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为党超老师秦汉史课程作业，因笔者本身对秦汉史了解甚少，故而选择进行简单的综述梳理，以加深对目前秦汉史研究现状的了解。因是综述性质，故分享如下，如有错漏还望读者指出，感谢！

摘要：

当前学界发展日新月异，面对如此海量的信息如何快速把握学术前沿、捕捉学术热点、掌握发展趋势已成为每一个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在秦汉史领域一直有着回顾研究历史的优良传统，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写过相关的文章，或进行长时段回顾，或总结某个特定年份的研究现状，或对某一个细分领域进行回顾，并结合相关学术史对秦汉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尽管如此相关文章的时间下限普遍已经滞后，缺乏对近十年以来整体趋势的分析，本文拟在借鉴前人研究与总结的基础上，选择《历史研究》这一国内史学界殿堂级的权威刊物，以其所刊登180篇秦汉史论文为基本数据，运用大数据处理技术量化有关成果，以此为切口，结合相关学术史梳理，直观展示近十年以来秦汉史领域的发展情况。

关键词：《历史研究》；秦汉史；综述

一、基础数据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CNKI），起止时间为1954年至2023年，数据筛选标准如下：一研究时限在秦汉内且研究主题为秦汉史相关（如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二研究时限跨越秦汉但研究主题与秦汉密切相关（如朱子彦：汉晋之际质任现象综论，《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除此之外本文排除了一些虽满足上述条件但学术性不足的文章，这主要是指一部分发表在1976年之前受到影射史学严重影响的文章（如：湖北孝感县老屋公社理论小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大批判组：《戳穿“董永行孝”的骗局》，《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本节主要就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作者进行了量化分析，如下图所示：

（需特别说明本表中使用的整体数据来自知网统计，限于工作量并未排除资讯类文献,如致谢、稿约、启事、勘误等，因而严格意义上的整体占比应高于8%）

著名的秦汉史学者田昌五、安作璋曾指出：“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奠基的时代，后代的许多社会制度都渊源于秦汉，特别是秦到西汉时期。因此，秦汉史历来都是学者所重视和研究的领域。”这一点也从以上数据中得到论证，从整体而言秦汉史相关文章占《历史研究》全部文章中的8%，从中国古代史而言近十年来则占比12%，说明了秦汉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不同年份所发表秦汉史论文）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秦汉史研究是一个长盛不衰、高峰迭出、极具生命力的领域，在绝大部分年份中都有至少一篇相关论文刊载，其中刊登论文最多的年份是1956年该年度历史研究共刊登了七篇秦汉史文章，其中一篇经济史文章，四篇关于汉代社会性质讨论的文章、两篇考据文章，体现了那一时期秦汉史领域热情参与古史分期大讨论的研究特色。从不同历史时期来看，改革开放前共发表秦汉史文章共发表52篇论文，年均3.25篇，改革开放后共发表128篇，年均2.78篇，从这一点来看秦汉史在每年度《历史研究》中的发表量有所下降， 但这并不意味着秦汉史研究水平较之历史同期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后学术界的竞争日渐激烈，学术刊物逐渐丰富，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论文的总量大大增加，有相当一部分重要的秦汉史研究成果并未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在这种情况下仍能保持将近3篇的年均数据已经可以体现出秦汉史研究在整体的历史学研究中仍处于前沿地位。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发现近几年秦汉史刊登的论文数量有着明显的增加，体现出有学界对秦汉史的关注度不断升高。

从多次发表论文作者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秦汉史研究是一个大家迭出，极具魅力的研究领域。首先从这些学者的年龄来看，既有田余庆、林剑鸣这样已经去世的老辈学者，也有王子今、杨振红这样年富力强的中坚学者，还有诸如马孟龙这样的青年学者，学科发展的人才梯队齐全，后备力量足；其次从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来看，既有关注传统政治史，制度史的学者，也有研究历史地理、交通史等专门史的学者，学科发展的学术着力点多，研究主题丰富；此外还应关注到其中不少学者从秦汉史出发，但研究的领域已经远远超过了秦汉史，如辛德勇对历史地理的研究，阎步克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体现出秦汉史与其他断代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而近十年来主要活跃的学者有冯渝杰、晋文、马孟龙、王彦辉、臧知非等。

二、近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

近十年来《历史研究》共刊登秦汉史相关文章32篇，共涉及作者26位，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是王彦辉，分别在2015年、2017年、2018年各有一篇文章刊登，除此之外还有4位学者发表过一篇以上的论文，这32篇文章涉及政治史、法律史、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文献学、简帛学等众多领域，体现出学者们多样化的问题取向。

政治史、制度史向来是秦汉史研究中的常青树，取得过很多重要成就，近十年来学者们在这一领域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在制度史方面有王彦辉对秦汉兵役制度的研究，他对“正卒”与材官骑士的关系、屯戍的性质及服役方式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厘清，指出“秦汉时期的兵役徭役制度是国家公共属性的体现，由于这种制度的背后隐藏着以法律为表达形式的强制暴力，才使之成为公众必须服从的基本义务。”王彦辉还运用简牍文书从交通视阈对秦汉亭制变迁展开研究，指出秦汉以来以联户为目的的乡里组织在聚与丘的浪潮下逐渐松动，聚落逐渐演变为地域单位，乡里行政编制虽然犹存，但广大乡村行政权力弱化的历程已经开始。此外他对爵制中的庶人也从身份秩序的角度展开了研究。晋文则以睡虎地秦简为基本史料对授田制的具体内容、性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授田制应是“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形式”，在具体实施中具有浓厚的亲情色彩和互助精神。孙正军和刘晓满对汉代的中央制度展开了研究，孙正军考察了九卿在汉代的演变历程，指出其制度形成乃是经典古制、传统故事、理性行政及政治意图合力推动的结果，复古改制并非唯一动力；刘晓满则考察了科层制结构下的皇帝责问机制，指出责问是汉代皇帝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针对国家高层政治运行中的问题，对责任人展开的质询，对下级工作进行批评责问的常用官吏管理方法之一，是秦汉官僚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有学者跨越了秦汉这一断代，如楼劲将秦汉隋唐贯通以《百官志》为核心考察行政体制的变迁，指出汉唐官制记载体例及其来源的不同，体现了魏晋以来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由此达成的机构行政一体化，是汉唐间强化集权秩序和防止长官大权独揽的结果；朱子彦以马超弃质事件为切口，将质任现象置于汉晋之际从天下分裂到统一战争的视野下深入考察了当时的质任现象，指出该现象与儒学的忠孝节义紧密相连，从不同层面反映质任与忠孝伦理间的关系，显示出东汉至魏晋历史变迁的复杂动向。

邹水杰、马孟龙、林昌丈近几年对秦汉时期的地方或边疆治理展开了研究：在秦属邦问题上邹水杰指出属邦是秦在扩张过程中，针对民族地区纳入秦国疆域后的管理而设置，具有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的双重属性，而设置属邦只是秦在民族地区的过渡性政策，最终目的是要实施郡县一元化；马孟龙先后展开了对汉初关东控御政策和汉初侯国制度的研究，对于前者马孟龙试图通过置东郡这一事件揭示出西汉初年国家政治地理结构中的特征，指出通过控制东郡实现了对关东刘氏诸国的扼控，以东郡为基础，通过分封诸吕，实现了对刘邦构建封建体系的改造，以适应吕氏执政需要，对于后者则从分辨战国秦汉封国、食邑两种制度的差异入手，探讨了汉初列侯封地性质与列侯食邑转变为侯国的历史背景，指出文帝在对列侯推行全面分封的过程中，成功瓦解了功臣集团对皇权的威胁；林昌丈择取剡县和鄮县作为个案，指出"政区与"地方"虽然具有不同性质，但存在着相互融汇的历史过程：在县级政区提供的基本框架内，"地方"不断强化县级"政区"的诸种要素，形成对县的认同，确立县级政区的相对稳定，这一稳定性又进而形成一定秩序的地方社会。

陈侃理、孙闻博则对秦汉时期基层治理展开了研究：孙闻博以乡里制为主题，以乡啬夫、劝农掾为中心，指出两汉官府不断加强集权，力图对基层实行更直接的统治。然而事与愿违，集权措施的推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乡里的控制；陈侃理着聚焦汉代的里吏父老，较为清晰地厘清了其设置背景和职务演变，指出在秦亡以后，对臣民的“个别人身支配”并没有成为历代统治者自觉、一贯的根本目标。相反，片面依赖官僚行政组织而高度集权专制的秦政，恰是后人引以为戒、明确反对的。

最后需注意的是在这些选题之外学者对当时的政治文化展开了研究：冯渝杰通过对两汉之际谶纬的研究，指出王莽代汉及光武“中兴”，深层思想根源皆在于谶纬编织的“汉家神学”使得先秦以来人们勠力追寻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的政治构设，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郭津嵩以公孙卿述黄帝故事为中心，指出这一故事在武帝封禅改制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认为不应简单解释为其个人的痴迷盲目，而是政治、信仰和言说在权力顶端交织纠缠的结果；王尔则以永平制礼为中心，认为永平制礼确立了光武帝“受命中兴”、开创东汉王朝、“功成制作”的历史地位，将西汉与东汉置于一个更大的法统结构中。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经济史成为研究的热点，成果丰富，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上、下册等，近十年来经济史相关研究刊登的论文数量仅次于政治史。首先是岳翔宇通过对汉初气温低谷时期晁错提出“贵粟论”这一案例的分析，从气候变化与重农理论发展这一角度切入，指出在汉初气候寒冷导致黄河流域发生农业减产和农民困境，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不再有效的背景下，“贵粟论”所具有的特殊性，丰富了关于古代重农学说演进机制的解释。臧知非运用里耶秦简8—1519号简关于“税田”的记录，对秦汉田税征收方式进行了历史的动态考察，在对田税研究的基础上2017年臧知非又发表了《“算赋”生成与汉代徭役货币化》一文指出“算赋”是据“事”算人、按人赋钱而来，是徭役货币化的结果，而徭役货币化其深层原因，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动，是土地私有化和工商化，为徭役实现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可能和必要。除了臧知非，代国玺也展开了对田税的研究，其主要运用岳麓书院所藏秦简指出秦及汉初的田租制度深受周代谷物征收方式的影响，是典型的劳役地租制度。在田税研究之外还有学者对訾税展开了研究，贾丽英以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以及三国吴简等简牍材料为基础，指出訾税的征收为秦汉至三国吴的赋税通制， 其征纳程序有一个逐步简化的过程，在计訾范围、算核分等， 还是纳钱为税等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晋文则整体性地回顾了秦汉时期的经济制度，将其分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两大部分，指出了秦汉经济政策的重心是重农抑商，认为其制度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在秦汉王朝的治国理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不难发现近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仍然集中于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三大方面，而在这三大方面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研究成果，梳理如下。首先是考古方面的成果，目前出土文献已经成为推动秦汉史研究的重要动力，但是单纯的考古成果在《历史研究》中刊登的并不多，这可能与期刊本身的定位有关，近十年来仅有林梅村与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两人各有一篇文章，前者依据考古证据指出西域都护府城不在前人认为的轮台县野云沟或策大雅，也不在车尔楚或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而在轮台县东南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后者依据相关证据认为汉代敦煌郡所设酒泉都尉不在酒泉，而在罗布泊北岸的土垠遗址，轮台附近汉代屯田机构是汉武帝在塔里木盆地所设最早的西域军政机构，近年新疆文物普查发现的轮台县草湖乡羊塔克其该遗址、尉型县乌如克阔坦、刻坦阔坦，以及克亚斯库勒遗址，当即汉代轮台、渠犁屯田遗址。

秦汉时期，以“律”为中心的中国法律为统一帝国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秦汉法律的基础上，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不断发展，集大成为隋、唐律。秦汉法律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律文正文的佚失，秦汉法律尤其是秦律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本世纪以来，简牍的出土为秦汉法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契机，《历史研究》所刊登的两篇法律史论文也是如此。一篇为徐世虹以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J3出土的两方木牍为基础，对张勋主守盗案牍为对象的研究，其指出张勋主守盗案牍的披露有助于探究汉律的传承关系，深化对县级司法实践的具体感知；另一篇为张忠炜、张春龙对汉律体系的研究，其仍然以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简牍为中心材料，指出其汉初以来，由单篇律构成的汉律体系，其内部存在狱律、旁律之分，构成九章律的诸律篇可能在秦时就已存在，汉初，汉律行用于汉郡与王国。

此外这十年间还有一些秦汉社会史的文章得以刊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冯渝杰《汉代长安的神圣化与大众信仰》一文，该文从政治文化、大众信仰与社会记忆三个维度，以汉代正史、铜镜铭文、宗教性随葬文书及早期道经为主要资料，系统深入探讨西汉中后期与东汉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如何理解和接受长安神圣性的问题，指出“神都”长安的成立过程，实际上也是西汉时期政治神学（以王权神化为中心）、灾异理论（以避灾攘祸致太平为要旨）、神仙思想（以不老不死为追求）、大众信仰（以摄取融合前述各类神秘思想为依归），逐渐聚焦到长安这一神圣空间的过程。徐成、杨计国进行了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对汉魏六朝地理书的演进进行了研究，指出北朝率先由中央主导编撰全域性图记，进而在隋唐时期形成图经修撰制度，这一变化是中央强化地方社会治理在地理学上的反映。在简帛学和经学史方面：陈伟对秦汉简牍中的 “居县”一词进行了考据工作，指出与作为名籍所在的 “居县”，关联互动，形成对于人员、物资的动态管理和全面控制，从而为庞大的帝国机器的运行，提供了有效支撑；张燕以建安许都官学令考这一法令的发表为切口，讨论郑玄经学何以由民间新兴之私学快速成为位居学术主流的官学，认为郑学正是以此令为契机，得到曹氏集团的扶持，首次获得官学身份，得以在全国学校中推行。

三、结论

近十年来，从《历史研究》所刊登的文章来看，近十年来秦汉史研究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的研究仍然是热点。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涌现，这些领域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学者们通过深入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文化传统等方面，进一步揭示了秦汉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特点。例如，对于秦朝的郡县制、汉朝的皇帝责问制度等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这些制度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意义。其次，运用出土文献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甚至下沉为一种研究的基本素养。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大量的秦汉时期文物和文献被发掘出来，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些出土文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学者们通过深入研究这些文献，进一步揭示了秦汉时期的历史真相和发展脉络，例如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简牍就推进了秦汉法律史相关研究的提升。最后，问题意识日渐更新，跨学科意识不断加强。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学者们对于秦汉史的研究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和思考。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历史学领域，还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学者们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揭示了秦汉时期的历史特点和规律，如冯瑜杰对长安的神圣化研究就是如此。

但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研究选题上的不平衡是秦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秦朝和西汉时期，而对于东汉时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种选题不平衡的现象可能导致对秦汉史的理解不够全面，甚至可能产生误解；其次，秦汉史研究中对新材料的过于倚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新材料的出现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然而，一些研究者过于依赖新材料，而忽视了传世文献的重要性，可能就会导致研究出现碎片化的现象；最后，秦汉史研究中理论问题的探究不足也是一个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而对于理论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使得学术的创新动力不足。

（为更好的得出结论，本文参看了近十年来的年度评述：沈刚：《2021年秦汉史研究述评》 ，《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5期；高海云：《2020年秦汉史研究述评》 ，《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6期；叶凡：《2019年秦汉史研究述评》 ，《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5期；晋文：《2017—2018年秦汉史研究述评》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2期；曾磊：《2017年秦汉史研究综述》，《秦汉研究》， 2018年；邹水杰：《2016年的秦汉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4期；徐莹：《2015年秦汉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张燕蕊：《2014年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5期；张燕蕊：《2013年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4期。）

附录：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