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序一个对西方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往往会对西方精神的奇特怪异感到迷惑不解，无法用日常生活中的情理去破译西方文化一连串的历史之谜。例如，古希腊神话中那些道德败坏、刚愎自用的神究竟有什么值得人顶礼膜拜的？早期基督徒如此懦弱无能、任人宰割，还宣扬“不以暴力抗恶”，为什么却能在一个比一个暴虐的罗马统治者面前节节胜利？中世纪教皇手下无一兵一卒，为何能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并迫使强大的世俗君主俯首称臣？路易十四竟为了宗教上的原因将国内大批最宝贵的能工巧匠逐出国境，促成了敌国的繁荣昌盛，这难道不是发了疯？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如此荒唐无稽，怎么会获得当时大批受过近代科学熏陶的进步人士的欢迎？……凡此种种，都会使我们中国的读者惊奇地发现，所谓西方文化和西方精神，是不能单纯用现实的功利、既存的事实和自然的心性来解释的。那是一种“神旨的感召”，是一种超越世俗道德政治和世俗功利而追求某种“可能的世界”的普遍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所形成的法权思想和“正义”观念于无形中支配着西方传统的道德规范、政治制度和行为模式，绘写了西方数千年跌宕起伏、喧嚣不已的文明史……当然，文化心理也好，宗教背景也好，归根到底是以西方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原始、最基本的事实为基础的。在这方面，国内几十年来的研究著作不可谓不多，成果也不可谓不丰。但是，历史绝不只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那色彩斑斓、动人心弦和沉郁悲壮的世界进程也绝不能还原为一些枯燥乏味的经济范畴的排列组合。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不是完全消极地适应环境，而是以人的意识和意志来规范人的行为、改变人的环境。人生活的环境是由人的知识、情感需要和价值标准所产生的自由行动的创造物，这些产物总是与他的感性实践活动处于不可分割的交互关系之中。这就说明，在人类历史这种人与环境不断互相作用的有机过程中，如果我们忽视了一个时代的知识、情感需要和价值标准及其基本模式，忽视了文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