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墓砖“抱简图”

原砖现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汉字是当代人类仍在使用的唯一的一种表意文字，是人类社会中实际使用的历史最悠久、使用人数最众多的文字；现代之前，用它来书写的书籍文献的品种，也一直远超过任何一种其他文字。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对汉字的字音、字义、字体结构及其历史变迁的文字学研究，以及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与讨论，一向为中国人所重视。在这些方面，适应不同读者需要的读本为数还不算太少。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除了甲骨学这个特殊领域外，人们尤其感到缺乏的，乃是系统地关涉到书写工具、书写材料、书写样式、书写和复制方法等各技术层面的汉字书写的历史著述。因此，钱存训的英文专著《书于竹帛：中国书籍与铭刻的起始》于1962年在美国出版后，几乎立即受到学术界以及非专业读者的普遍关注。自那以后，本书英文版的三次重印或再版记录，以及日、韩文版和多达四种汉文版的先后面世，最有力地表明了这部著作所具有的学术分量及其历四十余年而不稍衰减的生命力。最新近出版的汉文本，以《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为书名，是本书的第四次增订本，由作者本人对全书内容重加增改，文字上也经过进一步修饰。这应当是几个汉文版中最好的文本。

处理任何专题的历史研究总是必须从清理有关史实开始。就研究汉字书写技术的历史而言，在清理史实方面的一个最基本、最紧要的关节，乃是文本证据与考古发现之间的对照和互证。而在这一点上用力之勤、用功之细密，正是钱著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诸如用属于4至7世纪出土上古纸的长度来印证文献中有关“二尺之纸”的记载（见《书于竹帛》，页128），以东汉前后残纸的构造成分的不同（早期残纸由麻类纤维制成，东汉以后的纸张始采用树皮为原料）来说明蔡伦对造纸术的改良与贡献（页112—114），便都是很生动的的例证。关于先秦的“鸟书”，本书不取桥本万太郎以为是“巴蜀文字”的见解，而将之归入汉字系统（页39）。关于贞卜之“ト”的读音，作者同意它本于龟甲因加热而破裂时的声响：“其读音如bu、p’u、puk或pou”（页26）。由是他合理地回避了该字在上古音韵系统中到底应归入阴声类抑或入声类的困难问题。可见作者在有关问题的立论方面，眼光是很精审的。作者总是抓住本书新版本推出的的机会，及时地将新近发表的有关考古成果补入书中。这也是钱著在距离它最初出版四十多年后依然保持着鲜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迄于上世纪之末为止所能获悉的关于隋唐以前汉字书写的主要的基本事实，都能在最新的的这个汉文本中找到准确而简明扼要的说明与分析。

钱著对有关历史事实的大范围清理，远不止是“根据前人的各种专题研究成果加以系统的综合阐释”（尽管这本身也是一件极其必要和于人有益的学术工作），而且也蕴含着作者自己的诸多发明与创获之处。例如他提出，除刻于甲骨的特例之外，中国最早的记录文书应当以竹简为载体（页72）。若将这个断制与几年前出版的夏含夷所著《孔子之前：中国古代经典的创制》（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的“导论”互相参看，定会使人更觉有趣。在那篇导论中，夏含夷引用前825年的“颂簋”铭文证明，被很多学者视作研究先秦史最权威资料来源的两周金文，其实有很多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文献”，而更原始的文本恰恰是写在竹简上的。钱著关于汉字之所以会形成直书左行的书写样式实与汉字书写最早以竹简为载体有密切关联的看法，也极具历史眼光：因为简策狭窄，所以只能自上而下单行书写；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所以空简总是放置在左侧，而写好的简策则按照从右向左的顺序被排列放置。其结果便是汉字直书左行样式的定型；即便后来书写材料变成木牍、缣帛、纸张，情况亦然如此（页158—159）。汉字的这种书写样式，不但影响了西夏、契丹和女真族创制的文字（都是直书左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蒙文和满文的书写款式（直书右行）。

有必要强调的是，《书于竹帛》这本书，绝不仅仅是印刷术发明之前有关汉字书写的各种基本事实的汇编或资料集而已。作者在充分考察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构造出一个叙事框架，由此得以简明地重现古代中国汉字书写的生动历史。本书第一次出版之时，正值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风格由“汉学”向“中国研究”转变的时期。试看谢弗在1963年出版的专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的外来物品研究》（汉译本改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其风格尚与劳费尔的汉学名著《中国伊朗编》相当接近；而同一个谢弗在1967年发表的《朱雀：唐人对华南地区的诸种想象》一书，就带有明显地强烈得多的问题意识。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学术风气的转移。钱著初版比《撒马尔罕的金桃》还早一年，但本书的风格却似乎与谢弗的后面那本书更相像。这反映出作者是带着相当敏锐的学术感悟力来创作本书的。

在保持极高的学术水准的同时，这本书又写得相当通俗易懂，很多地方甚至颇为引人入胜，所以它也拥有很广泛的非专业读者群。这是本书又一个突出的优点。经常听到国内许多专门家痛心疾首地抱怨各种走俏的传媒作品严重缺乏学术上的准确性和严肃性；但是专家学者们却往往又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述得过分艰涩干瘪而少趣味，使少数同行之外再不会有什么别的人愿意皱着眉头去读完它们。学术探索的过程本来应该是充满奇光异彩的。趣味从我们的学术著作中脱逸的现象，很可能表明一部分徒有其表的“学术著作”本身其实并不真正地具备“学术”一词所必须含有的基本品格。但确实也存在另一种情形，即作者缺乏下述这种充分意识：他应当尽可能地让读者与他共享的，乃是科学探索中的乐趣与喜悦，而不只是其中的艰辛与酸楚。论文且不去说它，至少对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而言，趣味性与可读性理应成为衡量其质量的基本标准之一。在这方面，钱著的成功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榜样。

据新汉文版正文前的“写作缘起”，该书的英文增订版加上夏含夷新写的长序，也会在2002年出版。现在的汉文版没有预先将夏含夷的序文一并收入，似乎是一种遗憾。另外，以精益求精的要求来衡量，本书的汉文译文在有些地方仍欠通顺，或者还有语义不够明确之处，如页25（3行）、页97（倒12行）、页113（倒6行）等。

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六十周年纪念版）

钱存训 著

时刻人文·中国研究系列

东方出版中心 2022年11月

ISBN：9787547320921 定价：78.00元

中国古代的书籍和文字记录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代表。本书以广征博引的资料、贯通中西的视野、精深通达的史识、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中国文字记录从殷商至唐初刻于甲骨、镂于金石、书于竹帛、写于纸卷的发展过程、载体特点、内容特色、技术方法和性质作用，揭示了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其延续、多产和广被性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没有其他文字记录可以相比”，生动诠释了中华文化继继绳绳，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成为“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的独特精神标识。

六十周年纪念版，收入许倬云教授所撰《百五人瑞：钱存训先生一生行述》，邀请沈津教授撰写了六十周年纪念版序，并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增订再版本，收入了之前各中文本未收的夏含夷教授所撰后序《1960年以来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以及《重大考古发现（1899—2000）》《中国文化、书籍与文字记录年表》两个附录和参考文献，特别是参考文献汇集了20世纪考古发现和中外文献研究成果，以此可见钱存训先生为学之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并可作读者“为学之门径”。书前刊印有关钱存训先生和《书于竹帛》问世历程的图片20幅，包括钱存训的博士论文扉页，1960年芝加哥大学霍华德·文格（Howard W. Winger）教授、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教授向著名出版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卡罗尔·G. 鲍恩（Carroll G. Bowen）先生推荐出版钱存训先生博士论文的信函，1961年哈佛大学杨联陞（Lien-sheng Yang）教授关于出版此书的审稿意见，以及此书英、中、日、韩历次版本的封面。

本文为姚大力先生关于《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第四次增订本）的书评，原载《文景》2002年11月号，转自《读史的智慧》（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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