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发以来，整整3个月，天天都是读书日，桌上堆了很多书，如果说一般书都是泛读的话，那么我仔仔细细只读了一本书：《艺苑重光：姚茫父编年事辑》（杜鹏飞著，故宫出版社，2016年）。这本400多页，30万多字厚重的书，讲了一位贫寒弟子的一生——姚华，于清末民初从贵州大山北漂至京城读书做官的励志故事。

姚华是谁？如今又能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姚华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渐行渐远渐被遗忘。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别号莲花盦主，贵筑人。

1917年，姚华在他的北京寓所莲花寺与友人合影。

姚华生活的时代处于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废除科举等晚清重大政治事件，以及辛亥革命到民国军阀混战这样一个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清末的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现在回过头看，历史学家往往过多关注革命和激进，其实很多文人处于激进与保守两极之间的夹缝中，姚华就属于清末民初被忽视的一位文人。

姚华的学生——时任民国交通部部长兼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这样评价，“先生之学，原本经史，旁通诸子百家，而深探乎吾国文字之原。凡金石书画篆刻，亦罔不覃思精研，一破古人未发之局。”姚华的另一位弟子历史学家郑天挺亦说，先生“努力经史之学，尤精说文音韵，金石书画，词曲乐律，实为一时大师......”。

姚华是名副其实的一代通才，通在什么地方呢？姚华是科举制度下最后一榜进士，成为最后的一批士大夫。1904年，姚华被清政府派到日本留学3年学习法政，回国后在清传部邮政司行走，入民国后当选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姚华从仕途到弃官、执教于京城各大学，又转向治学从艺，在这段历史中，在身份的转换中，有其自身特殊的地位。

姚华《菊花团扇面》，1909年

姚华《篆书折扇图》，1909年

1911年10月，辛亥之年，武昌起义，姚华感叹时局动荡，他于民国元年作《秋草图》并自题《秋草六首》，在序里写道，“如此江山，自伤身世，能不感物思秋，伤心成赋。”民初任职于教育部的桂百铸(1878 - 1968，贵阳人)在撰写《姚茫父先生传》时回忆道:“当辛亥之际，海内外争传秋草诗人茫父先生。读其诗者，欲识一面而不可得，以为恨，世方为声名鼎盛。”“秋草诗人”之誉遂不胫而走[1]。

如果在秋冬到过贵阳近郊的久安乡，就会看到漫山遍野是茫茫的秋草。姚华是用家乡的秋草表达无尽的忧思，六首秋草诗后，他又作《秋草诗书后》:“寒钟几度吟秋草，惘惘前尘又早秋。坐看长后空迥白日，更抛残泪洒沧州。无多才思凄凉尽，未了心情老懒休。闻道骠骑今出塞，连年烽火望中愁。”

姚华《秋草图并跋》，画心132cm x32cm, 题跋 129cm x 32cm

姚华在《弗堂类稿》其中有一篇《孝宪先生家传》记载，祖籍为江西抚州，宋元既降，五世祖避乱入黔，定居贵筑城郊打通村寨，世代清贫。“....宋元既降，沿江西迁为赣之抚人，更循沅澧以㴑牂牁，止贵筑打铜砦，再徙会城，因为县人也.....” 据《艺苑重光》一书考证，会城即贵筑县治所在，打铜砦就是如今贵阳市花溪区久安乡打通村，离贵阳30公里左右。所以常常看到姚华文章署名或题跋大都写：“贵筑姚华”。

贵筑原称“贵竹”，因贵阳盛产竹子而得名，竹又可以制作乐器“筑”。《礼记·乐记》曰:“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说文》曰:“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尔雅音义》曰：“竹本又作筑。”到了《中华大字典》里面：“竹通筑”。《辞海》(1947年合订本)：“筑通竹。”

在这里不考证已消失了的贵筑县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贵阳市的简称仍然是“筑”。如今的久安乡是归属贵阳市花溪区的一个乡。

久安乡区域地形为黔中山山地，地势起伏大，谷地幽深，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95%以上，在这片神奇的山地，地下是丰富的煤资源，山上是珍稀的千年古茶树群。站在山上俯瞰，南面有打通河，北部有吴山白岩河，两条河流由南北向东流入阿哈湖，风景如画。“打铜寨”“煤炭窑”都是现久安，这里居住着汉、苗、布依等民族。

久安乡千年古茶树

父亲姚源清（1842-1917），字澄海，号湛庵，馳封中宪大夫，私谥孝宪先生，行二。自幼家贫，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事父母孝，对兄弟友。姚华的生母——镇宁的费氏( 1853- 1890)，幼年丧父，“生忧患故勤勉苦习老逾与恒人”，生育二子一女，即姚华、姚芗和姚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家庭的教育决定了一个人的成长方向，特别是在贵州这样的大山里。姚华从五岁到十一岁，就学家塾，得益于父亲为他聘了三位老师；他从小天资过人，十余岁喜弄翰墨，经常作水画为戏作；又得益于母亲严于督促，每到夜晚，母亲就告诫自己所遭遇的天灾人祸，叫他努力学习出人头地。不幸的是，姚华十五岁时，母亲病故，天灾、战争，家境日益贫困，使他更加发奋读书，童子试以一篇“三鸟群飞一鸥翔”中秀才。

如今的久安乡有一个“茫父艺术中心”

十八岁时，姚华从艾小云先生（生卒不详）畅问古学，读到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一见钟情，终生乐此不倦，可见段玉裁对于姚华的影响深远。由于段玉裁与贵州有一段特别的经历，乾隆三十五年（1770）吏部铨授段玉裁到贵州玉屏县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省，先后任富顺、南溪和巫山县知事。而姚华成为日后的一代通才，也是因为渐渐认识到文字训诂之学对于治学的关系：“以识字为读经之始，以穷经为识义理之途”。

姚华《庾信灯赋铜盒》，1921年，“姚华刻铜”名气甚广，是民国刻铜文房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

姚华不仅是教育家、学者、诗人、文学家、艺术家、词曲家、戏剧家，还是藏书家、古物收藏家、鉴赏家，所学宏大精深，是今天许多所谓的国学大师所不可及的；如果用现在“斜杠青年”比拟，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如果愿意开出一个谈笑有鸿儒的名单，想必惊爆了朋友圈。比如姚华的恩师严修夸他“出人岂止一头地，书画诗文绝过三”；钱钟书的老师吴宓1925年一到北京，就跑到烂缦胡同莲花寺为姚华先生拜祝，梁启超也手书《寿姚茫父五十诗》成为梁启超当年的得意之作，时人皆云“此诗排奡诙谐，字字绝妙，直可当茫父小传读”，梁启超并多次书写抄送友人，以楷书书写的四条屏则长期悬挂在姚华在京住处莲花盦弗堂书房中。

梁启超楷书《寿姚茫父五十》，1925年

北京宣武门永庆胡同37号姚华故居

如果从书画的角度来说，姚华的知音非陈师曾（1876年—1923年，原名衡恪，江西义宁人）莫若，他们同龄，又“意既相同，言必有合”，当年有“陈画姚题”，“姚陈辉映”北京画坛，姚华擅长山水花卉和题跋，隶、篆、行、草无不精道。特别是1921年冬月，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归堂)自东京来游,与陈师曾一道多次到访莲花寺，于是就有了陈师曾撰《文人画之价值》著名文章，又译大村西崖《文人画之复兴》，合为《中国文人画之研究》，由姚华作序，1925年5月由中华书局印行，迅速引起轰动，一版再版。可惜如今出版的《文人画之价值》一书，不见了姚华的序，亦把当时的历史屏蔽了一半。

姚华与陈师曾合作的《古欢图》，1914年，现藏于贵州博物馆。

姚华《颖拓泰山碑卷》，陈师曾题，“颖拓”是姚华的独创艺术，在当时备受推崇。贵州博物馆藏。

1924年3月，姚华与画家凌文渊、陈半丁、王梦白等画界同人于北京樱桃斜街贵州会馆开画会，泰戈尔到场，与会者数百人，小室翠云等日本画家也赴会参观，颇极一时之盛。徐志摩全程陪同泰戈尔之行并充任翻译，后来为姚华的《五言飞鸟集》作序时写道: 那年秦戈尔先生和姚先生见面时，这两位诗人，相视而笑，把彼此的忻慕都放在心里。泰戈尔先生把姚先生的画带回到山梯尼克登去陈列在他们的美术馆里，姚先生在他的“莲花寺”里闲暇的演我们印度诗人的“飞鸟”[2]。

1926年夏，姚华猝患脑溢血，病愈左半身已残，仍凭意志日日作画题诗，创作了大量的作品。1930年暮春，姚华拟李清照词作《御街行》，题注云:“送春归，生贵筑境内，花似蔷薇，野生沿途，春暮而华，花落春尽矣，故曰‘ 送春归’。”感叹:“从离乡里，几多春华，岁岁应如故。夕阳归马，犹待我，人老谁留驻?”乡思跃然纸上[3]。两个月后，脑溢血复发去世。

姚华从1903年开始“北漂”，此生再也没有机会重回故里贵州贵阳花溪久安。在一幅题画中，他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家乡之美：

家在万山中，平地无三里；

一作江湖游，出林便层水；

早觉朝市闹，益知秋壑美；

蓄意有时泄，野烟淡然起。

在他的家乡久安乡，姚家人居住的周围有一座“轿子山”，现已更名为“茫父山”，成为久安的精神家园。山顶上有10.8米高的姚华雕像，只见他背靠姚家村庄，一手拿一支笔，一手端一杯茶，神光凝重，遥望着北京的方向。

久安乡茫父山

[1]《姚华评价·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第11页。

[2]姚华：《五言飞鸟集》，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徐志摩序。

[3]《弗堂词·菉猗曲》第255页。

作者简介：

王碧蓉，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群言》杂志社编辑、记者，1990年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先后就读于蒙那西大学艺术系和澳大利亚心理咨询师专家学院；2011年开始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外文版主编，多年来一直关注近现代艺术史、民国史，著有《百年袁家》，现为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特聘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