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上起尧舜下到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期间1400多年的历史，其内容与甲骨文金文相参而证，是研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史料。其包含的体例有典、训、谟、诰、誓、命，是纪事本末体的萌芽，也开了编年体的先河，其中的《禹贡》关于九州的记载是后世大一统思想的根源。《春秋》是孔子修订的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14年（前481）。主要记载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涉及各族关系、城筑、田赋、政治人物等等。表述历史的方法上严格按照年、月、日顺序逐条记事，对后来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有典范作用。其中比事在对待史事处理、史书编辑上更是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春秋》的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尊周礼。孔子修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书籍来伸张“王道”。书籍内容重人事，把人事从神秘的气氛中分离出来，是它在历史思想上进步的方面，也是他在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左传》编年体史书，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史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单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内容丰富，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含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三千多年间的诸多方面的历史，其内容丰富，堪称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让历代学习。其记录的时间、范围广泛，事迹全面，人物丰富，涉及典籍面广，在史料搜集取舍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尊重史实，秉笔直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些进步思想对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三国志》作者陈寿，是一部纪传体分国史，仅有纪传无表志，包括《魏书》《蜀书》《吴书》共65卷。记事上起东汉末黄巾起义，下迄吴灭亡，西晋统一。《三国志》以魏为正统，魏国君用纪，蜀吴称传，但均用编年体方式，名为传实为纪。它选材十分谨慎，如空城计等不确切的史事便不记载。它为各阶层的人物立传，内容简约，反应当时的社会风气。《三国志》是现存唯一的记录三国历史的史书。《史通》《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刘知几，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著名的“三长论”和“直笔论”。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应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

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占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记载自上古至唐代宗时期历代典制的沿革，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杜佑对文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资治通鉴》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北宋司马光撰。全书294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宋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书成，历时十九年。《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破、范祖禹三人。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且文字优美，叙事生动，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前人史论，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史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它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一直受到此后史学家的推崇，成为后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注释《通鉴》的有南宋史炤《通鉴释文》和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以胡三省《通鉴音注》最为详备。《通鉴纪事本末》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画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通志》二百卷，南宋郑樵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从上古到隋唐的的纪传体通史。是自《史记》之后，现存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通志》全书200卷，包括帝纪、后妃传、年谱、略、列传五部分，500多万字。因为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突出，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总序” 和“二十略” 是全书的精华。特别是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是郑樵独创，前史所无，实属珍贵。

书中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永乐大典》明代永乐年间编著的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类书。《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

《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编排问题。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书中插图，这些图画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绘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态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永乐大典》正本已经杳无音信了，侥幸逃过明末战乱的《大典》副本也有两千多卷的残缺。在整个清王朝，《永乐大典》被学者和统治者们重新重视和使用，也经历了被偷盗、焚烧和劫掠的悲惨命运，最终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被毁灭了。剩下的约400册零本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即使是这样，《永乐大典》这部奇书在今天仍然以其巨大的资料和文物价值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日知录》明末清初顾炎武所著的读书笔记。他自著此书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为宗旨。是他一生考证史事的结晶，是一部包含学术思想、政治见解在内的重要著作。全书32卷，前七卷论经义，8-12卷论时事；13卷论世风；14、15卷论礼制；16、17卷论科举；18-21卷论艺文；22-24卷杂论名义；25卷论古事真妄；26卷论史法；27卷论注书。

此书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考证。 《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是清朝时期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撰写的一部以评论史学为主的评论文史著作。《文》对清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理论性的认识，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认为史书的体例应该随着历史和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在编著问题上他撰述了记注的区别。章学诚还提出“史德”对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进行补充，章学诚在方志学上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绍兴人。生活于“乾嘉盛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乾隆七年中进士，任湖北应城知县，以疑狱失轻免官。后以为人幕僚、讲学、编志为生。一生穷困潦倒。其代表作为《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书中阐发了“六经皆史”的观点。主张史家要有“史德”，要求史家“善恶褒贬，务求公正”。提倡编写通史，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类。主张把国史建筑在方志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撰修方志的主张和意见。 、顾颉刚与古史辨：顾颉刚辩古史活动受到胡适的影响，他辨古史的方法与胡适的“历史演进法” 有密切的联系。“古史累地造成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在古史记载中，“时代 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我们“不能知道某 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认为必须打破古史“人化”的 观点。顾颉刚的基本观点对有关迷信古史传说起了廓清之功，对于古史研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后来，他对古史的“破坏”转移到古史的建设上来，作出了成绩。但因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他对 古史研究的工作基本停留在文献整理阶段。所谓辩古史，到后来成为辩古书，他认为这是建设新古 史的工作。 王国维和古史新证：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把新发现的材料跟古史记载结合起来，这种古史 新证。王国维在古史新政上的方法特点和主要成就，作了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于纸上之遗文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