究的专著和杂志也十分不全。这是非常危险的，是阻碍我们科学研究进步的。当今之计，我们必须广通声气，急起直追，而且需要汉藏两族的学者密切协作，携手共进，取长补短，决不能划地为界，自立营垒。能做到这一步，我国的藏学研究就能大踏步前进，为这一门学科开辟新天地，大放异彩，无愧于我们伟大国家的声望和地位。

季羡林先生身体力行，很早就开展藏学及相关研究。《〈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2011年出齐的《季羡林全集》中，学术论著《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历史与文化》、《吐火罗文译释》、《吐火罗文研究》、《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佛教与佛教文化》、《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等，译著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及梵文和其他语种的作品，很多直接是藏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另外一些则与藏学密切相关。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精神及学术成果都是藏学界需要深入研究和继承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