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建立北宋王朝，结束了晚唐五代的纷争与战乱，开拓出统一稳定的社会环境。经历了长期分裂而统一的宋朝社会，在动荡中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的社会政治结构，导致了新的经济结构的产生和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变化与发展，并使有关的典章制度乃至社会风俗习惯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发展，反映到文学方面，便导致北宋的文学倾向由晚唐五代而为之一变。宋初文风的转变和发展，为之后的诗文革新运动和古文运动的成功及理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01宋初文学倾向的发展变化

宋初散文创作是整个宋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离开宋初散文家的努力，就没有北宋中叶散文创作高潮的到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对研究整个宋代散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文学思想的演变有着自身的延续性，是一个缓慢的转化过程，不会因朝代的更换而立即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研究北宋初期的文学倾向，也需要从晚唐五代的文学发展方向去追寻宋初文风的来源。

晚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仍无法将华丽文风除尽，毕竟“吟咏低昂，犹以声韵鉴赏，闲居欢宴，聊以舒怀，不能契然尽舍，亦人之常情也”。唯美文学的追随者认为，文学以美为最高价值，而所谓的美则纯指技巧和形式上的美，只要音韵铿锵，词采纷披，就已达成文学的使命，无须“篇篇无空文，皆歌民声痛”。

于是，在韩、柳后继者人微言轻的空当，“绮靡之徒乘机复起，递至大中以后，其势更炽”，唯美文学最终卷土而来，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大兴唯美之风的文人，有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他们的笔法、文体等，给后来的宋初文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由唐末而至五代，国脉渐微，战乱四起，百事凋敝，文坛黯然。只有“飞絮缥缨之士、怀蛟梦鸟之徒”还活跃着，写下的皆是活色生香、旖旎风流的文字，一味追求雕章琢句，卑弱衰微的行文气息十分严重。到赵匡胤建立宋朝，文坛上依然是“风流弥扇”，“务采色，夸声音，精隶事而尚对偶，骈俪之体，蔚然称盛”。

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宋史》载：“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晚唐五代的浮靡旧习，由此而被延续了下来。

宋初70年所尚之文主要是“唐人声律之体”，迷恋往返于唱和酬答，沿袭了晚唐、五代唯美文学之余风。这时的创作较之前代，更加注重藻饰，讲究用典和声韵，显现出新朝初建、国家稳定所带来的雍容典雅，已无唐末五代衰飒凋敝之气。到宋真宗时，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一些文人，尊崇李商隐，极力学习模仿他的典章用法和骈俪对仗，形成了“西昆派”，文章号称“西昆体”，特点是“对仗以四六为宗，文辞求工、求切，典事交错为美”，片面追求声律的铿锵和辞章的华美，内容上较为空洞浅薄。

但他西昆派文人大都成长于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初步繁荣的时期，因此他们的作品风格和立朝之初由五代入宋的旧文人相比更显华贵典雅。西昆体也崇奉古文，杨亿在《武夷新集·序》中说要“精励为学，抗心希古”。

西昆体迅速而广泛地流行起来，在宋初文坛上盛行多年而不衰，“从此台阁之体，皆用四六矣”。《容斋三笔·四六名对》也说“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搢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随后，西昆体逐渐代表了宋初的文学倾向，号称“时文”，当时的文人士子们对此趋之若鹜，“非工于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能者以取科策，擅名声，以夸荣当世”。

这个诏令虽然是源于当时朝廷上反对杨亿的官员向皇帝表奏杨亿、刘筠“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辞多浮艳”，客观上说应属于政治倾轧的结果，但确实极大地打击了西昆派。至欧、苏古文运动告成，西昆派“遂成绝响”。

02宋初文风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

如果说宋立朝时文风的形成主要是历史沿袭而导致的话，那么宋初近百年来浮靡文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便有着更加复杂而深刻的原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策略的实施、王朝的有意提倡，都推动了这种文学倾向的形成。

首先，在社会经济方面，统一使人民的生活、劳动获得了安定的环境，加上宋初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增加农户，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春畴雨过罗纨腻，夏陇风来饼饵香”，生产经济很快恢复，不但男耕女织的家庭得以重建，一个富庶丰足的上流社会也很快被养育出来。同时，工商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记载当时汴京“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稳定，使得宋初人民将更多精力转移到闲暇生活中去，这就为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而北宋时期，社会文化生活迅速发展，丰富多彩。宋初的贵族官僚家里常有文酒之会，佐以妓乐，灯红酒绿，夜夜笙歌。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若要用一种文体来与当下的生活相称，那非华丽的骈文莫属了。同时，骈文的发展也使社会的风气愈加趋向浮华。于是，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宋初沿袭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而继续发展如鱼得水。同时，切磋骈偶对仗的功夫也是宋初文人们排遣空虚寂寞的一个好方式，于是，追求声律和谐、词采华美的风气愈加壮大了。

其次，在政治策略方面，为了防止中晚唐藩镇割据局面的重演，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起，宋初的最高统治者们便将加强国家集权视作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逐步将兵权、财权、政权收归中央，并重用文人，以求根除藩镇之祸。

不过，“优礼儒士”的做法却让宋朝社会很快形成了重文教的良好风气，广兴书院也使北宋的社会文化氛围得到极大提升。北宋王朝给文臣以极大的尊重和优厚的待遇，使“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宋太祖就曾说“作相须用读书人”，并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法，使“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北宋还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扩大了取士比例，还采取了殿试、糊名等方法，取消了门第、乡里的限制，扩大仕途，以求网罗天下贤士，让更多有学识的寒门弟子有参政的机会。这种取士宽厚之风，自太祖、太宗，历真宗、仁宗而不衰。于是，五代十国的许多文人都入宋为官，如李防、徐铉、陶谷、陈彭年等，他们同时也是宋初最早的几位散文家，他们或典诏命，或掌试科，或司文衡，或与修纂，影响很大。

如《宋史》就记载真宗迎天书时，“王钦若、陈尧叟、丁谓、杜镐、陈彭年，皆以经义左右附和，由是天下争言符瑞矣”。他们也把旧时的文风带到了宋初文坛上来。不仅如此，他们在创作中要么回避社会矛盾，写身边琐事和宴饮生活;要么沉湎于个人的愉悦，互相唱和酬答，使文学成为了娱乐和消遣的工具，“万事不关思想内，一心常在咏歌中”。因此，浮靡文风便得以进一步发展。

此外，北宋王朝也有意提倡诗赋。诸将释去兵权之后“求田问舍”，出现了“青烟碧瓦开新第，白草黄云废旧坛”的景象，君臣相安，两下无事。为了粉饰太平，掩饰内忧外患，宋太祖有意提倡晏安享乐，歌咏升平。《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宋太宗）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上曰：‘春风喧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

在封建时代，帝王的爱好与提倡，往往能对某种文学风气的形成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宫廷里每有庆赏、宴会，皇帝便和侍从大臣唱和诗歌，逐渐形成风气。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蒯。”可见当时馆阁之臣已经唱酬成风。正是由于王朝统治者的提倡和肯定，浮靡文风才得以在宋初愈加兴盛。

03宋初文风的评价

宋初的浮靡文风历来饱受诟病，《宋史》就说它“刻骈偶，泱阅弗振”。就西昆体来说，他们虽然专门模仿李商隐诗的艺术外貌，而缺乏李诗蕴涵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所以往往徒得其华丽的外表而缺乏内在的气韵。至于模仿得不很成功的诗文更是成为典故的简单堆砌。此后杨亿刘筠钱惟演诸人，互相唱和，诗文以李义山为宗，才藻艳丽，其所著《西昆酬唱集》，不免有貌合神离之处，以致为人所诟病。

但当时的文学作品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宋初文章，尤其是西昆体，对仗工稳，用字缜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反映出北宋初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杨刘诸人所作，典赡富丽，虽不足语于文章上乘，然亦不失于工整一流。

浮靡文风的消减，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存在着致命缺陷和不足：作品题材狭窄，思想内容单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也缺乏创新，模仿痕迹很重，这些都注定了浮靡文风生命的短暂。另一方面，北宋文风的发展更替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北宋王朝经历了初期将近百年的发展之后，已培养起一大批中下层阶级出身、经科举而从政的文人，他们较之宫廷酬唱的文官，更着眼于宋朝社会的现实和国家的忧患，他们逐渐成为主流文人后对现实关注愈甚，便愈会反对只知雕琢文字而无现实意义的文风。同时，宋朝提倡读书，重文崇儒，要复兴儒学必定会反对五代颓风，以求养好士风，而在经济逐渐发展强大的情况下，浮华的世风和文风只会逐渐显露出与宋朝统治者的意图格格不入

04结语

综上所述，在经济基础以及政治策略的双重影响下，加之北宋王朝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推广，宋初的文学倾向必然会沿袭晚唐五代的浮靡风气。因此，随着北宋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新的文学倾向必定会取代以西昆体为首的浮靡文风而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史》

《武夷新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