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任何国家，文史哲领域都是各国公知的重灾区，美国、欧洲都是一样的。

司马迁

第一：文史哲领域比的不是高下，比的是差异

科技理工领域不存在什么复古，古不胜今，这是铁律。爱因斯坦再牛，他也比不过现代一个普通科学家的理论水平。科技理工类的发展就是一条向上的斜线，科技永远是向上进步的，后人的理论一定比前人的更加深入合理。

文史哲领域的发展则像是一条弯曲的股市K线。

如果读一下中国的文学史，就知道文艺的发展就是复古派和创新派的交替更迭，汉赋绮丽转为建安风骨，魏晋风度转为盛唐气象，明朝重形式的台阁体很快又被重自我的性灵派取代。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已成一代绝唱，在该形式上，后人没有发展余地了。

两千年前的大哲学家，诸子百家的思想，欧洲先贤们的思想，现在依然很多人没吃透，也未必有哪些个哲学家就能提出比他们高明的理论。

文史哲的发展演进更像是古人们早就提出了一些大的框架，后代的人们不断地在其框架下循环往复，今天侧重这个方面，明天又侧重另一个方面了，但始终没走出那个圈圈。

有一句老话叫做：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比武打擂，大家可以从一个单纯的衡量指标，谁能把谁击倒，就比出纵向的高下。各个学科领域里面，理工科技类的，讲究数据和定理论证，普遍可以量化，要比谁对谁错，谁高谁低，也基本没什么争议。不说那些世界顶级的大科学家，就是普通的科技理工从业人员，比一比他们的高低，基本上从他们收入水平就能看出高下了。腾讯的一个高级工程师，肯定比某小城市小公司的程序员厉害。

文史哲领域，赚钱最多的那些文化界名人，不一定真的是业界都公认的大师，比如那些热门电视剧电影的剧作家，赚的可能比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多多了。有时候，人们喜欢拿受众的多少来衡量文史哲圈里人物的排位高低，但是那些拿着微薄收入大师的铁粉心里，却视那些畅销作家的水平如狗屎。

文史哲领域的成就高低太难评定了，90年代韩寒的作文被老师打零分，十年一晃，他也能成一代文豪。司马迁的《史记》，东汉人评价不高，鲁迅眼里就成神作了。

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那文人们要怎么来比赛呢？

文人自古相轻。古代文艺评论的书籍作品太多了，太多文人都看不起别人。曹植曾说过，写诗没人家好就不要评价人家的诗歌。

这种傲气很容易就转变为标新立异的动力，不希望和别人写出或说出一样的东西，只有不一样了，才能比出高下，而且和大众观点距离越远，越显得了不起。

于是，脱离主旋律的观点就成了公知们和其他人划清界限的办法。

培根

第二：文史哲领域的发展是一个循环往复过程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哲理使人深刻”，明智聪慧深刻的人有一个爱好：反省。

文人们看待任何事情，都喜欢看两面，马克思教的好哇！如果社会上对于一面（正能量）讲的太多了，他们就会自觉地喜欢往另一面（负能量）跑，不管另一面是不是对的，先跑过去再说。他们觉得只有天平的两面平衡了，才是真实的世界。尽管，有时天平是偏的。

屈原

第三：文史哲领域的精品很多是以文为苦的产物

文史哲自古就是政治工具，用来教化人民的思想就靠这三个法宝。就像镜面反射，政治力量刺进人心，人心千面，不一定每个人都觉得这种刺激是舒服的。那些不舒服的人，就想把自己的痛感通过文史哲再反射回社会，让社会跟着他一起哭。

看看中国古代文学史，文人们讲究文以载道，同时早早就修炼出了“以文为哭”的技能，比如屈原同学。现在的这些公知恨国党不就是一群露才扬己，然后自我感觉“有志难伸”的人么？文人是缺乏理性的，痛了就哭，只是哭鼻子没人理啊。文史哲撼动人心的力量不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能比的，国家通过文史哲来纠正老百姓的三观，公知们也懂得用文史哲引起大家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