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冬的贵阳,寒雨潇潇。贵州师范大学宝山北路校区教师楼,82岁的张祥光教授正在翻阅史籍。这位原先专攻魏晋南北朝史的历史学者,后来因教学中要介绍贵州历史,因而亦对贵州史进行研究,成果显著,发表了许多相关论文。《凌诸葛亮与贵州》《凌惕安与》《明清贵州人口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诸多篇什,从不同角度窥探贵州发展的片段,触摸贵州演进的脉络,价值甚大。《贵州文库》编辑出版工程中,第二批推出的图书,就有他参与点校的(嘉靖)《贵州通志》。

消失又复现的志书

张祥光介绍说,明清两朝543年,官修《贵州通志》有6部,即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清代康熙十一年《贵州通志》、康熙三十二年《贵州通志》和(乾隆)《贵州通志》。康熙十一年由曹申吉修,潘训纂的《通志》,已不全,因此明清两朝现存较完整的官修《贵州通志》,实际上仅有5部。

贵州在明永乐十三年(1413)建省后,近90年未曾修志,直到弘治时期,修志才提上议事日程,并经过数年的努力,方完成贵州省首部(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由谢东山删正、张道编集的明嘉靖《贵州通志》,是现存贵州省最早的志书之一,文献价值高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张祥光说,嘉靖三十年,刘大直任贵州巡抚,此后他和监察御史宿应麟倡议“增修”方志,但没想到当年刘大直死了。此后继任巡抚的张鹗翼、高翀亦也十分重视修志,但直到嘉靖三十二年才将这一动议落到实处。《贵阳府志》记载:“贵州旧有方志,简略殊甚。嘉靖三十二年贵州人议增修,以撰辑之事属东山,三十四年书成。”由此可见,《贵州通志》前后花了4年之久。

(嘉靖)《贵州通志》成书后,印刊刻量有限,流传极少。清代康熙年间、乾隆年间修《贵州通志》,道光年间修《贵阳府志》,都一直没见到这部书。《贵阳府志》说:“其书必有可观,惜佚之矣。”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也有记载:《贵阳府志》谓“东山修志已佚,故康熙、乾隆两志均未采及,近范氏天一阁发现一部,故此次修志采入者颇多。”此处说“采入者颇多”,是指(民国)《贵州通志》采用,引用(嘉靖)《贵州通志》史料的情况。

“近范氏天一阁发现一部”这句话,点出一个“秘密”,那就是民国时期在修《贵州通志》时,引用了失传几百年的(嘉靖)《贵州通志》,第一次采用该书的许多内容。“宁波的天一阁以藏天下志书而闻名天下。为什么天一阁有那么多的地方志?因为收藏者是个高级军官,他每到一地,想方设法搜罗志书,其目的是为了军事的需要,比如掌握某地的山川形胜、风俗民情等基本情况,查阅志书即可实现。”张祥光说,因为这个原因,(嘉靖)《贵州通志》才有被发现的可能,否则历经几百年,很难再看见这部书的“尊容”了。

(嘉靖)《贵州通志》前面有嘉靖三十四年由杨慎写的序。杨慎是四川新都人,在官场、文坛的名声都很大,于嘉靖三年被谪戍云南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死于永昌。被贬谪期间,他常往来于川、滇、黔之间,在贵州,他留下不少游历诗作。谢东山与杨慎是老乡,杨慎到达贵阳,谢东山闻之,便上门找其为(嘉靖)《贵州通志》写序。

杨慎在序中说:“旧有方志,殊为简略,癸丑岁中丞成都刘公大直、侍御东莱宿公应麟首倡增修,及今中丞松江张公鹗翼、侍御汝宁陈公效古、方伯德安高公翀仍俾删润,而督学宪副射洪谢公东山实主简书笔削,博引经史,旁采子集,又参访故老,咨询儒生,读治面罔遗,转炼而无秕。”杨慎对该志修纂的来龙去脉及优点,均作了简要评述。由此可见,杨慎在经贵州期间,是认真地读了(嘉靖)《贵州通志》书稿的。张祥光说,对于一个处在人生低潮期的官员来说,仍有这般兴致为一部地方志写序,可见杨慎的学养多么深厚。

以严谨的态度面对历史

嘉靖《贵州通志》共12卷,卷一地图、建置沿革；卷二郡名、星野、疆域、山川、形胜；卷三风俗、土产、土贡、土田、户口；卷四财赋、徭役、城池、关隘、桥渡、兵防；卷五职官、公署、宦迹；卷六学校、科目；卷七岁贡、祠祀；卷八寺观、官室、坊市、惠政、古迹、丘墓；卷九名宦、人物、贞节；卷十一、十二艺文。每卷分志前,均有谢东山序论,简述修纂旨要,为读者阅览该卷之提示,编辑意识很强。

如前所说,该志的原刻本,国内只有浙江宁波的天一阁收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有胶卷,上海图书馆藏有影抄本,贵州省图书馆存有根据上海图书馆影抄本而复印的版本。张祥光说,这次他们就是根据贵州省图书馆复印上海图书馆之影抄本而进行整理点校的。

整部志书规模宏大,洋洋洒洒共60余万字,就是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文献巨著。其收集史料十分丰富,对当时各府的建置沿革、经济、文化记载较为详尽,史料价值极高。张祥光说,如对土田、户口、财赋、徭役的记载,显然为学界研究这一时期贵州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素材。而《艺文》“序”目所收的《安氏家传序》《续安氏传序》《贵州宋氏谱》,是迄今所见最早记载贵州安氏、宋氏两大土司历史最早的汉文材料；志中对各地城池、儒学修建的叙述,时任知府或省级要员都有记文,使我们今天能较详细了解当时城镇和学校发展的情况；关于山川、古迹的记述,为今天开发贵州旅游业提供有价值的文献。

张祥光认为,因为是贵州第二部《通志》,所以该志难免有多处不完备和失当的地方。《四库存目提要》称其“以孝义、隐逸别于人物之外,而如陆京、张伯安诸人,又以孝友入人物志,亦无此体例也。”在“名宦、人物、贞节”一卷中,亦有不少重复,如程番府”一目叙述“龙延三、韦昌盛、石延异、卢延陵”等人物后,仅隔数行,又在“贵州前卫”一目重复叙述这4个人,前后对照一字不差,而“人物”一人两传者还有尹珍、顾成等人。“由于所见抄本不少地方字迹不清,我们在整理时,遇到不少困难,因字迹模糊、缺字,个别字句点校是否准确,亦待研究。鉴于我们的水平,肯定还有我们未发现的错误。”张祥光这样说。

对于志书的一些错漏,点校者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尽力纠正谬误,还原真相。对史实尊重,对细节严谨,是文史专家著书立说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张祥光曾在2018年第3期《贵州文史丛刊》发表《读贵州史志文献札记三则》一文,对贵州史志文献记载的“奢香见马皇后”一说提出质疑,用有力的史料证明“奢香没见到马皇后”,根本原因就是奢香到南京时马皇后早已去世。多年的研究工作,张祥光已形成“瑕疵必较”的秉性,“研究文史,不能有半点妄述,只有客观地记录和描述,才能让历史保持原貌。而点校工作,更需要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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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志记载了贵州明代中叶以前、尤其是建省140余年以来各方面的沿革与现状,资料比较详实,立体式的记述,呈现了当时贵州的基本风貌,为后人研究贵州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该书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在编纂时,比较注意现有资料的取舍；体例严谨,卷目安排得当,秩序井然,各目之前有导读性按语,阐明修纂者的观点和意旨,为阅读提供方便。该志还收录了贵州两大土司——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的家传序和世谱序、诗集序,是研究贵州土司的可贵资料。该志艺文志两卷,保存了宦游官员与本土文人对贵州山水风光、风土物产、生产生活状况的具体而形象的记录。如果说其他10卷是本志的骨架,那么这两卷艺文则是本志的血肉,是贵州历史文化的宝贵文献。它构成了当时璀璨的人文景象,读者可窥见贵州文化发展的脉络。点校本勘讹夺、补缺漏、理错简,使该志更加完善,具有较高的普及价值。

——《贵州文库》副总纂王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