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十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读过《丁丁游历北京城》，就和“丁丁”一起“游历”了北京，如痴如醉。上六年级时，在课本上读到《时光老人的礼物》，懂得了要珍惜时光，好好读书。老师告诉我们，这首诗的作者叫袁鹰，就是我们淮安人。从此我就记住了“袁鹰”这个名字，同时也为淮安出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诗人感到无比的骄傲。此后，我一直注意袁鹰的“动向”，六十年代见过《人民日报》刊登的毛泽东接见中国作家协会领导成员的照片，袁鹰和闻捷到中东、非洲进行文化交流的“短消息”。读过他第一次回淮后写的《四季长青的淮安城》、《淮安六记》（《人民文学》1962年7、8月合刊）。参加工作后，教过《井冈翠竹》，向学生介绍过袁鹰的散文和儿童诗歌《刘文学》、《寄到汤姆河去的诗》……可以这样说，我对文学和家乡文献的爱好是从读袁鹰的作品开始的。

袁鹰，原名田复春，又名田钟洛，1924年出生在淮安市楚州区南门更楼东原直隶总督杨士骧的旧宅内，后迁居百善巷、廖家巷。祖父田毓璠，字鲁玙、鲁渔，晚年别号耐傭老人，清光绪癸卯进士，曾先后任安徽宁国、太和知县，六安知州，田鲁渔为官清廉，为人正直，六安地方为缅怀善政曾建“去思碑”一座。辛亥卸任后，宦囊羞涩，靠当地绅商的馈赠程仪，全家十余口，方得以回到故里。1931年淮安霪雨成灾，城里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灾民，田鲁渔亲赴京津募款，设粥场赈灾救济，后又在家乡办学，办图书馆。著有《易经例证正续编》、《耐傭文存》、《淮安重宴鹿鸣唱和集》。父亲田鋆，号少渔，长期服务于金融界，能诗文，晚年关心家乡的文化事业，常为《淮安文史》撰稿、推荐作品。袁鹰幼年时随祖父左右，识字、读唐诗、学对联，打下了文学功底，祖父在家乡的善行，道德文章，对其成长影响深刻。袁鹰后来写了《淮安梦影》和《童年梦片》一组散文，回忆他在淮安生活、学习的情况。

1934年，袁鹰随全家迁往杭州，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杭州、上海读完小学、中学，在上海之江大学读书时，在著名教育家林汉达先生的启迪下，和进步同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在上海集英中学、广肇女子中学教书。抗战胜利后，由淮人、地下党员顾家熙介绍，到上海《世界晨报》当记者，不久，经党组织安排到地下党直接领导的《联合晚报》编副刊。1946年，在《新少年报》上发表了《不太好听的故事》，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编辑、记者也成了他终生的职业。

袁鹰当记者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著名戏剧家张骏祥，此后一直和文艺界知名人士夏衍、于伶、唐弢、柯灵、袁水拍、袁雪芬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上海解放后，袁鹰参加了《解放日报》的筹备工作。他的直接领导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员恽逸群，这位才华横溢的领导者平易近人，毫无官气，待人诚挚，宽宏大度。恽常说：“办党报要密切联系群众，党报工作人员不要党气逼人！”这些话对党报团结各阶层文化人，参加新中国文化事业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也成了袁鹰几十年办报的座右铭。

1952年，袁鹰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编副刊。1956年《人民日报》版面扩大，由原来基本上按苏联《真理报》四个版模式扩充为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风格的八个版。在邓拓、林淡秋主持下，袁鹰担任副刊副主编。他主张副刊要办得丰富多彩，形成独特的风格，在他的具体操作下，副刊逐步得到了完善。

几十年来，经他的手见诸报端的稿件有数十万。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陈毅、郭沫若、胡乔木的诗、文，下至一般文学青年，来自基层的投稿者，都非常欢迎，认真负责。老一辈文艺家如茅盾、周扬、叶圣陶、冰心、巴金、田汉、赵朴初、阳翰笙、邓拓、艾青、张光年等都成了袁鹰的师长和“忘年交”。萧乾、吴祖光、冯亦代、唐弢、于伶、陈荒煤、冯牧、徐迟、林林、李季、闻捷、何为等都成了他联系密切的文友和副刊的作者。早在抗战胜利前夕，袁鹰在上海认识了夏衍，尊夏公为师，向夏公学习办报纸副刊。袁鹰到北京后，夏衍也到文化部担任领导，袁鹰又把过去的“师生”之谊续上了，经常向夏衍请教，请其撰稿。夏衍对袁鹰说，搞副刊编辑犹如“做厨子”，做厨子应该适应主人们的各种口味，需要为他们调配不同的菜肴，不能偷工减料，以劣充好。袁鹰遵循夏公的教导，把《人民日报》副刊办得有声有色，受到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读者的欢迎。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提出恢复实事求是传统。思想文化战线的同志在调查研究、总结得失经验的基础上，报刊上一时出现了生动活泼的议论文章。《北京日报》、北京市委《前线》杂志推出“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专栏。袁鹰热情邀请他熟悉和尊敬的五位文学前辈：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办了“长短录”杂文专栏。其开篇《“长短相较”说》，明确提倡学习，取长补短，五位作者先后共发表杂文37篇。没想到，袁鹰的热情工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严重罪行”。

十年动乱，文艺界首当其冲，是“重灾区”。除“四人帮”的少数几个“御用文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作家、文艺家均受到冲击，袁鹰当然也在劫难逃。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造反派揪住“这一点”不放，无中生有的罗列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说他和文艺部主任杂文家陈笑雨在《人民日报》开辟“长短录”专栏是配合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向党进攻的一个“反动据点”，是“说资本主义之长，道社会主义之短”。陈笑雨被迫害含冤致死，袁鹰也遭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他同文艺界前辈和同辈人的良好关系被说成是与文艺黑线“同流合污”，他热情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文章是“毒草”，他给少年儿童写的作品是毒害“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甚至他在“文革”前把稿费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是“为了收买人心”……“文革”中，他被打进“牛鬼蛇神”的行列，关牛棚、抄家、赶出楼房住入又小又矮的平房，下放到干校去改造等等都经历过了。尽管受到了种种磨难，他泰然处之，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这一切，每天还总是乐呵呵的该做什么做什么。

粉碎“四人帮”以后，袁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主持党报的文艺宣传工作。他以更大热情为肃清江青一伙人在文艺界的影响，为迎来文艺创作又一个崭新春天做了大量工作。在袁鹰的主持下，报纸拿出大量版面给那些被错误批判的文艺作品和受到冤屈的作家、文艺家发表平反文章。如小说《保卫延安》、《刘志丹》、《三里湾》、《三家巷》、《组织部来了年轻人》，电影《红日》、《暴风骤雨》、《林家铺子》、《早春二月》，戏剧《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等，都得以重新评价。《人民日报》文艺版，还从文艺、文化的角度报道了春天的信息，发表了艾青、李瑛、柯岩、白桦等人诗文，使“天安门诗歌运动”在党报上得以回响。当《伤痕》、《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所谓“伤痕文学”出现时，文艺版非常及时地发表文章进行评价推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袁鹰从有关方面拿到陶铸女儿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后，经请示在文艺版发表，产生巨大影响，编辑部收到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赞扬《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的勇气，为中央已着手若干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为了揭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为新时期的文艺发展廓清道路，配合当时宣传中心，袁鹰主持的文艺版连续发表了“一论”、“二论”……“五论”批判极“左”思潮的系列文章。袁鹰始终站在党的文艺宣传岗位的前沿，他所做的这一切，令人难以忘怀。如今他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多年，人们每谈及至此，都不得不佩服其勇气和胆略。

尽管袁鹰的岗位在新闻界，他是记者、编辑，又担任领导工作，十分繁忙，但“业余”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现已出版的有散文集《红河南北》、《风帆》、《天涯》、《悲欢》、《京华小品》、《秋水》、《花朝》、《海滨故土》、《上海：未褪色的梦忆》、《袁鹰散文集》；诗集《江湖集》、《寸心草》、《野芹集》；儿童文学除本文开头提及以外，还有《在毛主席身边长大》、《小红军长征记》；传记文学《长夜什人――于伶传》；随笔集《留春集》、《秋风背影》、《两栖人》等40余种。真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作为家乡晚辈、忝为同行的我与袁鹰接触不多，但他的人格魅力和对家乡文化事业的关注，一些“小事”使我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我曾请袁鹰为《淮安文史》撰稿，他亲笔回信，“文史稿件不同于文艺创作，我在淮时年龄尚幼，记忆模糊，实难从命……”但仍给《恩泽长淮》一书寄来了《横眉》和《周恩来与于伶》两篇文章，为我们所编的书增色不少。解放后，他四次拨冗回淮，每次回故乡总有宣传淮安的散文见诸报端。他为家乡翔宇文学社小报题词，后该社寄上报酬二百元，他如数退回。1997年，他全家十人在其父田少渔先生率领下回到故乡，我得知后，在楚州宾馆设便宴款待，在我一再申明是自己掏钱以尽地主之谊后，他方肯出席，并“规定”不许上酒。他说，这次回淮纯属私人回乡探亲访友，不要惊动地方领导。第二天，我从单位借了一部面包车到宾馆，为他全家在淮游览参观提供“方便”。他却说，我已雇好三辆三轮车，私人活动怎能用“公车”，更不需要人陪同。面包车驾驶员把车开回单位，十分感慨地对我说：“这样的老党员、老干部，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宾馆的食宿费本来是可以打折的，他离开时坚持按原定价自己付了费用。

袁鹰的文学成就，赢得了声誉和文艺界的认同。1987年离休后，仍先后担任《散文世界》主编，《人民文学》、《儿童文学》等刊物的编委，《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评审委员会主任，主编《华夏二十世纪文学精编》（八卷）和《新文学大系•散文卷》等。他仍然笔耕不辍，写了大量深情感人忆战友、忆往事的散文和富于哲理和文采的随笔。我们衷心祝愿这位家乡文学前辈健康长寿，他的如椽巨笔永不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