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夫

水梓先生集教育家、革命活动家、社会活动家、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是陇上近现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水梓先生是一个生活在新旧历史转折期的文人，在传统文化熏陶和西方文化影响下，十分关注地域文化和族群历史。曾长期收集、整理有关西北文化和水氏家族历史的文字和图象资料。他的日记延续五十余年未曾间断；他收藏清朝末年到20世纪中期的照片(包括近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的照片)上千帧；他本人的诗文数百篇……

借石他山

作为教育家，他于1915年筹办甘肃教育学会，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东南沿海诸省先进的教育经验，促进了甘肃教育的发展。在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现兰州一中前身)校长期间，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开辟校园，增添设施，广纳人才，整章建制，为兰州一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曾远渡重洋，赴欧美考察，开辟了甘肃教育的新气象。在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期间，推行新制度，创设新学校，重视体育、艺术教育，普及科学技术教育，保护文物古迹，促进城乡教育发展。

由于水梓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教育救国”的思想，所以他一直关心文教事业的发展，从各方面注意支持，加以促进。他主张“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他自欧美考察回来后，深深感到发展科学技术是国家富强之重要途径。

他在甘肃省工业会成立纪念特刊题词：“神禹往矣，考工失传。货弃于地，国计维艰。科学技术，借石他山。群起建设，力能回天。”由此可见他对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他还提出要吸收外国的文化科学技术，非学好外国语不可。他在省立第一中学任校长时，特别重视英语教学，曾引起读经派的反对。至今兰州一中外语成绩之优及其子女外语水平之高，是与他的倡导教育分不开的。在他创立省教育会，任教育厅厅长的同时，竭力提倡“尊师重教”，曾为甘肃教育界有成就的人士绘制画像，张贴在教育会的楼廊墙上，用以表彰。每逢年关节日，命上学的子女携礼品，持名片去拜谢老师，以示尊敬。当兰师附小一位老师接到他的名片和礼品时，感动地说：“教育厅长如此尊重我们穷酸（教员自谦），我们只有‘乐育英才’以图报答！”

雄才善辩

水梓既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又有能言善辩的雄才。他的演讲很能吸引人，笔者曾多次听过他的讲话。他经常引经据典，阐明事理，有时慷慨激昂，促人奋进；有时凄切悲痛，催人泪下；他的言谈往往带有诙谐幽默感，听者为之忍俊不已。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会议，水梓以国大代表资格参加了会议，其间他以政治活动家的姿态出现在各个场合，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报纸上有“国大之水”的称号。当时竞选副总统的有于右任、孙科、李宗仁等，而李宗仁就利用他的优势，极力敦请水梓为他争取选票。水先生审时度势，在南京“大三元”酒店请客，发表讲话支持李宗仁竞选，为李赢得了不少选票，结果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会议期间，能享受坐轿子游览金陵名胜古迹者，在西北各省代表中只有陕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和甘肃的水梓二人，一时传为佳话。

长于诗词尤擅书法

水梓长于诗词，收入《煦园诗草》有三百余首。尤擅书法，他吸取各家之长，晚年归宗于褚（遂良）、虞（世南），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字体端凝持重，清秀潇洒。1948年，他为张治中将军在榆中兴隆山修建的“喜松亭”书写的亭额及对联：“静调琴韵听流水；更历岁寒爱老松。”为书法家所称赞。

水梓生平喜爱戏剧，且有研究，他对秦腔的源流有独特的见解，著有《陇上旧剧琐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冯玉祥部队入甘后，他曾与魏绍武先生在兰州办过秦剧“觉民社”，为甘肃秦腔培养了不少艺术人才。他对戏剧的兴趣很广泛，不仅限于秦腔，其他剧种如京剧、豫剧等，也多为欣赏与研考。还值得一提的是水梓一反历代文人学士蔑视戏剧艺人的世俗观念，他认为艺人（演员）在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他对民初兰州秦腔著名演员史月卿和以后豫剧名演员常香玉、陈素贞和新秀王景云等人的表演艺术，大为赞扬，并倍加推崇。当文史学家们津津乐道戏剧时，水梓说：“戏剧中，大有学问在焉。”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毛泽东对他曾有评论：“顾颉刚先生的学问，一半是戏中得来。”那么水梓先生的学识渊博、善于辞令，也可以作如是观。

不用翻译

抗战时期，甘肃省是我国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苏联援助我国的抗战物资都经新疆至兰州转运全国各地。当时水梓先生以甘肃省中苏文化协会会长身份，开展多种中苏友好抗日救亡活动。

那时苏联领事馆址设在颜家沟，离水梓先生家花园——煦园不过一二百米距离。水梓先生不仅经常被领事馆邀请参加各项与抗日有关的会议和活动，还经常邀请苏联驻兰领事阿瓦诺夫、军事代表阿克莫夫等人来煦园小聚，抗战时期水梓先生在兰州和苏方人员交谈可以不用翻译，这点令苏联人也很吃惊。

还有一件至今鲜为人知的事：

1938年2月23日，日机20架铺天盖地地由东北方向侵入兰州市上空，我方空军与之展开激烈空战，但日机还是将大量炸弹投入黄河沿岸(目的想炸毁中山桥)及市区。在这次轰炸中兰州许多古建筑均被炸毁，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兰州佛教名刹普照寺(又称大佛寺)及藏有大量珍贵佛经的藏经楼被炸毁，主持高僧蓝众诚(又称蓝方丈)遇难，藏经楼化为灰烬。继任方丈释月庵(即王月庵，为蓝大师弟子)将残存于未被炸毁的观音堂中部分经卷匆忙转移于安宁堡某处。1939年5月在兰州佛教协会邓隆、裴建准及水梓先生的关心支持下，释月庵方丈将这部分残存经卷转移到水梓家煦园存放。这部分劫后余生的经卷被水梓先生安放在煦园最南部的三间僻静房屋“留云山馆”中。

大佛寺残存经卷在煦园保存了好几年，得到水梓先生的精心保护，不仅常年委派可靠亲友专职照管，子女们也参加经常性的打扫、拂尘等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年，在释月庵方丈主持下，对这部分经卷又就地进行了修补，并更换了经卷包皮后，择吉日迎送到兰园观音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