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2006年09月26日11:12 新京报
人物名片
阎崇年 男，1934年4月生，山东省蓬莱市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议并创建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和北京满学研究基金会。著有《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上）》；专著《努尔哈赤传》、《天命汗》、《中国历史
大事编年·清代卷》、《古都北京》(中、英、德文版)等14部。
受杨向奎影响从先秦史转到清史
从当年阎崇年的曾祖父带着干粮，走了十几天从老家到北京打工开始，阎家算得上世代经商。由于阎崇年1949年到北京后想读书，父亲和几个哥哥都很民主，就加上他5个人投票。2个哥哥赞成他上学，父亲和1个哥哥赞成他做事，加上他自己的一票，3比2，就通过了他上学的事。最终，他进入了北京6中。
阎崇年说，“我中学的历史老师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她上课老向我提问，我就复述她讲的故事，她就给我很高的分，所以我基本整个课本都能背下来了。考试成绩一好，就对历史很有兴趣，就学历史了。”之后，阎崇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的系主任是白寿彝先生。“他和几位老师的先秦史讲得非常好，白先生开了门课叫班马比较，就是班固和司马迁比较。
还有位老师叫杨钊，我喜欢听他讲先秦诸子。“阎崇年说。
后来，他又从先秦史转入了清史，这次也是受到了老师的影响：“我写了几篇文章，写完了自己心里没数，就托人请杨向奎先生给看。杨向奎原先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后来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明清史研究室的主任。杨先生看完就给我回了一封信，觉得我写得挺好，又建议我研究清史，原因有四：第一，清朝的材料比较好找，有大量的档案；第二，清史研究比较薄弱；第三，清朝的文献主要在北京；第四，厚今薄古，这是当时的政治口号，学术上响应也是适应当时的形势。”之后，阎崇年去看望杨向奎，杨向奎又对他说：“你研究先秦史没有优势。
文献谁都会看，考古材料你没有，这就只能用二手材料，不会有太大的突破。而清朝不一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就这样，阎崇年痛下决心，从研究先秦史正式改为研究清史。
差点去了北大教书
阎崇年研究清史是从康熙入手的。他首先找与康熙有关的书来看，但是，到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看这些书需要开介绍信。那里早上8点开门，去了先得办手续，书出库最早得9点，中午11点又回库，中午不开，下午2点上班，书再出库就是3点，6点下班，所以5点又得入库，一天三次，很耗时间。好在首都图书馆后来给阎崇年放宽了限制，中午可以在那呆着，和工作人员一起，人家休息他看书，第2天书也给他留着，不回库，所以尽管去首图比北图远，他还是乐意去那儿。
这时，阎崇年已经被分配在一个学校里工作，由于思想“右倾”，总看线装书，属于走“白专”路线，1963年，被下放到南口农场劳动。由于阎崇年劳动表现比较好，群众关系也不错，10个人一班，还让他当班长。劳动时他把书带下去，休息时就看。可是看书与劳动的气氛不符合，于是有一天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人反映他看“封资修”中“封”的东西。领导人还不错，说你等候处理吧。一个星期后，就又找他谈话，让他白天睡觉，晚上看瓜棚，时间上正好和大家避开了，看书的时间也多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阎崇年在一所中学教历史课。因为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一些高校想把他调入，其中包括北大。历史系主任邓广铭读过他发表的文章，想调他去北大教明清史，并说他是建国后非北大毕业生到北大教书的第一人。但是，阎崇年所在的中学不放人，最终没能调动成。后来，另两所大学也想调他，但因为同样的原因都未能如愿。
1980年，阎崇年辗转调到北京社科院历史所任所长，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1984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请阎崇年去做访问学者，“我说我职称还没下来呢，他说你下来了马上写信给我，我就一直等，等到1986年，批下来了，1987年初我就联系他。他说不行了，我这个主任不做了，新主任是搞当代史的，人家就请当代史的人了。”阎崇年说。后来，他去了费城大学。在美国访问的半年间，阎崇年到耶鲁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高校巡回演讲。
和易中天风格不一样
80年代末，阎崇年在社科院建立了一个满学研究中心，学刊《满学研究》按照满洲八旗，8本一套，出版后反响很好。
他还每两年组织召开一次有关八旗的专业国际研讨大会，邀请10个中国人，10个外国人参加，不搞开闭幕式，只是讨论，发表文章，互相批评，然后再修改、发表。让他欣慰的是，经由他的开创，满学研究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有了一定影响。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找到阎崇年，打算让他为新栏目“清十二帝疑案”做第一个主讲人。阎崇年称，“开始定我讲第一个皇帝，讲完后他们说不行，12个都你来讲，你接着讲顺治。我想了一下说行，反正顺治我也知道一点，康熙我比较熟。反正搞清史的都是我的朋友，我讲错了他们也不会说。”阎崇年说，当时也没想到会在专业以外的普及性领域中获得成功，没想到这件事情在学术圈外的影响这么大。他讲的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一部分，清朝到鸦片战争之后就没做什么研究。清朝每个朝代都有专人研究，他的重点主要是在开国这一段。“就像一个炊事员一样，什么菜都可以做，可能有几个拿手菜如东坡肉、红烧狮子头等，但别的菜我也可以做。”近日，阎崇年又重登《百家讲坛》，48讲的主讲题目为《明亡清兴六十年》。他认为，史学界素有明清不分家之说，此前，他已经著有《袁崇焕研究论集》、《努尔哈赤传》《清朝通史·太祖朝》和《清朝通史·太宗朝》，而《清朝开国史研究》正在撰写之中，他表示，“我现在讲的是比较熟悉的一块，不一定算研究得好，因为入关前的资料我看得多一点，读到的文献包括官的私的，国内的海外的，再加上些研究的成果，因此，思考得多一点。明末清初这一段也有些问题难以弄清楚，比如李自成究竟死在什么地方，就没有确凿的证据。”阎崇年称，不上电视做普及的时候没觉得很难，真做起来了觉得提高很难，语言需要简洁、清楚、通俗，这也是一种创造。把引文用平实的语言说清楚了，又准确，又简明，又清楚，比引文还困难。
说到另一位因为《百家讲坛》迅速走红的学者易中天(blog)，他认为，“各人有个人的风格，易老师有自己的经历、见解、学识和知识积累，他有他的优长。我有我自己的习惯，我天天看的都是原文，是做文献研究的，我在讲的时候引文很自然地就用到文言文，因为有的地方用文言文讲得更清楚，更文雅，大伙听着也新鲜，用大白话衔接不了。所以我的语言是将文言文和白话文两者结合，把文言文稍微通俗点，大家也听得懂，这是我的语言特点。比如说，满族兴起后很混乱，今天你抢我，明天我打你，兄弟姐妹之间也互相残杀。要用普通话说很费事，也不雅。所以我就说‘各部纷争，战伐不已，强凌弱，众暴寡’。很清楚，大家也听得懂，因为观众总有个中学文化程度，中学学过文言文。”阎崇年还认为，“学术‘雅俗共赏’、‘化雅为俗’的‘俗’不是‘低俗’的‘俗’，也不是‘庸俗’的‘俗’。”这是他自己的标准。(张弘 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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