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组长

我是1975年3月19日获得特赦的，属最后一批特赦的前国民党高级战犯。这一年对特赦战犯宣布留京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的除我以外，还有黄维，赵子立属起义人员也编入文史专员行列。

1975年3月29日，文强与全国政协委员郑洞国（右）相见。

6月初，全国政协在组团到延安等地参观学习之前，考虑到新旧特赦人员的首要任务是学习，便将特赦留京的文史专员编为一个学习组，参加全国政协考察学习团的活动。

1975年6月，全国政协考察学习团在延安宝塔山前。

6月7日，全国政协联络处电话通知我到政协文史专员学习室开会。会议的主持人是政协副秘书长史永，到会参加学习的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杜建时、周振强、郑庭笈、罗历戎、杨伯涛、李以劻、沈醉、董益三、溥杰、李佩青、方靖、黄维、赵子立及我等17人。主持人史永首先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新来的几位文史专员与原来的专员很熟悉，大家一定很欢迎。话音刚落，大家都热烈鼓掌，新到的专员们也起立表示答谢。

史永宣布说，从今天起，将前组解散，合二为一，成立一个较大的学习组照常学习。今天用无记名投票的民主方式产生新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本组全体人员为候选人，每人无记名自由填写三人为被选人，然后总计检票，得票最多者为正组长，依次得票多者为两位副组长。大家公推溥杰、李以劻为检票人，史永为当然监票人。这是首次采取的无记名民主投票的方式选举组长。这次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得票最多者是我，第二为董益三，第三为沈醉。史永根据投票的结果，宣布我为学习组长，董益三、沈醉为副组长。他们的分工是：董益三协助组长全力搞好学习，沈醉负责搞好全组成员的生活和劳动等事宜。

改组后没多久，我便听到有人私下议论。第二次学习会议上，史永说：“上次选举正副组长的结果，大家都是很满意的，但也听到组内有个别意见，只是作为闲谈，并未作申述或正式意见，这就是我要为之说明和澄清的事。因为有人议论说‘这次无记名投票是民主的。但正副组长3人都是旧社会一个政派组织中的人物。从将近20人中产生另外一两位不是更好些吗？’我认为，说出此话者并无偏心恶意，但未免就有些过虑。因为三位被选者虽在旧社会是一个政派，可是他们都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经过最高法院宣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此分明划清了新旧界限，又怎能仍以旧政派来衡量呢？因此，我代表政协机关宣布、也是再一次地宣布，无记名投票结果有效。我希望三位当选的正副组长努力搞好学习。”话音未落，大家热烈鼓掌，将闲言碎语彻底澄清了。

撰写史料

1961年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成立，名称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确定。我在这里得到了真正的新生，因此对文史工作特别感兴趣。我在国民党军中混了13年，并不注视历史，我相信自己的创造力，自以为有了事业成就，也就有了可写的历史。在狱中经过了26年的磨炼之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面镜子。我在狱中即响应号召，开始认真地写文史资料。我写过如下史料：《中原王汤恩伯》《西北王胡宗南》《流氓军阀孙殿英》《忠义救国军概述》《我的前半生概述》。此外还写过外调材料，总共不下200万字之多。

我得到新生后，虽已年近古稀，却如同焕发了青春。在一次例行的学习会上，我讲道：“文史专员必须名副其实干好文史工作。”这个口号一提出，首先得到史永的同意。很快，瘫痪已久的文史工作逐渐自下而上地恢复起来。上级指定我和董益三两人挑重担，清理文史资料档案，分类摘抄登记。我与董益三忙得不可开交，又拉着溥杰和杜建时参加，并使全组投入。不久又成立了政治、军事两个组，将全学习组的成员基本都安排在这两个组的岗位上。史永看我有使不完的精神，将我安排在政治组兼副组长，同时又安排我与杜聿明为军事组副组长。组内成员各负其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史专员。

1988年元旦，杜建时（前左）、杨伯涛（前右）、沈醉（后左）、文强（后右）摄于全国政协礼堂。

赵子立、溥杰、杜建时与我在闲谈中，说到文史专员在体制上居何名位的问题时，赵子立问溥杰。溥杰不知如何答复。杜建时说：“听说文史专员与国务院参事同一政治待遇，我看比得上古制的翰林院职位。”溥杰说：“我看文史专员的荣誉大大超过翰林学士。古制翰林院是清一色文人学士，我们之中有已经去世的皇上溥仪，大将军杜聿明、王耀武等的职位超过了封疆大吏的巡抚。”杜聿明赶忙插嘴说：“我是败军之将，反共反人民，小兵都不如呀！”溥杰一听也后悔自己失言，歉疚地说：“我真该死，不识时务，现在还提什么皇上呀！”我见话题已跑，唯恐闲谈谈得不伦不类，便说：“文史专员制度是周总理苦心安排的，而且发表新闻报道。我们是新生者，旧的品级都可能对比不当，但新闻给我们的恩荣是无限的、伟大的。”大家鼓掌而散。后来史永谈起此事时对我说：“你对文史专员职位问题说得有感情，恰如其分。”

私交公谊

溥仪、溥杰兄弟俩是我文史同仁中的特殊人物。我与溥杰同为文史专员、同为专员学习组成员10年。后又在全国政协学委会领导下的一个高级学习组中，我是被公推出来的副组长，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兼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在文史专员室，我先与董益三同桌，而后与溥杰同桌办公达8年之久。

1987年9月，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合影。左起：沈醉、杨伯涛、溥杰、文强、杜建时、董益三。

溥老作为王公贵族出身，我认为他是彻底改造好了。他为人诚恳，对任何人都和和气气。平日锦心绣口，从来不说粗话，不发牢骚，不埋怨。他好与我谈家史，不过他从来没有谈清楚过。主要是由于他时刻都避开帝王史、宫廷史不谈，投鼠忌器，也就越谈越难谈得清楚。

溥老在晚年书法胜人一筹，且信笔挥来，自成一体。由于他为人忠厚老实，对求字者有求必应，实在忙不过来时，为了求快，便自创了一种捷便方法，即以一玻璃瓶盛上墨汁，再用橡皮钻成一个可容笔掉入的小洞，然后作为瓶盖而兼笔筒使用。他经常将笔掉入小洞中，需要写的时候，便随时都可抽出来写。

他勤勤恳恳翻译日本一位名教授所著的《蒋介石秘录》，该书全套16册之多，限期每周要译出一段约两三万字篇幅，由我上呈做参考。他身边没有助手，译出来以后还要清稿抄录。他整天埋头苦干，午睡也只在椅子上打打瞌睡，有时忙得回家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我很希望他主动说明有难处，但他从来不叫苦，也从不向人求援。我要他写一书面报告，说明由每周交稿一篇改为半月交一篇。或请上面派一助手，既可代他翻译，也可抄录整理上呈的稿件。谁知他先同意了我的建议，后经过考虑而又作罢了。于是我只好将他的困难向史永汇报，即得到史老的批准。

溥杰手迹

有一天溥杰对我说：“由日本来北京探望我的人可分为几种情况，有的要到机场迎送，有的虽不必接送，但他们向我送礼不能不收，请我吃饭不能不去。这样麻烦的事，每月都有几次。请您为我出出主意，以后如何应付？”我认真考虑之后，提出一个方案：“首先，接见日本外宾不能看成是绝对的私事，还应看到团结人和建立友谊的一面。立足大陆，面向三胞，这是政府早有明令的规定；其次，对待日本客人，有些可事先呈报，批准后由政协派车前往机场接送；第三，对待日本客人的交际应酬，最好于空闲时写好条幅作为回赠礼物，这样连请吃饭也免了。您的字已是难得的墨宝，一字值千金，又何乐而不为。”溥老听从了我提出的方案，从此对待日本客人便十分从容了。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34辑。文章标题，文中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文强（1907—2001），原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1月被俘于淮海战役。1975年3月获得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