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作为三国头号政治家，诸葛亮治蜀成就斐然，但有一项事业却毁誉参半，甚至可以说是批评大于赞扬，此即五次出兵北伐曹魏。其实，以诸葛亮的深谋远虑，他当然很清楚在“益州疲弊”的情况下北伐会加重国力的耗损，引发民众的怨恨，并且成功的可能性极低，但他却依然一意孤行。如此看来，这其中必然有诸葛亮不得已的苦衷。笔者不揣冒昧，认为原因大概有以下4点：

三国初期形势图

维护政权的合法性。蜀汉僻处西南一隅，虽然版图、人口、财富、兵力远不及曹魏，但之所以仍旧得到大量汉朝遗臣、名士的支持，无外乎刘备出身宗室，代表着汉朝“正统”的延续。然而，这种“正统”地位毕竟是很不稳固的，如果蜀汉不能完成北伐中原、光复汉室的目标，那么它的合法性便会大打折扣，彻底沦为割据一方的伪政权，其灾难性后果可想而知。

由此说来，“北伐灭曹”不仅仅是蜀汉政权的政治口号、既定方针，而且也是它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是其在益州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正因如此，诸葛亮在北伐中原问题上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不管国家实力能否支撑起这项艰巨的事业，他都要义无返顾的去贯彻执行。国家强大时，自然要大规模北伐；国力衰微时，同样需要进行小规模的骚扰。

诸葛亮五次北伐形势图

为理想而献身。作为蜀汉政权的战略规划师和政策执行者，早在正式出山之前，诸葛亮便通过《隆中对》为刘备提出远景战略蓝图，从而为后者指明前进的方向。按照这套战略蓝图，刘备应该占据荆、益二州，首先与曹操、孙吴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然后跟孙权结为稳固的盟友关系，而一旦天下形势发生剧变，则由宛洛、秦川分路北伐，最终完成消灭曹氏集团、匡扶汉室的大事业。

《隆中对》中提出的终极目标，既是刘备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诸葛亮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他之所以视曹氏为仇雠，很大程度上缘于青少年时期的人生阴影。原来，曹操当年攻打陶谦时，曾在徐州境内大肆屠城，当时仍居住在故乡琅琊的少年诸葛亮目睹曹军的暴行，难免会心生愤慨，必欲除去曹操而后快。既然诸葛亮选择与曹氏为敌，那么受政治理想的驱动，就不能不促使他坚定不移的从事北伐事业。

白帝城托孤

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众所周知，刘备与诸葛亮之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君臣关系，而是兼具朋友、亲密战友的关系。为表示对诸葛亮的尊崇，刘备不仅拜诸葛亮为丞相，封武乡侯，而且在临终前还委以托孤重任，甚至还授予他可取代刘禅做皇帝的特权（“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卷三十五》），如此圣恩眷顾，岂是其他帝王可比？

刘备既然如此厚待诸葛亮，那么，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深受知遇之恩的诸葛亮不能不满怀忠君爱国思想，责不旁贷的接过先主未竟的北伐事业，毕其一生以贯彻执行。不过，为了完成这项无比艰巨、几乎毫无胜算的使命，肯定会有大量蜀汉士兵、平民白白死伤，巨额财富被空耗，但这并不能让诸葛亮改变心意，这点理应得到后世的诟病。

四川地形图

忘战必危。纵览史书，在四川称王称帝的政权共有11个，但这些割据政权无一例外能走出这块盆地，反而最终都成为被消灭的对象。究其原因，蜀地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加之四周全被高山峻岭所包围，进出四川的道路极为艰险难走，因此生活在当地的民众自保心极强、进取意志薄弱，久而久之很容易造成军备废弛，失去战斗能力。

作为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诸葛亮当然明白“忘战必危”的道理，深知若蜀汉安于现状、固守一隅，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诸葛亮必须率军走出四川，跟北方强大的曹魏政权角力，虽然明知胜算不大但依然要勉为其难。因为，只有主动发动战争，蜀汉政权才能做到凝聚人心，使士兵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从而实现巩固政权的目的，舍此再无它途。

诸葛亮五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

虽然诸葛亮为北伐事业倾注了满腔心血，但他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除了用人不当、后勤不足、战术失误等次要原因外，曹魏政权的异常稳固和天下人心早已不再思汉无疑是关键原因。然而，在一向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诸葛亮最终却能升华为士大夫的精神导师乃至是神，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那份伟大的家国天下情怀，那种为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执着。

参考书目：《三国志》、《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