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2期。

/ 摘 要/

顾颉刚早期民俗学研究的三个课题，即吴歌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对东岳庙和妙峰山的考察，都注重观察中国传统社会本身的运行模式以及现代国家建构中民众的角色、地位、身份。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坐标中，顾颉刚民俗研究活动始终处于思想与实践、学术与运动的交叉位置，并通过这些研究逐渐树立起了解民众的目标，以此消弭象牙塔里的学问钻研与走入民众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张力。

/ 关键词/

顾颉刚；妙峰山；民俗研究；社会运动

面对中国陷入的军事、政治、社会与文化多重危机，作为“从传统王朝转型为现代国家”过程中的过渡一代，身处波澜壮阔斗争激烈的20世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不可避免地延续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胸志向与使命追求。他们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焦急民族发展困境，苦苦思索改革的出路。在西学东渐、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他们一手整理国故，一手评介新知，一手传承经典，一手开启民智。学术立场与重造国家、社会的运动立场始终处在互相激荡的状态中。

在这个阵营中，以歌谣运动为开端的“到民间去”“眼光向下的革命”成为一个重要的奋斗方向和时代潮流。新话语体系中，民为主体、俗为正流的浪漫主义思潮已经席卷五四时期的新知识界，无论文学重建还是民史重述都离不开民间、民众这个新的维度。民间文学这一学术领地也因此吸引了一众文学家和史学家的眼光。他们对民间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将民间文化转化为国家文化、民族文化，二是通过文化运动来实现学术理想，达成对新文化的想象。

顾颉刚就是这个潮流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时代选手。他将民间置于研究视野更多是“为学术”，即出于史学家的追求。在福建创立闽学会时顾颉刚就曾明确阐释：“国学的研究自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从旧有的经史子集中打出一条‘到民间去’的血路，一方面绵密其方法……新史学的眼光渐离了政治舞台‘四库’式的图书馆，而注力于实事求是之穷荒的探险或乡土的研求。”在顾颉刚看来，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是史学转向的必然要求。

个人的学术兴趣与追求之外，现代国家建构是五四知识分子极为投入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民间则是这个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从新文化的角度来看，民间既是本土的、传统的，也是西方的、启蒙的。与民间文学中民族形式、民族心声相伴存在的还有民间的内容，这里是中国现代文化落后的地带，也是无知和丑恶的储藏所。为了依照知识分子的眼光来改造他们，新文化运动理应负起研究民众的责任。正如1921年愈之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论民间文学》一文中所提出的：“现在要建立我国国民文学，研究我国国民性，自然应该把各地的民间文学，大规模的采集下来，用科学方法整理一番才好呢。”民俗研究的指向在于探讨国民性，与改造和建构社会的宏大思想框架紧密相连。在启蒙的旗帜下，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对民众在文化上领导的话语权。

顾颉刚也不例外，他早期民俗学研究的三个课题，即以吴歌搜集开始的歌谣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以及对东岳庙和妙峰山的考察，都关注到现代国家建构中民众的角色、地位、身份以及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坐标中，顾颉刚民俗研究活动始终处于思想与实践、学术与运动的交叉位置，并留下了逐渐从学术研究走向社会运动的轨迹。

顾颉刚

一、为了国的建构

必须研究民的学问

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要件实际上在五四的时候还都不具备，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性的东西也不存在，民间成为建构的资源和素材。1925年于镇西在《京报》副刊发表《到乡间去》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希望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在农村生活着亿万农民，农民才是建设新社会的主体。国家已经前途渺茫，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农村。农村的重建也成为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中国改革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民俗学研究可以说是对这个“到民间去”思潮在学术领域的一种回应。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整理国故”，其要义在于加入民间的视角，“走向人民，将普通老百姓的感情作为衡量传统文化形式的价值尺度。”从历史中描绘出一个新面貌，推翻旧正统（将其命名为贵族文学），建构一个新传统。这就需要搜集民间歌谣、重新整理古史，研究民的学问。

在整理国故、国史重述的框架中，历史不再以个人或个人意识为主体，史学记载的应该是复数的人及社会内部所存在的有机的、错综交互的关系，并且发现其中的规律。国故不是君故，国学不是君学，国学要涵盖全体国民，君学以外的部分要去民间寻找，去非正统的学者和民众的创造中去寻找，历代百姓的日用习闻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宗教和高文典册里的经学、史学平等，诗经与民歌地位相同，都是历史学者建构国史的原料。到民间去，搜集的是民间的素材，为的是新的“国”的建构。

对于什么是国学，如果我们从近代学术发展的历程来看，不难发现“国学”一词与“中学”的概念十分接近，它包含着一种与“西学”相对的意义。在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学”之名还曾一度与“国粹”相互混淆，而颇受新文化运动者的抨击，直到胡适重新定义“国学”之后，其概念才获厘清。他说：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1925年12月下旬，顾颉刚为《国学门周刊》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王文宝认为其“把民俗研究提高到学术研究的地位，这是值得称赞的”。与《〈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对读，其调一，其律同，都是强调国学和民俗学是一样的研究材料，强调“如果青年们要研究科学，那么，他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固然，在风俗物品和歌谣中有许多是荒谬的、秽亵的、残忍的，但这些东西都从社会上采集来，社会上有这些事实乃是我们所不能随心否认的。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事实，我们自己愿意做的是研究”。正是在以俗证史的过程中，民俗学受到重视。

虽然民间与民众实际上依然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外，研究也只是一种学术文化与思想层面的改良，但却是主流知识分子第一次对民众的文化表达积极肯定的态度。传统经典的地位降低了，民间升高了，背后凝视的是学者的“科学”的眼光，也同时确立了学者的权力与位置。与此同时，民俗学者更多采用正视民间的姿态，既不俯视也不仰视。从事实上说，到民间去，是去搜集学问的材料；从价值判断上说，经过跟民众的接触发现民众有很多地方是值得礼赞的，这些质素是他们可以转化为现代国民的基础。民众身上也有阻碍他们成为现代国民的地方，那些则是知识分子要用社会运动启蒙和教育的。将民众的审美趣味呈现，并提倡用民间文艺的标准而不是用作家文艺的标准来看待评价民众文化，就是在肯定民众文化，从而引入了平等的维度，大家的文化权利都应该被尊重。顺着这条逻辑之线，后来，顾颉刚提出知识分子就是民众也就很自然了。每一个民众都有权利，那知识分子还要求什么特殊的权利吗？没有。每一个认同平等、认为特权不合理的人们都是民众的一员。

为了国的建构，必须引入民的研究。民的研究令民众文化得到彰显，民众主体也随之浮出水面。顾颉刚的民众观，一方面对传统社会和文化体系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依然臣服于科学和现代理性的意识形态。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二、为了民的启蒙

必须了解民的文化

黄仁宇曾以“梯度式反应”解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进既无实效，则企图从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宪法、编列预算。如此计划可能动摇传统皇权制度的根本，于是索性异于日本方式，而推翻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如此再无实效，则发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主张自身的革新，范围及于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只有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和俄国革命前的民粹主义运动与之稍近似。”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民众成为时代关注的中心以后，民间的形式转为民族的形式，民间的内容还需知识分子去提升，民众需要进一步启蒙，以寻求国家出路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地带找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

1919年底，罗家伦已明确表示，“文学革命不过是我们的工具，思想革命乃是我们的目的。”他认为，工农的运动需要有知识的人来指引一个方向，设计一个前途，知识分子应该赶快接济他们知识的粮草。后来罗家伦修正和补充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学生们不可能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因而主张两分，一些人继续街头行动，另一些人转而侧重于文化运动。顾颉刚了解罗家伦的想法，但他已从自己少年时代参加社会党的经历中明确认识到，自己不适合做社会运动，只有学术最适合自己。1921年顾颉刚在给友人王伯祥的信中说：“我自知于哲学文学都是不近情的，我也不想做社会改造运动家，我只愿一生读书，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科学成为知识分子强大的精神信仰，它携着欧风美雨，一时让人感觉可以倚靠终身。“我们并不要求早得结果，只愿意耐着性子去收集材料，耐着性子去做整理和讨论的工作。”只想收集材料、整理、讨论，没有想得到一个结果，洋溢着鲜明的非功利的求真的态度和明确的自由主义的非政治立场。罗加伦也认为顾颉刚可以在整理国故方面取得成绩，故而写信给胡适为他安排留在北大，他期望顾颉刚者有两端，一是编辑《新潮》，一是治学问。前者未能完成，后者实现得很好，做到了“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

然而，从顾颉刚于1925年撰写的《〈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来看，顾颉刚从事妙峰山调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实现社会运动上的抱负。

1925年的“五卅”运动成为刺激顾颉刚这样的学院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力量，“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一旦实干成为主导的倾向，思想和知识便都退居二线，甚至连知识本身的含义都要改变。这样一种双重的转变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那些欲追赶时代的读书人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

随着政局的日趋动荡，顾颉刚也试图调和自己在“行”方面的欠缺，加之顾颉刚在学术领域日益得心应手，学术与运动对他来说不再成为二选一的单选题，民众运动与民间研究互相助力，也有助于弥补学者的弱势地位。还记得之前好友孙伏园因在《晨报副刊》上登载徐文长的故事而成为去职的导火索吗？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北大同学罗家伦的思考和行为了。当罗家伦以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的姿态发言时，他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院精英知识分子。为了民俗学研究能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借助民众运动的大势成为多选题的重要备选项。

与之相对应的现实是，1931年顾颉刚访古旅行时来到曲阜，参观了衍圣公创办的明德中学。他看到学生上课的作息不是用星期而是用旬来计算；每逢朔望学生还需穿中山装到孔庙中行跪拜礼。细心的顾颉刚还发现孔庙中有“数年前县党部所粘之标语撕毁未尽者，其文则‘取消衍圣公’，‘打倒土豪’也”。这荒谬的“打倒——打而未倒——再打倒——再复兴”的现实令顾颉刚唏嘘不已。孔子、孔庙、祭礼这一套不需要“打倒”，而是应该变成遗产，进行保存和研究，遗产化、国故化，而不是生活化，但现实显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发展。他本以为自己是有力的革命者，然而他那一套的影响力其实没有跃出小小的学术圈，在实际生活中毫无作用。象牙塔里的热闹触碰到现实的冰冷，一切变得那么软弱无力。1935年顾颉刚明确表示为学问而学问的道路走不通：“社会上加在我的肩头的工作已压得我不能再度那时研究故事的生活。”而1925年顾颉刚在妙峰山调查时发现的情况与此可以说大同小异，其以学术襄助社会运动的期望基本落空。正如孙伏园所说，在实际的民众运动形势前，妙峰山的调查研究其实“与国家大事无关”。

这种失败值得反思，涉及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设计的先完成自身的启蒙然后去启蒙民众的路线。只聚焦于民俗—民间文学的经验现象，通过偶然的民俗—民间文学经验现象，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只能感性地直观到普通民众的各种混杂在一起的道德与非道德、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经验性实践内容，这也是后来的学者陈思和观察到的现象：民间产生的原因是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因此民间相对官方来讲更自由活泼。审美特征上，民间的最大特点是自由自在。民间这个实体也是藏污纳垢的场所。对此，吕微表示，应通过民俗—民间文学的先验实践形式，来阐明进而确认普遍民众的道德实践能力，进而最终有助于确立每一个人的自由实践权利。1931年，“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的《水》已由丁玲创作出来。此时还将民众设定为静态的、均质的如植物一般的被启蒙的对象，显然与现实产生了差距。而差距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对于民众的实践理性认识不足。顾颉刚后来投身社会运动，可以说是对这种不足的一个解决方案。

《京报》副刊上的《妙峰山进香专号》

三、了解民众：

为学术与为社会的统一

顾颉刚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运动的时代，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过渡到变迁剧烈的、异质的现代社会。他本想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栖身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不再像自己的先辈们那样为社会提供共同意识和社会规范。然而他发现这个象牙塔也需要他用学术运动的方式去自造。在学术运动中习得的符号世界的尽善尽美让他对现实生出诸多不满，必须要进行第二步的社会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他呈现出一种生龙活虎的先觉者姿态。

学术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两分在顾颉刚的思想脉络中始终有迹可循。1920年，北大即将毕业的他为纪念五四一周年，就于4月30日应罗家伦邀请在《晨报•“五四”纪念号》上作了《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这两种运动，一是教育运动，要“自己投入农工的社会……交相融洽……随了境遇去做传布的事业”，二是学术运动，“拿世界学问大大的传播到中国来，医治数千年的积疾，开出此后进行的道路。同时，看着本国自古至今积存的性情、风俗、书籍、器物等，无数的心理和事实，一向没有拿学问的眼光斟酌过的，正可就我们居处的方便，逐层逐层整理出来，供社会的应用。”

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的总体论点是从下到上实现中国的现代转型。他提出二元对立的双方——“当局的几个人”“在野的伟人”和“全国的国民”。由专制而民主的转变对应的应该是急剧的权力下移，而民众还没有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因此改造中国首先在改造国民，让其各自有自觉心，去承担自己的责任。“他们”的责任是“我们”不能够代劳的。“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不但放弃责任，实在保持了许多恶势力”，有这样的国民，才有这样愚狠的政府。那怎么样才能让民众成为国民呢？顾颉刚也开出了社会教育运动的药方。

新文化运动的缺陷是“只限于学界一部分人”，没有推广开去。知识分子在完成了自我启蒙后应该“自己投入农工的社会，和他们共同生活”，在充分了解民众之后，议定教育他们的方针。在这里，顾颉刚显然把知识分子和农工区别开来，但他们又统一于国民。山峰和低谷平齐，才达到一个平等的现代社会。国民中知识分子的这一部分有唤醒和教育另一部分的责任。社会教育要想收到效果，知识分子首先应突破阶级观念的铁壁，其次要用符合民众情形和心理的教育方针，在这层关系中，知识分子是先觉醒的一群，是高于其他民众的。

社会教育的具体方式，就知识分子而言，可以采取“小册子、通俗图书馆、阅报处、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夜校、劳动补习所、校役夜班、新剧场”等方式，以知识分子领衔的社会教育运动在中国达成一个“社会”，民众转变为国民，有责任感，能够组织起来监督制衡政府，并有信仰，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样的想象也属于新潮社同仁们共同的见解，傅斯年在《青年的两件事业》文章中也谈到了这些基本看法，在前一年的文章中他也曾总结：“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

放到运动的视野中，学术研究就成为这种社会重建运动的有机部分。学术运动是基础性的工作，之前中国的一切“性情、风俗、书籍、器物”全都没有“拿学问的眼光斟酌”过。正因为如此，才要急迫地做这学术的运动。不能人人都喊革命，还要有人来做学问，跟上世界潮流，保持清明的脑筋，不断钻研，提出新的药方。学术运动支援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目的指向造成国民。

与此同时开展的民俗学领域的研究历程与顾颉刚的这些观念高度相关，并促进了这些观念的具体化。1925年顾颉刚在为妙峰山进香专号撰写的引言中将此次调查的意义分为社会运动与学术运动两种并详细论述。结合1920年的文章，顾颉刚所说的社会运动的意涵基本指教育运动，也就是他之后从事的民众教育运动。此时，顾颉刚为两种运动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对象和明确的指向——了解民众。

第一，在社会运动上着想，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

历来读书人和民众的距离太远了，读书人自以为高雅、尊贵而视民众为粗俗、下贱，二者格格不入。若要真正接近民众，必须先有所了解，这就要求用种种方法去调查他们的生活。比如“朝山进香，是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决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的。我们在这上，……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生活的一条大路。”决心做民众教育，首先要做的是了解他们接受的方式，那么，去调查，也即学术的实验化。

第二，在研究学问上着想，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

知识分子在新时代中要想有所得，要想重新确立启蒙者的位置，不了解民众是不可能了。因为现在学问的对象“变为全世界的事物了”“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我们决不推崇《史记》中的《封禅书》为高雅而排斥《京报》中的‘妙峰山进香专号’为下俗，因为它们的性质相同，很可以作为系统的研究的材料。我们也决不能尊重耶稣圣诞节的圣诞树是文明而讥笑从妙峰山下来的人戴的红花为野蛮，因为它们的性质也相同，很可以作为比较的研究材料。”把眼光对准民众，研究民众，了解民众，由学问而致理性，由理性而致进步。研究民间的目标指向的是新文化运动的理想。

通过早期的民俗学研究历程，顾颉刚逐渐树立起了解民众的目标，消弭了象牙塔里的学问钻研与走入民众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张力，并试图以此方式来接近民众内心深处，启发他们获得现代公民意识，创造和促进作为国家主体的新民的达成。

四、余 论

学术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目的都指向新民，指向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整体文化建设。学术运动使得民众作为理想的历史主体浮出地表，在走近民众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又发现民众的实际状态不能承担起历史主体的责任，需要引导、教育和提高。在不中断地去了解民众的反复循环中，知识分子也在依据民众的主体地位不断塑造和改变着自己身份，调整着应对民众的方式。在这个奋斗方向上，顾颉刚还有许多战友，他们在方式的探索上做出了更多的选择。

与顾颉刚同样出生于1893年的梁漱溟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思想为导向，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即“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西洋人的长处”，强调立足于创造，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在方式上是“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在一起”，即知识分子回到乡村，作为领导者与主要依靠对象乡村居民结合在一起。

对于一直自认为出生于1893年（后来查晏氏家谱才订正为1890年）的晏阳初来说，平民教育的实践是他乡村改革理想的抓手和途径，他更多在传统的民本思想和现代的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下，采取知识分子与农民合作的方式，除了到民众中间去，还要生活在人民中间，以达到促进乡村农民的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养成有知识、有生产力，有公共心的整个人”的目的。同时，晏阳初在丰富的平民教育经验中，也充分认识到政治改造的极端重要性。

与他们相比，民众教育对顾颉刚而言更多是其“史学革命”学术志业和兴趣的延伸，他注重观察中国传统社会本身的运行模式，希望能真正认识民众，他赞美民众的组织力，认为知识分子是民众的一员；他的行动基本未离开过学术文化领域，方式上他更多借助传媒，以通俗读物编刊社为阵地开展民众运动。

概要来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始终以民族自觉和新民为目标，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系统中，以非政治性与民间性的启蒙运动和教育运动推动学术运动与社会运动。启蒙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民众被定义为被动的受教育的对象，被符号化标签化为“愚、穷、弱、私”的形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基本上是一个救济运动，是外在于农民、为农民做事的模式，农民的觉醒、权利与组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农民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确立。尽管知识分子本身对于自己的主导地位很自信，但这个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还只是单向的、自封的，缺少民众的主动性参与这一环。完成从启蒙民众到发动民众的重要推进，则要等到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了。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