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火遍大江南北。其中主人公李侠、何兰芬夫妇的原型，公认为是李白、裘慧英夫妇。但其实导演王苹和编剧林金在创作时，也参考了其他我党地下人员的事迹。如王士光、王新夫妇，也可以说是李侠、何兰芬的原型之一。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游行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叫王士光（原名王光杰）的清华大学电机系高材生，格外引人注目。

王治昌（王学昌简介）

没过多久，1936年初，王士光就加入我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成为了共产党党员。那一年，王士光21岁。

王士光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是北洋政府工商司司长。王士光本可过着锦衣玉食的少爷生活，但是在日寇的铁骑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北平沦陷，清华南迁。然而在南迁的队伍中，却没有高材生王士光的身影。

王士光身为共产党员，决定留在北京与日寇周旋。

为了通过苏联伯力电台收听到抗日广播，王士光凭借专业所学，自己在家和妹妹王光美（刘少奇之妻）组装了一台收音机和一部无线电台。

在王光美记忆中，哥哥王光杰（王士光）对无线电设备爱到痴迷。他有时以各种名义拿去王光美的零花钱，去买无线电器材。

没过多久，中共北方局要在天津筹建秘密电台，一位名叫姚克（原名姚依林，共产党员，时任河北省秘书长）的人，来找王士光帮忙。

作为信息情报重要的传输工具，无线电台的作用可想而知。1930年，红军曾缴获了一部国民党的电台，但当时战士们不知这是何物，既不能开枪也不能放炮，那部电台就被当成怪物砸得稀烂。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特意下了一道命令：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并做好保护。

后来在龙岗战斗中，我军又缴获了一部电台，但在战火中已严重受损，虽然能够收报，但不能发报。

红军又相继俘虏了国民党10个技术人员，才创立了属于我党的第一个电台。

有了这个基础，我军就决定抗日战争期间，在敌战区设立属于自己的电台。组织于是找到了这方面的高材生王士光。

姚依林

为了安全起见，姚克还给王士光找来一位17岁的名叫王新的女青年，让二人假扮夫妻。

王新原名王兰芬（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王兰芬和《永不消逝的电波》女主人公“何兰芬”必有联系），东北军将领王端华之女。当时是河北女师附中的一名学生，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王新当时本来打算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可她突然接到命令，组织让她和一位未曾谋面之人假扮夫妻。王新只知道对方是一位高材生，比她大六岁，革命积极。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组织给王新的任务她是接受的，但是和一位陌生男子朝夕相处，王新心里还是有些抵触。

在天津英租界62号路的1栋3层小洋楼里，王新第1次见到了王士光。见到王士光的第一眼，王新整个人就惊住了。

1938年初，王新来到小洋楼。或许高材生平时都沉迷于研究，都不爱整理自己。王新一推开门，就看到了一位脸色苍白，头发乱得像鸡窝一样的男子。王新后来说：

我当时看到他（王士光），手里的茶杯都撒了，泼了一身，心想：怎么这个人像刚从监狱里出来一样。

王士光第一眼看到王新，也惊讶不已：这个还扎着辫子的小姑娘，怎么这么小？

二人就这样都略带“嫌弃”地朝夕工作在了一起。

王新将辫子散开，烫成波浪头，打扮得像个贵夫人。王士光也穿上西装，戴上墨镜，看起来精神了许多。

王新看到自己的“丈夫”收拾一下，也是一表人才，就对王士光的嫌弃也就淡了几分。二人怀揣着抗日的理想，卧底在敌战区。

王士光化名吴厚和，身份是世家子弟，职业是商场电料行技师。王新化名黄慧，身份是一名家庭主妇。

姚克考虑到王新年纪太小，就安排了一位烈士的母亲和孩子一同住进小洋楼内，身份是王士光、王新二人的婶婶和弟弟。

王士光白天去商场上班，王新就和“婶婶”整理家务。到王士光下班点了，王新就会跑到阳台去跳绳。

王士光只要能看到王新在跳绳，就知道家里是安全的。

半夜的时候，是王士光真正开始工作的时间。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用绒布把发报机电键裹起来。

王新很是贤惠，每天早上给王士光做饭，家务也操持得很好。而王士光工作认真，积极努力，也给王新留下了好印象。时间久了，二人心里的最后那点“嫌弃”也荡然无存了。

在这个小洋楼里，二人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依靠，“假夫妻”有时也会上演“真情侣”的时刻。

二人的身份中，王士光是工作比较繁忙的那个，白天上班不说，晚上还要发电报。有一次，王士光实在累得不行，体力透支晕倒在地，高烧不退。

王新就寸步不离守护在王士光身旁，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照顾着王士光。即便是“真妻子”，也不一定能做到这样的地步，王士光心里很是感动。

爱情就这样悄悄地住进了少男少女的心中。

而真正让二人走在一起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次“虚惊一场”的遇险。

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察觉有情况，立刻离家躲到一处旅馆。在旅馆内，二人研究脱险的办法。王士光决定危险一旦来临，就牺牲自己，让王新抱着电台赶紧逃跑；而王新认为王士光是电台的主要负责人，就决定应该牺牲她自己，掩护王士光。

二人最终谁也没说服谁，好在，这只不过是虚惊一场。但这件事让彼此都看到了对方崇高的革命精神，以及为了对方都不怕牺牲的勇气。

二人爱情的烈焰越燃越旺。一天，王新实在忍不住了，就开玩笑地试探着问王士光：你还是“三无”吗？为啥见到我总是脸红，还支支吾吾。你是不是在商场有目标了？老实交代。

所谓的“三无”就是：有无婚姻，有无对象，有无目标。

王士光本来就接受了新式教育，思想并不那么保守封建，就大胆地吐露心声：我不是三无了，因为有你。

这一突如其来的表白，也让王新措手不及。但是她思前想后，最终还是答应了王士光。

1938年12月26日，经过党组织批准，二人正式结为夫妻。

在小洋楼上，二人没有婚礼，没有亲人，有的只是那位陌生的婶婶和弟弟。

1939年8月，组织安排二人到平西根据地，但由于发大水以及战事阻隔，二人于12月份才到达北平。在此期间，二人并非一无所获，他们有了自己的爱情结晶——儿子王启勋出生。

父母的身份在王启勋那里一直都是个谜。王启勋8岁之前，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王士光、王新夫妇到达北平后，王启勋就被交给爷爷照顾了。

大人们让王启勋管二伯父和二伯母叫爸爸和妈妈。谈到王士光最多的是姑姑，但是姑姑一提到王启勋的父亲时，总是打太极，她跟王启勋说：你爸是高材生，又会音乐，人聪明、本分、厚道。

长辈们惹不起，王启勋就去找家里的厨师。厨师起初也闭口不谈，但实在违拗不过“小少爷”了，偷偷在王启勋面前用手比划了一个“八”字。

这让王启勋大吃一惊，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八路军。王启勋想再向厨师套出一些话，但厨师说什么也不再告诉他了。直到8岁时，王启勋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母。

再回到王士光和王新夫妇身上，王启勋被嘱托父亲照顾后，王士光和王新就在平西根据地展开了工作。因为二人都姓王，战友们亲切地叫王士光“大王”，叫王新“小王”。二人来到平西，当时王世光任冀察热辽军分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副主任，最主要的工作是制造和维修军用电台。

可没过多久，二人都随部队转移，失去了联系。王士光继续担任无线电中队主任，王新则先在河北辗转开展妇女工作，后转至东三省。

期间二人都曾试图联系过对方，但均没有下落。后来，王士光的妹妹王光美去东北局查问过，有5位名叫王新的共产党员。没过多久，王士光收到了一位名叫“王新”的19岁年轻女党员牺牲的消息。

从那以后，王士光开始沉默寡言，只一心一意埋头在工作上。他又开始像从前一样不爱整理自己，整天蓬头垢面。吃饭也没有规律，饥一顿饱一顿的。

当时八路军队伍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革命夫妻双方三年未收到对方消息，允许另娶。

所以自从1943年以后，不少战友都表示要给王士光介绍对象。王士光每次回答都很干脆：不予考虑。

1945年10月，国民党的两部归航电台被我军缴获，将这它们改装成广播电台的任务，就交给了王士光。

在那个没有工具、没有资料的年代，王士光就带着战士进行各种尖端试验。在一座半地下锅炉房内，王士光用飞机残骸制作出通讯材料，用废弃物亲自烧制绝缘物品。

王士光

王士光舍命工作，连夜苦战，就算一次又一次病倒后高烧不退，他躺在病床上也不肯休息。王士光让战士们摘下门板放到他床上，在门板上拿着工具笔画着图样。

王士光后来高烧昏迷，嘴角裂开成道道血口，经医院查明他患上了疟疾，一口水都送不进他的嘴里。

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的是，王士光只要一醒来，图纸就像画在他心里一样清晰，指导着战友们工作。战士们说：

小王曾经照顾生病的大王，让他杀出白色恐怖的魔爪，现在如果她还在大王身边，大王也就不会倒下了。

终于在王士光不要命地坚持工作下，一部长波、一部短波电台组装完成。

1946年9月1日，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出现了共产党员的声音。1947年春，蒋介石怀揣着“国军决定性胜利”的痴心妄想，大举进攻延安。而3月29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出现了共产党员的声音。

后来一位国民党测向台台长被俘，他说出了当年监测延安信号的经历：

当时我监测到陕北新华电台在晋东南地区，感觉非常意外。但侦查机却报告称没有发现广播电台存在迹象。因此我担心如果如实上报，会被判处“谎报军情”，所以只好上报成中共电台在西北定边。

这也就是后来蒋介石派大批飞机前到延安西北进行狂轰乱炸的原因。但很显然，蒋介石的炸弹没有对我军起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1947年，王士光因组装电台有功，被授予“特等功臣”，颁发人民功臣银质勋章。

这次立了大功，王士光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但是妻子“牺牲”已经7年了，即便内心再激动，他好像也不会笑了。

王士光没想到的是，在这次立功后，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亡妻”找上门来了。

王新当时远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她在报纸上看到了王士光的模范事迹，这让她激动不已。

自从和丈夫失散后，王新也一直无法联系上丈夫。没过多久，王鑫也收到了王士光牺牲的消息，她伤心欲绝。王新晚年在回忆时，依然激动得双手颤抖地说：

我们既是在革命中认识的，又是党员，无论如何我也应该等待到解放再说。

相比于王新，沉默寡言的王士光在得知妻子牺牲后，说得更干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就这样，两个人都好像自动过滤掉了那条不成文的规定，谁也没有再找对象。当王新看到王士光的光荣事迹后，怀揣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果断决定一路南下寻夫。

根据报纸上的地址，王新穿过道道封锁线，连跨几个解放区，找到了延安王士光家门口。

王士光当时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二人久别重逢促膝谈心，聊了整整一晚，才知道当年对方的牺牲都是一场乌龙。王新晚年回忆：

他还是那张苍白的脸，头发乱得还是像从监狱里刚出来一样。

多年的工作压力，让王士光染上了抽烟的习惯。见到妻子后他问王新：“我可以抽支烟吗？”王新当然是不抽烟的，但她这时也激动地说：“给我也点一支吧。”

第二天，战士和村民们挤在村口，像看一对新人结婚一样，来看特等功臣“死而复生”的妻子。

解放之后，王士光依然在电子工业部门工作，为我国通讯技术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75年，王士光出版了12本关于雷达以及无线通讯方面的书籍，共计约70万字，内容专业翔实。

患难重逢的夫妻在解放之后，更加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光。90年代，王新因病住院，本来身材就不高的她，这时更是瘦得皮包骨，体重不足70斤。王士光为了能让她多吃东西，一向不下厨房的他，天天变着花样给王新做饭。

甚至王士光这位理科生，还天天不厌其烦地捧着《红楼梦》读给王新听。

王鑫后来又患上了小脑萎缩，记忆时有时不有的。王士光就像当年妻子照顾他一样照顾着妻子。王新晚年受病重的影响，不像年轻时那样温柔贤惠，总是控制不住地发脾气。但王士光能体谅和理解妻子，虽然有时候他很委屈，但也默默忍受和包容着她。

王士光知道妻子酷爱月季花，为了哄妻子开心，他在自家院子里种了10多棵月季。王士光每天推着王新到院子里赏花，王新都会像孩子一般高兴地拍起手来。

虽然当年无线电台那种细小的零件，王士光都能应付自如。但是现在他毕竟年迈了，修剪月季花时经常被刺扎到手，即便如此，他也仍然不遗余力地把花修剪到妻子最为满意的样子。

2003年，王士光因咽喉癌离世，享年88岁。

在弥留之际的最后时刻，王士光紧紧握住儿女的手，用沙哑的声音从嗓子中挤出最后一句话：照顾好妈妈。

王士光、王新夫妇一生清廉，外甥说他甚至已经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程度，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外甥要继承长辈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

外甥刘源进入部队后，一有时间就去看望年事已高的舅舅和舅妈，王士光、王新二人当时都重病在身，刘源给二老一些钱作为孝敬，但王士光却坚决不要说：军人的积蓄，我是一定不会要的。

在战争年代，王士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一次又一次被医生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王士光硬是把在后方组装电台这样一个安全的工作，干得比战场前线还危险。解放后的和平年代，王士光同样为我国通讯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现如今，陆海空雷达和老百姓的手机信号，都可以找到王士光的身影；家家户户能看上电视机，同样离不开王士光的功劳。

《道德经》有言：死而不亡者寿。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已经逝去的王士光前辈，就像以他为原型的电影那样，成为了一串“永不消逝的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