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02月

本书特色本书是湖北文化史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国内地域文化史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分为“导论”、“文学篇”、“艺术篇”、“学术篇”、“教育篇”、“科技篇”、“宗教篇”、“民族篇”、“风俗篇”、“性格篇”。内容简介本书分文学篇、艺术篇、学术篇、教育篇、科技篇、宗教篇、民族篇、风俗篇、性格篇，全面介绍了湖北的文化。

《湖北文化史》 系著名社会文化史专家周积明主持编写，12名湖北文化史专家撰述完成。本书是首部以“湖北”为文化区域进行研究，从文学、艺术、学术风俗、性格等方面梳理湖北文化发展脉络，立论深厚，史料翔实，有利于学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湖北文化。

作者简介

周积明，1949年11月出生。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社会文化史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前任湖北大学副校长、湖北大学知行学院院长、湖北省重点学科(专门史学科)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科联副主席。1997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2年入选“湖北新世纪高层次人才”第一层次。

学术专长：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国内权威和重要学术刊物及海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种。两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分别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05年主持国家重大专项课题“清史•思潮志”。著有《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纪昀评传》、《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与社会》、《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等，与冯天瑜、何晓明合著《中华文化史》等，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文化史》等。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学奖和湖北省、武汉市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项奖励。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学奖和湖北省、武汉市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 学术篇

第三章 清代前中期的湖北学术

此处所说的清代前中期，始自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终于19 世纪 30年代末，时间约二百年。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建立到强盛再到衰微的过程。此期间的湖北学术，既体现为传统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延续和发展，而尤为令人注目的则是经世实学的崛起，还有无神论及对理学的理性批判，可说是内容丰富而思想多歧，显示出传统的学术已趋于烂熟并酝酿着转变。

二、经世实学的滥觞

在清前期湖北学者学治理学一时成为风尚的氛围中，仍有部分学者关注社会现实，力图拯救时弊，因而多少能够越出理学的藩篱，讲求一些济世救民的具体问题;还有一部分学者能不为世风所趋，别辟蹊径，致力于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前者有刘子壮、卢纮、鲁之裕等，后者有陈大章和刘湘煌。

五、经世实学的延续

这一时期的李潢和李元，恰恰是前一阶段刘湘煌和陈大章学术道路的延续和发展，他们分别在数学和动物学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而陈运镇、袁铣、陈銮的经世之学则各有特色。

陈銮(1786—1839),字芝楣，又字南雅、仲合，江夏(今武昌)人(一说为蕲州即今蕲春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一甲三名进士(即俗称探花),授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年(1822)奉命典试浙江。

从道光五年起，历任江苏松江知府、上海道台、江苏藩司等职。十五年署理江苏巡抚，十六年授江西巡抚，次年调江苏巡抚。他长期在两江总督林则徐、陶澍麾下任职，深受器重。十九年陶澍因病解职，陈銮署理两江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旋因冒暑巡河得疾，病故于两江总督任所。

陈銮驻上海时，极力支持并亲自筹办海运，制定有关海运章程，招募“沙船”自吴淞口驶至天津，沟通京津沪三处。并编成《海运全案》，由幕友魏源代为撰跋。

当时鸦片走私猖獗，毒害渐深广。陈銮是坚定的“严禁”派，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黄浦江上的商船是走私鸦片的主要渠道，陈銮署理两江总督之后，鉴于吴淞海口距离海关甚远，夹带鸦片的商船常在进入吴淞海口之后，到达海关之前设法巧为偷运上岸，陈銮即委派员司参游驻扎口外，对进口商船各仓全部用海关印条封固，并派人随商船到海关，先验封后验货。遇有近口停泊外船，即派员查明应进口岸，催促启行，杜绝偷运;并严禁小船出洋接应走私，从海关防护上堵塞鸦片来源。他还积极整顿苏、皖、赣三省营伍，筹办海防，以防不测。

陈銮还建议制订律令，以杜绝鸦片的运销和吸食。道光十八年五月，他在江苏巡抚任上曾上疏说：“制治之法，节流必先清源;用刑之道，由轻而后及重。查鸦片烟土来自外洋，凡沿海奸民运银出口易(烟)土图利者，坐谋叛已行律。内地烟贩及开设烟馆者，坐毒药伤人律。愚民吸食者，予限一年，违者依律论死。如是衡情定法，分别得差，庶几人心就正，民俗还淳，漏卮塞而国本培矣。”①同年九月，在上海查获窝藏贩卖鸦片烟土人犯一批，起获烟土一万六千余两，并谕令外商进口船只缴出烟土四万一千余两，全部予以没收。

陈銮的上述建议和行动，得到了两江总督陶澍的全力支持。

他的行动，与其后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的禁烟行动一样，是后来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先声。所以人们称赞陈銮“于查禁鸦片烟章程，筹商尤密，立法唯严”②。

陈銮一贯主张恤商爱民。道光八年，里下河及湖州水灾，他认真办理赈济，使广大灾民得以安居乐业。十五年，泰州府属九个盐场淹水成灾，产盐大减，陈銮组织商人捐款，购买谷米，按场拨发，使各盐场顺利度过难关。十七年，江苏又发生旱灾和蝗灾，秋禾歉收，他当即决定缓征赋税并广设义仓。他还在黄浦江上首设救生船，保护来往商贾的生命财产安全。陈銮持身素俭而笃义好施，道光十一年湖北大水成灾，他捐银数千两助赈;他还曾在蕲州置田四百余亩，赡养族人;在江夏置有义田义庄，作为助学和赡养贫苦无靠者之用。

陈銮“办事实心，不辞劳瘁”,虽主要致力于政务，但仍有《耕心书屋诗文集》等作品，有《先正格言》、《楚名臣言行录》、《楚帖》等史料编纂，还撰写过《盐法志》，惜未完稿。

①《清史列传》卷三八，《陈銮》。

②岳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 1983 年，第29页。

另附《湖北省志 附录》

内容简介：本志为湖北省志的附录部分，收录的内容包括湖北省大事记、湖北省著名人物、湖北省地方志目录和部分旧志简介。

编纂人员：陈辉， 司念堂， 余玉鹏

编纂单位：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出版单位：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2年11月

陈銮(1786-1839)字玉生，一字芝楣。江夏人。清朝官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道光二年(1822年)，副主浙江乡试。京官考核为二等。五年，擢松江知府，调署江宁。值水灾，赈恤得宜。调苏松太道。设黄浦江救生船，浚吴淞江口。升苏松粮道。历广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升江苏布政使，又升江西巡抚，再调江苏。在各地修水利、建义仓、禁鸦片，颇有政声。道光十一年，湖北江、汉一带大水，捐银数千两为家乡助赈。后升两江总督，兼署江南河道总督。辑有《楚名臣言行录》、《先正格言》，著有《耕心书屋诗文集》等。

第四章 晚清到民国初年的湖北学术

从鸦片战争前夕到新文化运动前夕的七十余年间，湖北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文化也随之转变与发展。概括地说这种转变与发展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旧式士人群体的衰落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二是学术的内容向现实贴近，学术的形式向现代转型。

四、“楚国之宝”王葆心①

王葆心(1868—1944),湖北罗田大河岸古楼冲人。字季芗，别字晦堂，晚号青坨老人。

王氏自幼勤奋好学，15 岁参加黄州郡试，21 岁人黄州经心书院，以“经古冠黄州八属”,深得张之洞赏识。张之洞称其文“深隐生动”,并教他再从“轩豁博大”处下工夫②。光绪十七年(1891),王氏被选入省垣两湖书院，在院期间，初治文学，后改修史学，“无不刮目相视为高才生”。光绪二十年(1894)考取优贡后，王氏已是“博学洽闻，驰名海内”③。光绪二十四年始，王氏先后任钟祥博通书院、潜江传经书院、罗田义川书院、黄梅调梅书院，汉阳府晴川书院院长，继而任汉阳中学堂、民办中学堂及两湖优级师范学堂教习。在此期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传入国内，教学之余，王氏“务振朴学以迎新知”,将国内外新知识融入教学之中，编创了一套新型教案，其大要为：“立为五法”“举知四要”“申明两门”“针砭两忌”③,颇得教育界好评，他又撰写了《浅学辑语》《西学荟说》，《群书要览》等多种讲义，努力介绍新知新学。

光绪二十九年，王葆心以湖北省乡试中第三名举人，拣选知县。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其“办学七年，成绩卓异”,保奏他任官为吏。光绪三十三年举贡考试名列第一，调京都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兼图书馆编纂，后任学部主事，并被礼部聘为礼学馆纂修。其间，因亲睹清廷腐败，外侮凌逼，发愤撰《宋季淮西六寨纪事》《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后增订为《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搜遗辑佚，将宋明末季楚东人民不畏强暴、抗拒侵略的壮烈故事，整理成为眉目清豁，情节生动的史著，用以补正史缺失，宣扬民族气节，鼓舞人民抵御外侮。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北京图书馆总纂。民国元年七月回鄂，任湖北省革命实录馆总纂，积极投入《湖北革命实录》的研究编纂工作。民国二年八月，黎元洪下令撤消湖北革命实录馆后往长沙任湖南官书报局总纂。民国六年再度人京任教育部编审，北京图书馆总纂兼北京大学教授。民国十一年应聘回武昌，任湖北国学馆馆长，后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及武汉大学教授。

民国二十一年，王葆心任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潜心研究全国志书，对其历史，地理部分详加考证，撰写了《方志学发微》。民国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十五年间，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为抢修《湖北通志》，王葆心两次北上搜抄所需材料。第二次在北平搜抄材料时，“七七事变”发生，北平沦陷。乃携带手抄稿，备历艰辛，间道返汉。武汉沦陷后，退居罗田故里，任罗田县志馆馆长。主纂《重修罗田县志》，并以《发挥初期异同荟笺》等著作抒发自己对侵略者的仇恨。民国三十三年，为进一步了解明末楚东义民抗暴保乡用兵的地理形势，抱病前往天堂寨实地考察。因劳累过甚，归家半月，竟不起，时年 77 岁。

王葆心治学谨严，认为“有棱有脊，方可言学;有本有源，方可言识”,“治学之要，始于条理，终于贯通;始于剖析门户，终于不分门户”。④主张义理、词章、考订三者并重。他对经学、史学、文学、方志学、地理学、编纂学、教育学均有研究，遗著达一百七十余种。已刊行的有《虞初支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续汉口丛谈》《重修湖北通志条议》《历朝经学变迁史》《经学研究前后编》《中国教育史》《古文辞通义》等二十余种。未刊行的有《方志学发微》《增补修志通则》《采访志书条例》《唐平高丽百济水陆用兵考》、《宋季淮西六寨纪事》、《天完志略》、《江汉献征录》《湖北诗征长篇》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一百余种。⑤

王氏早在清末已为著名的经学家，其代表作《历朝经学变迁史》，是我国近代以史著方法和体裁研究经学的新开端。其中的《经学九变图》，为日本汉学家北川泽吉采人所著《儒学通论》，译为日、朝、英、德国文字。文学方面的代表作《古文辞通义》，收采宏富，具有哲理、国文典与文学史三长。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纾曾评此书为“百年未有之作”。而史学方面，如《天完志略》、《两淮盐商列传》、《长芦盐商列传》《唐平高丽百济水陆用兵考》都很有学术价值。在整理地方文献方面，最大的一项工程是《湖北文征》的编纂，全书二百四十卷，王氏在元明两朝的选辑上，独任其劳，利用自己所撰写的《江汉献征录》，为原作者写了小传。而花费了十年功夫写成的《方志学发微》二十四卷，则是王氏在方志学研究中最见精彩的部分。

王葆心潜心研究湖北地方史志，著述颇丰。20 世纪 20 年代，王氏在清季范错《汉口丛谈》基础上续作《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虽算不上是精心结撰的史学专著，却称得上地方文献中的佳篇。

清嘉庆、道光年间寓汉乌程(今浙江吴兴)人范错所著笔记《汉口丛谈》，是第一部叙述汉口城市兴衰的乡邦文献，涉猎范围颇广。举凡前哲嘉言、近时灾异、巴蜀物产、荆楚人文、地理山川，堪舆术数，乃至人生感慨，读书心得，一物一名之辨证，一发之于书，使得《汉口丛谈》颇负盛名。

《汉口丛谈》先后至少有三种版本，即壬午刻本，壬午修订刻本，周贞亮抄校铅印本。民国十八年，周贞亮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曾将他抄校的本子出示王葆心，王氏“览而善之，欲为付刊，未果”。后来，王葆心从徐星槎处得此抄本，又命其子王夔武“写—副本藏之”,并“应新闻社之请，敷陈楚故，即广是书之旨，成《续谈》《再续》二种，携之箧中”⑥。民国二十二年，周氏抄校本与王氏《续谈》《再续》相继在汉口利华书局刊印出版，由武昌益善书局发行，署名“晦堂居士偶编”。这就是王氏《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的成书经过。

王氏曾在自序中表明：“往者有清乾，嘉间，世值承平。汉上一隅，墨客流人，流连最盛。相与蜡屐翼际，拿舟后湖。文藻流风，照耀奕际。居今晒思，慨慕无已。比以避地，竭来汉浒，适孝感徐君星槎《汉口小志》辑印已成，泛览之余，弥深感触。方乌程范白舫为《汉口丛谈》时，并有歙人黄心庵相与兴往情来，翱翔坛玷，《汉口漫志》与之并作。休明鼓吹，双管并鸣，兹风销歇久矣。今《丛谈》尚有存者，《漫志》则以未竣而佚。余尝见心庵居士编刻之《广虞初新志》，辄爱其渔猎富有。知其《漫志》，殆可比伦。侵寻放佚，不重为此邦惜乎！暑窗谊夏，笔为此书。其于星槎之书，倘亦范、黄并时之唱和也乎。”又曰：“近日有为《上海小史》者，其旨则专详见今。因淞沪大埠，自来纪述良夥，且云间一郡，明季清初，此类记乡土里俗之书尤多，美备之余，毋庸赓述。汉口则记者寥寥，故于现今外，述古旧尤详，而牵连所及，尤不以商埠为限。举凡吾乡旧典轶闻，就所绎知，皆予综述。用诏后生，聊补缺佚。虽然，范君生盛世，意主发抒性情;我生值危乱，意在网罗放失。故范书爱文藻，此作重见闻。斯则与前此之说海市，见今之上海，有不相袭者，姑以达我胸中所欲言而已。惟一时侨居，据己见推测，疏舛之处，必不能免。尚望练习君子，进而教之，越月束装将归再记。”⑦

由此可见，王氏“偶编”的《续谈》和《再谈》二书，仿范氏《丛谈》体例，网集遗闻，钩抉经史，广泛搜集有关汉口地区的史料，并就耳闻目见亲历所得，详加考订，精心整理，分别得六卷和四卷。

举凡山川形势、水道变迁、郡县沿革、经济兴衰、历史掌故、乡土风俗、名物街肆，轶文趣事，诗文佳句，都有所考载，同时又不乏精审深卓的历史洞见，其中对却月、鲁山等城址名实变迁之考证，尤为令人信服。而从商业发展的角度来论述汉口城市的兴衰，探索经济发展与地理形势的密切关系，则是此书叙述的重点。作者叙述家乡风情，笔端颇富感情，再加之缀以诗文佳句联篇成文，使其极富文学色彩。另外，本书虽以《续汉口丛谈》与《再续汉口丛谈》为名，但行文并不限于汉口地区，而将视野扩至周边许多州县直至湖北全境，乃至偶涉境外西人之事。视野之宏阔较范氏《丛谈》大有过之。可以说，几乎具备了一部湖北城镇史的雏形。但是，王氏二书毕竟是“急就章”,体例上难免有重复冗散之嫌，然而作为随笔式的著作，“璧美何妨椭”？王葆心《续谈》和《再谈》与范氏《丛谈》作为一地的乡邦文献，对于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价值，同时生动地再现了一地的风俗，使人耳目一新。

王葆心在方志学方面的研究，最久且勤，所得最富且精。早年王氏在京总纂京师图书馆书目时，见馆内对于海内方志均有收藏，而他又久欲整理近代佳志，就着手于方志学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他认为宋元以来的志书，在编写方法上各有特长，但大部分则是互相沿袭，陈腐空疏，缺乏贯通原委的旨趣，以致多散漫而无条理。

因鉴于历史方志浩如烟海，新旧志家各持一端，章实斋之书自明其一家之学，不能概括各方志学家的见解，未能汇集宋、元、明、清四代方志的源流，继往筹今，尚须进行综合研究。故在主持湖北通志馆筹备工作以后，广搜博览全国志书达一万四千余卷，亲自精心抄录了数十种全国志书的序言、凡例、目录、后跋，并对其记载内容取材方法、编纂体例、引证他说一—进行考证，对比、鉴别，附以己说，进行中肯分析，并对所引证的百数十种志书进行精详述评，指出其特点、优点、缺点、错误和历代修志中的积弊。在“辨抄袭、正谬误，审体例、寻因革”⑧的基础上，参照地理专书，找出其中融会贯通的脉络、体例变革的原因和切实可行的经验，撰成《方志学发微》一书。

《方志学发微》，全书约五十余万字，二十四卷，共分七篇。一为取材篇：说明采访、绘图、选抄材料，以及进行编写工作的程序。

二为纂校篇：前主后附，并载卷一，选取清代名家关于着手修志最为切要的章则，讨论，包括采访，绘图、考旧志、考群书、录档案，也即是取材与编纂两者的方案、具体方法和步骤及其相互的关系。

三为导源篇：根据经学、史学，杂学和地理专门的渊源流变系统，说明逐步演变汇成方志一科的由来。四为派别篇：根据宋、元、明、清修志的历史及其变迁，以此说明明，清以来旧派，清代雍，乾以来新派修志的体例，新旧两派以外各就所长而自成一家的派别修志的体例，其中对新旧两派的根源及其在体例上的分支，考辨尤为详晰。五为反变篇：列举修志主改变的前说、前例，对新旧两派改变前志的作法，作了比较说明。六为赓续篇：列举修志主赓续不主更张的前说和陈规、对旧派续旧派、新派赓新派，在续修方法上的种种不同，分别举例说明。七为义例篇：专选时代较近的有所创新的各家各志的义例，以及旧派中部分可取的体式，加以系统评述，备供新修方志览古筹今的借鉴。以上各篇，除列表以明其流别外，均分别附以按语，对原作中立论尚未畅达者，则引证他说并附己说以申明之，于其所未论及者，则引证他说并附己说以补充之，凡立论有错误的，则在附说中指明纠正。这样参同考异，原始要终，注重实用的综合研究，是前此四五百年来史志学所未曾做过的工作。

对于王葆心所著《方志学发微》，志学界评价甚高，闻惕生称该书为“旧时代方志遗产的总结，新时代方志革新的萌芽”。张春霆称之为“集方志学之大成”。⑧

可以说，《方志学发微》一书是大变革时代新旧过渡中，旧辈志家对方志遗产尽其力所能及而作的总结，为后人批判地继承这份文化遗产，为新纂修方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丰富的史学资料。

注释：

①“罗田县人民政府重修王葆心墓，董必武亲笔题‘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以表墓门。”此段文字见于罗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罗田县志》，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723 页。

②王葆心著，陈志平等点校：《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之《前言》，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 页。

③王翻身：《王葆心墓》，《湖北文史资料》1997 年第 3 辑，第133 页。

④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人物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643 页。

⑤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人物》(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750页。

⑥王葆心著;陈志平等点校：《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之《前言》，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1 页。

⑦王葆心著;陈志平等点校：《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之《续汉口丛谈》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4-5页。

⑧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人物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1999 年版，第 6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