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当回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社会网络的探讨时会发现其研究的基本方向出现了偏差,工具主义替代了对人类社会基本原理的探讨。本文围绕社会网络的基本问题即连通性问题,探讨了既有研究在连通性的形成、特征及影响因素等维度的得与失,呼唤社会学研究在人类社会具有高度连通性的时代回到连通性和对人类社会基本原理的探讨。
历史回顾
2004年,弗里曼(2008:154)系统回顾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历史,并通过对小世界(small world)研究文献的分析观察到,从文献的引用源流和知识发展来看,始终存在着两个几乎完全隔离的社区——
1.一个是社会科学的社区
2.另一个是自然科学的社区
而直到 21 世纪,这两个社区也未能走到一起。
时隔10年之后,哥德尔和梅西(Golder&Macy,2014) 在《美国社会学年鉴》上撰文,认为社交网络中产生的、基于个体行为的、带有时间标记的数据,为研究人类社会的认同、地位、冲突、合作、集体行动、扩散等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同时,也对社会学的方法论提出了直接挑战。
但事实是,革命并未开始,而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仍在各自为战。那么革命该何去何从?
构成社会网络的条件是节点之间的连通性。在连通性的基础上,结构既是连通性的后果,又是影响连通性变化的因素;而对结构形成影响的,则是节点的内生或外生属性。因此,节点(要素)(Nodes)、边(关系)(Lines, Edges)、结构(Structures)、动态(Dynamics),构成了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层级,也提出了社会网络研究的不同议题域。
社会学要回到人类社会互动的基本问题:
1.本文的第一节探讨社会网络研究不同的知识来源;
2.第二节重点关注针对网络要素及连通性重要性的探讨;
3.第三节讨论连通性的机制和影响连通性的因素;
4.第四节归纳社会网络结构对节点的影响;
5.第五节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回到连通性探讨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网络研究的知识来源——
多学科传统
「社会网络研究」目前是有歧义的,并不具有共识——最早可以追溯到齐美尔的群体数量研究:
⼆⼈组成的群体中,互动是直接的,这是⼆⼈群体的⼀个最为明显的性质。互动之所以是直接的,是因为在两个⼈之间的互动,不可能以其他第个⼈为中介来进⾏。在这种群体中,群体的性质完全取决于构成它的两个⼈的性质,不存在超出个⼈之外的群体结构。同时,在这种群体中,每个⼈都⾼度保持着⾃⼰的个性。⼆⼈群体关系密切,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当增加⼀⼈时,变成三⼈群体时,虽然只增加了⼀名成员,但群体的性质、结构与⼆⼈群体却发⽣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三⼈群体中,第三个⼈既可以是另外两⼈冲突的仲裁者,也可以拉拢⼀个、打击⼀个。即使三个⼈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以彻底的⺠主⽅式来协调彼此的关系,仍可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少数派施加压⼒。
总之,在三⼈群体中,会产⽣独⽴于个⼈、在⼆⼈群体中不存在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很可能会危及个性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莫雷诺首次使用了社群图(Sociogram)的概念;莫雷诺还开创了社会计量学(Sociometry),意图呈显网络背后的数理关系,但没有任何数学计量模型的产出。
20世纪50年代,密西根大学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哈拉雷将图中的边和节点被赋予方向、权重、介数等属性,用来衡量社会行动者及其关系的特征和类型(Harary& Norman,1953)。
数学家拉巴波特(Rapoport,1953a,1953b,1954) 意识到了随机假设的数理模型与实际生活感受及实验数据的差异,提出了「三元闭包」(Triadic Closure):他用新的信息知情者(Knower)表示新的熟人。一个熟人圈外的新的知情者的出现,一定是因为他在还毫不知情的时候遇到了一群知情者,且知情者在自己熟人圈内相互交换信息时没有遗漏掉他。即不同个体的熟人之间有重叠和交又,一个人的熟人圈会因为纳人了与自己熟人圈有交集的其他人而扩大。在一个社交圈内,若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则这两个人在未来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这也就解释了一个基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是如何建立关系的。
后人也可以利用「三元闭包」在一段时间内动态地探索连通性的发生和发展——社会网络连通性探讨的基本原理。
如今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三类基本问题:
1.网络有什么基本特征?
2.影响网络特征的因素有哪些?
3.具有不同特征的网络又如何影响身处其中的个体或群体?
连通性的特征
(一) 社会科学的努力及其议题
连通性定义 (Connectivity, Connection)是指,在给定的节点群中,任一节点是否均可通过某条路径到达任一其他节点,即社会中的任一行动者之间是否可以产生关系。
怀特:
关注的是组织的空缺职位。当组织成员因为各种事宜离开职位或组织改组等,都会产生空缺和新职位,那么便会有人来填补这个空缺,替代者的原职位也将空缺下来,以此类推,每次转换都意味着一个人会调动到当前职位上。
职位如何找到人
格兰诺维特:
以「强度」区分了三种连通性类型——强、弱、无关系,并提出了「弱关系力量假说」——弱关系构成的人际关系网规模更大,也给个体更多的机会,这就在经验层面解释了对找工作有帮助的往往是一般的熟人而非有亲密关系的个体。
然而,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也遭到质疑,边燕杰(Bian,1997) 在中国的研究发现,人们更多地通过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 还意识到个体网络结构位置问题,他认为大多数个体行为都嵌人(embedded)社会网络之中,经济生活中坚实的信任和可怕的欺诈都来自人际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
伯特发现,弱关系捷径末端的结构位置就像桥头堡,具有极大的优势;在竞争环境中,其位置优势更加明显——这也就是其命名的「结构洞」。处在结构洞上的中间人(brokerage)具有开阔的视野,容易把不同信息整合成好的想法,这些优势事关个体在组织中的地位和成功。一个典型的经验事实是,处于结构洞位置的公司经理通常会有更好的绩效和更多的奖金(Burt,2004)。
以上的研究,其实都认同个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了可带来回报的资源,资源通过“边”流向个体。探讨“边”对个体的意义,发展了大量社会资本和地位获得的研究(Lin,1999),也因此让社会网络研究与职业流动关联在一起,让许多研究转向了“找工作”、“累积社会资本”之类的议题。
流通性研究成为一种舍本逐末的研究,变得愈发强调网络的工具性和及利用
(二) 自然科学的努力及其议题
「小世界问题」➡️「六度分隔理论」
最早由政治学家德索拉・卜和数学家科恩(de Sola Pool Kochen,1978) 提出,即——从总体中随机选择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认识彼此的概率是多少?或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二者之间需要多少个中间人作为连接彼此的链条?根据他们的推算,在一个类似于美国人口总量的社会中,至少有 50%的一对陌生人可以通过少于 2 个中间人的熟人链建立联系。
1967年,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Milgram,1967) 通过实验验证了人类确实生活在一个“小世界”之中,虽结果与德索拉的假设不同,但仍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六度分隔”理论。
随后众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多次重复了类似实验,证实了「六度分隔」的存在,在任意两个素不相识的个体之间具有短路径,且这种现象存在于物理、生物、计算科学乃至互联网等领域。
2011 年,米兰大学的研究者分析了 7.2 亿脸谱活氏用户以及 690 亿在线朋友关系数据后发现,任意两个互不相识的个体之间,平均只需要通过 4.74 个中间人就可以建立联系 Ugander et al. 2011; Backstrom et al., 2012)
1998年,瓦茨和斯特罗加茨证明了「短路径原理」,即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边”随机散落在不同群体之间,在结构上大大缩短了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可及距离,这些随机边以一定的概率使两个任意的、相互没有连接的节点之间可以通过较少的中介节点建立连接。
获得连通性的机制及
影响因素
连通性的分布并不均匀,在提出网络生态概念(network ecology)探讨青少年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麦克法兰等人(Mcfarland et al.,2014) 归纳了连通性获得的三个机制:同质性、平衡性、支配性。事实上,真正影响连通性只有同质性和平衡性,支配性机制以及作者提出的生态机制,只是同质性机制和平衡性机制在给定环境下的变体而已。
(一) 连通性微观机制——同质性(闭包)
基于同质性的社会选择机制
拉扎斯菲尔徳和默顿把友谊视为一种社会过程,他们分析了美国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两个小镇居民及其“最亲密的三个朋友”构成的社会网络,发现“社会选择”(selection)并不足以清晰地解释“人以群分”,而“同质性”则可以说明在某些特定方面相似的人之间建立友谊的倾向。
谢林对芝加哥街区居民的种族特征和社会隔离的研究,他通过模拟空间隔离的过程,证明了社会隔离并不一定是歧视的结果,即使没有人刻意要求隔离,个体的居住意愿也会导致相同肤色的人群聚集,而不同肤色的人群隔离(Schelling,1971)。这种社会隔离的形成,不依赖任何社会规则,个体之间自愿选择的微观流动导致了网络结构的自然变动。
韦莫尔和刘易斯(Wimmer& Lewis,2010) 运用脸谱的朋友网络数据在更大范围内研究了美国的种族同质性现象,作者区分了 Homogeneity”和“Homophily”,发现除了种族相同之外,共同居住的机会、同样来自精英学校等,同样影响着人际关系形成的过程。因此,作者认为同质性(Homophily)并非影响美国种族交往特征的唯一因素
基于同质性的社会影响机制
坎德尔(Kandel,1978) 运用美国青少年违禁药品使用状况的跟踪调査数据,解读青少年建立和解除友谊的过程。在吸食大麻的青少年群体中可以观察到,在某一时期内,如果有人出现行为不一致,他的朋友就会倾向于与其解除朋友关系并寻找新的朋友;然而,更常见的情形却是,青少年会调整他们自己的行为,最大限度地与群体规范保持一致,即小群体对其成员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社会化会让小群体的成员之间的相似性随时间而提高(Mcpherson, Smih-oin&Cook, 2001)。
另一项运用维基百科的文章编辑痕迹数据的研究,精确地踪分析了同质性的两种作用机制此消彼长的过程。
任意两个用户由于他们共同编辑过一篇或多篇文章而获得连通性,两个编辑行为之间的相似性用二者均编辑过的文章数除以至少一个用户编辑过的文章数来衡量。根据模拟结果,一段时期内,两名有过互动的编辑之间的平均相似度随时间变化的函数以第一次互动时间为界呈 S 形曲线,在第一次互动之前,二者由于社会选择而相似度迅速提高;第一次互动之后的长时间内,在社会影响机制下,相似性的增长速度减缓,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性又进一步提高。
由此证明,个体之间的相似性是社会选择和社会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Crandall etal.,2008),连通性则是这个过程的起点。
如此,在微观上,影响连通性的核心因素就是同质性。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构成连通性的机制却不相同。如果是纯粹陌生人之间的,如前所述,在一个社交圈内,若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则这两个人在未来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即因为有共同的朋友而让两个节点之间获得连通性,就是三元闭包。
因此,无论是因为人,还是事,抑或兴趣,让人(节点)做出选择或接受影响,把两个节点联系起来的、形成闭包的,都是来自同质性的影响。
(二) 连通性宏观机制——平衡性(结构平衡)
依据同质性闭包机制,凡是获得连通性的两个节点,一定在某个属性上具有同质性,把同质性投射到获得连通性的边上,就意味着边属性都是正向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与狼共舞”之类的关系(边)也非常常见,节点之间的非正属性并不意味着两个节点之间没有连通性,如此,又该做何解释呢?
心理学家赫德尔(Heider,1946) 把关系性质与网络结构的平衡关联起来,用 P-O-X 模型阐述了其间的平衡原理。
1.P和O是两个个体,是某一实体对象,可以是情境、观点、事件或事物。
2.个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喜欢,称为关系,有正向(记为 )和负向(记为 )之分;第二维度是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之间构成一个因果单元(Causal Unit),称为关系,如相似、所属、因果、邻近、归属等,也有正向(记为)和负向(记为)之分。平衡状态则是指关系实体均没有变化的压力。如此,就有了两种平衡状态:当只有两个关系实体时,平衡状态是指双方在两个维度上的关系都是同向(正向或负向)的;当存在三个关系实体时,“三正”(如,)或者“两负一正”(po+oUx+p~Ix)都是平衡状态。在不平衡状态下,实体之间关系的结构将会产生趋于平衡的压力。
3.也就是说,在社会网络中,如果节点之间并非同质性却获得了连通性,则连通性的获得一定是来自网络结构平衡的影响,而不是来节点之间的同质性。
卡特莱特和哈拉雷(Cartwright& Harary,1956) 将赫德尔的平衡理论进行了扩展,加了有向图、符号图、圈等概念,提出了网络平衡的结构定理:一个符号图是平衡的,当且仅当网络的所有个体可被分为两个独立的子集,子集内的个体均为正向关系且子集间均为负向关系。按照卡特莱特和哈拉雷的观点,平衡的结构可被分为两个各自内部高度团结且相互之间高度对抗的子集。
戴维斯(Davis,1967) 扩展了这一结论,提出平衡结构可以有多个相互对抗的子集,且就其产生的前提条件进行了限定。
诺曼(Norman& Roberts, 1972) 则继续推动了平衡理论的形式化,根据符号图中半圈的数量推导出了描述网络平衡程度的方法。而随后的实证研究不断验证和支持了结构平衡原理。
(三) 是否还有其他机制?
1.支配性机制:古尔德的研究——支配性并非与同质性、平衡性一样是连通性另一种机制,而是在群体结构意义上平衡性机制的一种表现形态,在个体层次上,也是同质性的一种展现。
2.生态机制:麦克法兰的研究——在“友谊”网络中,无论是对于连通性的获得还是对于结构的动态,生态性或许是一个影响因素,却绝不是与同质性和平衡性平行的连通性机制。
3.除此之外是否存在其他机制?仍是开放议题。
连通性的影响
在众多研究中,社会学家除了个体特征,社会学家常常关注来自其他个体的影响,这类影响常常被归因于“社会资本”的作用。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定义并不明晰。
社会资本定义一般来源于布迪厄与科尔曼,尽管二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存在细微差别,不可否认的是,二人眼中的社会资本都是工具性的。这一工具性内涵被林南等人(Lin et al.,1981; Lin Ensel,1981; in,1999) 继承和发展,并强化了社会资本作为个体可从中获益的社会资源含义。
因此,作者指出,目前的社会资本研究首先假设了连通性背景下的社会资本可以产生某种影响,特别是对地位获得的影响。这些研究停留在了对连通性的工具性及其影响的讨论,没有讨论到底其影响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也忽视了布迪厄和科尔曼在提出“社会资本”概念时强调的概念背后的关系和结构性质。
(一) 宏观机制
1. 级联机制
公共信息的变化导致的互动行为变化,行动者具有主观选择的能力。
19世纪60年代,米尔格拉姆通过一项实验证明了人群规模对于人们决策行为的影响,但也只证明了相关,并未展现其中的具体机制。
1992年,班纳吉在数理上证明了人们会根据互动过程的公共信息改变自己的行为选择。他设计了一个在(0,1)之间猜数字的游戏,猜对的人会获得收益。每个人都会获取一个不同的信号(signal),之后依次宣布自己的答案,而在宣布前可以知道之前参与者的选择。最终的结果是,一旦最初几个说出答案的人达成了一致,那么,之后行动者的最优决策就是跟随这一答案,放弃自有信号的影响。班纳吉认为,这一博弈均衡的结果是没有效率的,因为一些正确的信号在这一流程中可能被更多的错误信号埋没,使得行动者也成为传递错误信号的一部分。他将这一现象称为群集(herding),并将上述现象带来的问题称为从众的外部性(herd exterality) 。
同年,比赫昌达尼等人(Bikhchandani et al.,1992) 在数理证明之后,提出了现今更为常见的“信息级联”(information cascade)概念,并探讨了在给定的连通性条件下,当从行为先行者获得的信息比自身信息更“多”且具有“说服力”时,人们就会放弃自己的选择而跟随他人的行为。
班纳吉(Banerjee,1992) 提出,要想打破信息级联,需要一部分人无法观察到他人的信息,或等待奇异值的出现,即某个人不愿意遵循之前信息级联的结果,选择暴露自己的私人信息。
2. 网络中的结构流动
因结构变动使得行动者不得不按照现有结构的框架来调整行为。
在给定连通性条件下,如果将连通性看作控制变量,则连通性在宏观层面产生影响的机制是信息级联;如果把连通性作为自变量,网络结构变动造成的连通性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网络的节点间平衡,使得网络的节点有激励改变自己的行为,形新的结构平衡,从而使得整体网络呈现出新的面貌。
布雷斯与此后的研究都证实了边上负载的无论是信息还是收益,都是互动中节点行动策略的基础。
(二) 微观机制
1. 级联机制中的私人信息
在现实生活中,行动者除了运用公共信息做决策以外,更多的是通过自有的私人信息进行决策。为了探究信息在网络的哪个部分产生了如信息级联一样的传播现象,斯蒂芬 Stephen,2000) 提出了基于网络结构的级联机制。在研究取向上,研究者也开始重视网络中处于特殊位置节点的影响力。
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Christakis& Fowler 2007)通过肥胖率的研究,提出了肥胖的集聚具有「三度分隔」的特征,即「三度影响力」,该团队日后对吸烟行为、快乐行为、饮酒行为的研究等都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三度影响力」。
在完全随机的超大社会网络中,“三度影响力”假设刻画了传播的特征,个体(事件)在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力,随传播距离而衰减,超出“三度分隔”,影响力就会逐渐消失(克里斯塔基斯、富勒,2013:113-190)。
2. 博弈机制中的地位变化
在网络中的位置不同、携带的资源不同,连通性赋予的地位也是不相同的。爱默森(Emerson,1962) 很早就注意到了关系中的权力,他认为交换网络中的权力是个体获取个人利益的权力,权力大小取决于关系双方的相互依赖性,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性越强,另一方的权力就会越大。一个交换网络由两个或多个行动者的交换关系形成一种社会结构,至少包含如下几种要素:
1.一组行动者;
2.分布于行动者的资源;
3.对每个行动者而言进行交换的机会;
4.业已形成并可持续发展的交换关系;
5.连通性,将交换关系连接成社会结构的一组关系。其中,存在正、负、混合三种类型的连通性。在一个由交换关系 A-B 和 A-C 组成的最简单的三人交换网络中,若交换关系 A-B 的发生以交换关系 A-C 的发生为前提,则交换网络连通性为正;若交换关系 A-B 的发生以交换关系 A-C 的不发生为前提,则连通性为负;由于外部资源的可选择性,一个复杂网络中常常会因为存在消极连通性而展现出混合的结构特性。
在定义交换网络的基础上,库克参与的另一篇文章进一步指出,不同的网络连通性对交换网络中权力分布的影响不同,网络的连通性特征、资源短缺和改变潜在权力依赖关系的其他特征影响了交换网络中的权力分布。
博弈论以及后续的研究则很好地澄清了连通性在激活权力分配及平衡中所产生的具体作用。
总结
作者强调,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汗牛充栋的社会网络研究文献进行全面梳理,而在于通过对与连通性相关联的文献的分析,探讨社会学对社会网络研究的困境与机会,并强调我们应当回到社会(网络)的基本问题中来。
并且作者以农村电商为例对连通性进行了描述——如果一个老奶奶(不管她在哪儿)有东西要卖或买却不会操作,孙辈可以用移动终端借助于交易平台和物流网络来实现老奶奶的愿望;同样,如果个体希望跳出身边实体群体的藩篱,短路径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同质性闭包机制为其提供了技术性方向,实现只在于其行动。这就是连通性的力量——赋权,同时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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