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浙江大学亚洲文明讲坛系列第二讲之纪要。

【主持人语】

本次讲座是浙江大学亚洲文明讲坛系列的一部分，浙江大学新成立了亚洲文明研究院，希望以亚洲文明为切入点，推动人文建设。这是“支遁人文讲座”的第二讲，取名“支遁”，因支遁是中国佛教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最重要是他的学说兼儒、释、道，活动跟杭州十分密切。这个系列的讲座主要是为了给研究生提供一些跟名家交流的机会，除了校外的老师，也会邀请校内的老师，后续讲座请大家继续关注。

仇鹿鸣老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的研究兴趣涵盖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史料等诸多领域，代表作包括《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2012年）、《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2018年）。中古政治史的研究，很多时候跨越初唐到中晚唐都很难，而他的研究从魏晋一直到中晚唐，具有非常广阔的研究视野，有关魏晋及中晚唐政治的研究，从研究思路到研究方法，广为学界关注。

浙江大学历史系冯培红、吴铮强、秦桦林，中文系叶晔、林晓光，古籍所周佳，浙江大学高研院驻访学者闫建飞（湖南大学）、田晓忠（云南大学）、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于溯（南京大学）等诸位教授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内容】

一、妾身未明的政治史

作为史学研究者，我一贯主张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从19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接受着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引进西方的一些思想、概念，当然有它的意义，但如何落实到中国史本身的材料和研究特点中来，是很多学者面临的挑战。如果反观自身从属的学术史，在我看来，我们和我们的老师一辈，从写作习惯和研究方法来讲，更多接受的是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并不是根植于中国本身，而是受到了西方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报告希望分梳出这种背景下的政治史研究的学术史脉络并谈一些自己的思考。

众所周知，政治史长期以来是历史编纂与研究中的主流，直到20世纪以后，随着年鉴学派的兴起，强调长时段的观察及对结构的揭示，使得以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被视为“海面上的浪花”，失去了历史研究中的皇冠地位。20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从西方来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历史学的思考方式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学的影响，70年代以后，又受到人类学的文化理论的影响。在这种浪潮的冲击之下，既往以事件、人物为研究中心的政治史由于缺乏给历史变迁提供“结构化”解释的能力，成为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浪潮下的弃儿。

政治史研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史可以被研究（重现）吗？实证研究强调的是还原或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我们都承认，越是高层的历史人物，其还原就越困难，历史不能够被重现，历史人物及事件的研究意义在降低。从年鉴学派兴起以后，这种挑战是普遍存在的。虽然1950年代国内比较封闭，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比较晚，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建国前三十年的研究有非常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研究也是高度社会科学化的。在当时的讨论中，帝王将相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流。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潮流的变化，政治史研究的地位是在不断下降的。

第三个背景是最近十年来不少学者提倡新政治史的研究。目前西方学界流行的新政治史主要集中于记忆、符号、仪式、话语、观念、心态与集体行动等议题，实际是新文化史浪潮中的一个分支。在这样的脉络下值得思考的是，什么可以成为政治史研究的对象。如果从史料来讲的话，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编纂过程中，最核心的材料都是和帝王将相的活动有关，尤其是在古代史的上半段，不管是正史、笔记、墓志或文集，最核心的材料都与政治人物的活动密切关联。研究中古史的学者需要思考怎样更好地处理这些材料，如果照搬西方的理论来讨论中国史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史的上半段，面临的挑战很大，并不能在材料上得到很好的落实。

二、中文世界政治史研究的演化路径

中文世界政治史研究的演化路径首先是来自陈寅恪的研究范式，这点很多学者都已有总结。陈寅恪的写作尽管是半文言的风格，他对历史问题的思考方式其实是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的研究尽管讨论的是政治人物，却并不以政治人物为中心。其研究范式是通过对政治人物不同家世背景、地域出身、文化渊源、政治立场的分析，勾勒出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并以此作为研究某一时期政治变迁的基础。这种走向，是从个人走向群体的研究，他所讨论的政治集团并不是传统史学讨论的朋党政治，寻找的其实是一个结构。

较之于传统史学，陈寅恪的贡献大凡有二，一是综合考虑家世背景、社会阶层、文化风习、人事关系等各种因素，使“政治集团”这一概念统摄了政治、社会、文化三个互相关联、互为支撑的层面，使之初步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解释力的分析工具。其次，不再将政治集团的进退与治政得失乃至王朝兴衰联系起来，而是将其置于中古社会、文化变动的背景下加以讨论，不但超越了传统“党争说”汲汲于君子与小人之辨的道德训诫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将“党争”简单等同于政治权力与利益的争夺。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勾勒的一系列政治集团及其消长，如关陇集团、牛李党争，谈的是政治权力，但他真正的着眼点是社会阶层的升降。某种程度而言，社会阶层以及因阶层差异产生的文化区隔是陈寅恪改造“党争说”过程中引入最重要的现代史学分析要素。

我们一般把陈寅恪的研究纳入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范畴，但这个传统的形成其实是比较晚的。194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阶级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的指引下，史学研究是以经济史为中心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史。而我们现在的研究，相当程度上受到的其实是1980年代以后一些新的史学研究典范的影响。具体到中古史，以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为代表；在唐史领域，80年代以后黄永年发表的一系列以批驳陈寅恪具体论点为基础的讨论，及其最后对于三到九世纪政治史的勾勒所构成与陈寅恪相悖的具体性的论述，是我们现在接受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真正的影响及其在教学中的普及要19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时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1980年代以后的政治史的研究，更偏重于政治，对社会阶层的关心是在下降的。

我们注意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物和政治讨论的兴起，是1980年代以后才活跃的。这其中有两个传统在发生作用，一个是对于人物评价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中国历史上“以史为鉴”的传统的影响，1980至1990年代的一些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是通过人物传记的方式呈现的，包括对于重要人物的翻案与讨论，以及对具体朝代的评价的调整，都落实在这样一个脉络下。这种带有评价式的切入史学问题的方式，要到2000年以后才慢慢消失。其次是考据的传统，1980年代以后主要是对历史上的一些政治疑案或关键史实的重建，产生了一些非常精彩的研究。这样的推进其实是放弃了原来的陈旧的解说方式，对具体史实的复原有所推进。

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史实的复原有很大的成绩，对于政治事件之间关联性的解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建立“因果解释”作为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史学的产物，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即云：“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在传统史学的研究当中，大多数研究者似乎都不太注意区分“因果性”与“相关性”之间的不同，致力于勾勒连续性的线索，不免有陈寅恪所谓“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嫌。

布罗代尔对西方政治史研究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批评，他指出一个事件在必要时可以表现为一系列的意义和关联。它有时表明非常深远的运动。而且，借助于昔日历史学家所珍视的“原因”和“结果”的游戏（无论这种游戏是否牵强附会），它可以占有比它自身的时段长得多的时间。因为它具有无限的延伸性，所以它可以不受限制地与所有的事件、所有的基本事实结为伉俪。

三、社会网络与政治集团：一对概念的分梳

接下来是我个人在政治史方面的尝试，尝试在原来政治集团的概念下，如何变化出一些新的分析工具。我想强调的是，史学研究要保持它的人文性，不能过度科学化，但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上要提高它的精确性和论证的严密性，需要对自己的研究概念有更严格的定义。

政治集团一词尽管经常被学者所使用，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其实相当模糊。若要将其与普遍存在的社会网络作一区隔，政治集团形成的基本要素需有一较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如果说社会网络或亲或疏、不具有排他性，政治集团则紧密结合兼有排他性。从王朝政治的日常而言，因庇护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网络虽然也会因人事关系的变化，发生分化重组，总体而言仍是一种广泛寄生于官僚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存在，而政治集团则是暂时的且非连续性的。如果说庇护关系宛如庸碌而平淡的日常，政治集团则象征着短暂而剧烈的变化。

从具体尝试来讲，是把士大夫政治的讨论和具体事件的讨论做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讨论。中唐以后，开始有大量文集的存在，能够比较清晰地复原士大夫的交友和私人的密切关系，但这些私人所建立的交友网络，是否能投射到政治上，这种联系要做清楚的界定，社会网络与其政见是需要做区分的。

政治集团的概念在现代社会很容易找到对应物，比如党员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与义务，但将之推广到古代的时候就面临着很多问题，古人说的“朋党”以利相合，并没有明显的切割。我注意到内藤湖南的一个假说，毫无疑问，这个假说是为唐宋变革论服务的，他指出“唐的朋党，不过是以贵族为中心，专以权力斗争为事。到宋代，则以政治上的主张，或由学问上出身的不同而结为朋党。这说明，政权自从离开贵族之手以后，由婚姻或亲戚关系而结成的朋党渐衰，而由政治上的见解，或由共同利害的原因，结为党派”。他认为唐代的政治斗争依然以血缘为中心，到宋以后才以政见为中心。

以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为例，新旧之争的核心当然是政治理念之争，政见的分歧导致了双方重要人物的对立，但正如之前学者指出的，新旧党争的面貌并非如此纯粹，尤其是随着政争的激化与持续，每一项政治决策与官员任免，都可以成为双方角力的舞台，顶层的政见分歧传导到中下层，转而受制于原有庇护网络中的各种人事纠葛。如果借用上文“社会网络”与“政治集团”这一组概念做进一步分梳，可以进一步观察到“政见—庇护”复合结构的存在。在上层有政见的区别，但在下层的运作上，和庇护关系有较多的联结。

假设这个概念能够形成，又变成了中国社会体制论的一种说法，在材料比较多的唐中期到明代，都可以用这一套理论去描摹。它本身有多少价值倒是其次，是希望通过对概念及学术史的思考，来提高研究中表达及运用概念的精确性。

四、过程与文化：政治史范畴的扩展

较之于传统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停滞，2000年以后的政治史研究依然发生了可观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政治过程”与“政治文化”这两个观察维度的引入，拓展了政治史研究的范畴。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引入“政治过程”这一概念，大约出自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一书，寺地遵的研究与以往政治史多用力于形态、结构、静态方面的做法不同，而是观察其运动、冲突、动态的方面，通过对过程的细致把握，展现政治活动的复杂性。寺地遵的理论进入中国稍晚，更早体现这种概念的研究是李开元对汉帝国军功集团的分析。2000年后形成的比较精彩的研究，还有一种是把具体的政治事件与空间结合起来，在制度史研究上，则是把某一具体的行政单元的空间转换与政治权力的转换结合起来。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陈寅恪将社会阶层与政治集团相结合的研究，固然有不少弊端，究其要旨则是尝试揭示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政治过程研究强调复杂性的同时，却回避了结构，永远呈现变动与未完成的状态，描述代替了解释。我们可以在写论文时广泛收集材料，尽可能地复原史实，但最后上升到对一个时代或王朝特征的描述时，却往往是回避的。研究越来越细腻，却很少有人去做更宏大的讨论。

政治文化一词在国内学界产生巨大影响，或要归功于内外两股潮流，一是脱胎于士大夫政治研究，较早标举这一概念的是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其次则是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一概念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传统的变化有关，1980年代在中国史研究的各个断代普遍关心的是士大夫这一政治阶层在整个中国社会当中形成、演变与瓦解的过程。这一研究是有现实关怀的，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地位的变迁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在我看来，这可能与西方史学的影响没有太多关联，而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自身的社会演变所刺激的产物。

这种研究与西方的新政治史有比较接近的一面，都强调思想、观念、符号，即政治的象征体系对政治本身的制约，随着政治文化这个名词被广泛接受、乃至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议题后，反倒激发了学者对谶纬、祥瑞、灾异等这类传世文献中大量留存而且与政治行为关系密切史料的讨论，产生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论著。

在最近十年，政治文化代表了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一些新的方向，也激发了一系列精彩的讨论。但具体什么是政治文化，其定义依旧非常模糊。政治文化研究范围的膨胀及边界的模糊，使得这个概念显得无所不包，甚至可以说除了具体政治斗争与人事关系之外的政治史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范畴。不过概念的精确与范畴的扩展往往是一对矛盾，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研究门类，已得到学者的公认，但在“横的拓展”的同时，似乎并没有真正成为有效的分析工具。指出这样的不足并不是否定它的贡献，而是出于对学术史的关心与反思。

五、如何走向更好的政治史研究

反观西方政治史的形成，其实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西方政治史来说，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建立国家的认同与记忆。传统西方政治史最核心的两大议题是国王与战争，国王指代权力，战争包括外交与和战的研究。从这一传统而言，包含在新文化史范畴内的以象征符号、记忆为中心新政治史的兴起，并不令人奇怪。但就中国史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汉民族聚居的状态，大多数时候不存在建立民族认同的目的。西方政治史演变的脉络和其本身的社会构造有关，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移民的进入以及1950年代以来的反殖民地的浪潮与殖民地的瓦解。但中国在近代以来所处的另外一种社会轨迹，其实不太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西方的研究模式可以借鉴，但不能够完全照搬。

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理论的驱动，时至今日，与国际接轨的任务可以说已大致完成，国际学界流行的方法与议题，很快都有学者在中国史领域中予以引介尝试。在此背景下，我们或稍可反思对“理论进步主义”的崇拜，并非新的理论与方法就一定能带来研究的突破，重新检视史料的特征，并承认其边界与局限，在此基础上，再思考新方法运用的可能。

其中一种可能是完善政治史研究的“技艺”，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随着最近十几年电子检索技术的发展，在具体史实的廓清上，我们较之前人研究是有进步的，但我们无法承认自己所做的研究就是历史事实。史学研究的核心建立在对基本事实廓清的基础上，目前的问题是要如何更加“客观”地思考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以及什么才是更加值得研究的“事件”。诚然，什么才是重要的、值得研究的“事件”，并非天然形成，往往需要经过“历史”与“史家”的赋义。近年来侯旭东发表了对鸦片战争的讨论，一开始鸦片战争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它的意义是后来不断被赋予的。随着最近20年来对近代史的开端的理解多元化以后，它的意义又在下降。

我们需要尝试去寻找政治史当中能够反映结构性变化的事件，否则政治史的研究会变成一个个事件的孤岛。更重要的是，事件会反馈结构，政治史研究的核心是权力的生成与运作，这或可被视为对一个相对稳定结构的揭示，属于政治的日常，但是结构往往会遭到事件的挑战与破坏。大多数事件或许仅是扰动，但有些事件可能成为重塑结构的契机，这便是结构中的断裂点。尝试抓住“决定性的瞬间”，重新赋予事件以意义，这一点在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也得到普遍的注意。因此需要被抛弃的不是事件史，而是解读事件的方法。事件史要变得有意义，是要为众生提供一种连接，而不只是简单的史实复原，这种连接需要更多的研究实践。

最后，如何走向更好的政治史研究？一种是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以北京大学的学者为中心所形成的有力的学术研究脉络，这种政治制度史在我看来，不是政治史加制度史，而是和政治有关的制度史的研究。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中，政治史与制度史都有丰富的材料保存下来，政治与制度有一个共通的“过程”。邓小南提倡的“活”的制度史，其实关涉到了传统政治史对有形制度的讨论，和“活”的制度史对于制度运作的讨论。制度的形成、破坏对政治活动当然有制约与影响，通过有形的制度，可以考察无形的权力。如果研究中国古代的王权，这样一种连接可能会比较符合古代史研究中的材料分布状况。这样一种连接提示我们在长时段观察中国古代政治结构或统治方式的变与不变。有形的制度，包括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无形的权力，包括运用权力的个体与群体，这两者的结合，或许构成更理想的政治制度史。

其次，是要从对史实复原的过度强调（往往导致推测）转向对权力结构的观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需要承认考据与材料的有限性，不能在材料不够的情况下过度强调对史实的复原。我们可能需要转向对权力结构的观察，建立对某一个时代的权力结构的分析，而不是过度强调某一个人或某个人群在其中的作用，这样可能对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稍微有一点纠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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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环节】

Q1：如果站在史学研究的外部，是否需要有那么强的方法论研究的焦虑？事件史本身的意义是否一定要有所突破，去跟结构性的政治史有所碰撞，成为增强或验证结构性政治史的存在？

A：从个人情感上来讲，我是毫不焦虑的，我对史学的理解偏向新史学的立场。毫无疑问，政治史的研究在现代史学发展的脉络中，早已失去垄断性。政治史作为一个研究门类，在研究方法与范畴上，较之于后期的经济史、社会史，是需要界定的。作为研究者，有义务在现代的史学规范下，去界定它基本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关于事件史的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尝试对现有理论有所回应，将不利于对史学研究的推动。政治史研究尽管非常悠久，但方法并不高明。我们需要对政治史研究的“技艺”有所拓展，这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的推动。

Q2：历史学本质上在于对材料的分析与处理，历史学科缺乏自身的理论，在讲座中您提到要打破对“理论进步主义”的崇拜，那么历史学是否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

A：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在于对史实的还原，优秀的历史研究者多少都有一些细节的偏好，去呈现事实的复杂性。在对历史事件还原的同时，我认为不能放弃对史学因果的解释。对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西方史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20世纪中期以后，绝大多数的分析框架都源自社会学，这与历史学本身的变化有关，史学研究要成为经验事实的提供者还是要尝试对人类的某一历史的框架性的解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偏好。就目前的史学研究来说，至少可以通过经验事实来修正一些理论，对于更宏大的关怀，不同研究者由于自身所受学术训练及能力的不同，是有差别的。

【讲座预告】

主题：石刻文献与佛教研究

主讲人：冯国栋 教授

时间：3月17日下午3点

地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319会议室

题目：前现代帝国与它们的宗教政策

主讲人：孙砚菲 副教授

时间地点：3月23日下午3点

地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319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