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近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涌动着重视史料的热潮，应该是毫无争议的。这从学界不避重名之嫌组织召开的多个以“史料研究”、“历史化”为题的学术会议，可见一斑。对于这股热潮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原因、表现以及意义、缺憾，已有不少学者撰文分析。少有人论及的是，这股热潮的出现，不只是当代文学学科“内部”所致，还要考虑一些近期的“外部”原因。最切近的是各类研究基金近年以“文献整理与研究”为题目立项的课题数量、比例有明显增多的迹象，但这不单单出现在当代文学学科，而是人文社科各学科立项课题都有此势头。这一现象的出现是源自学术研究的“内部”促动，还是整体性的外在引导，抑或是无须分表里的合流？其原因何在、利弊得失如何？这些问题，尚待有识之士做深入的分析，在此按下不表。在下面这篇短文中，我仍将讨论范围限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内部”，就这股热潮的命名提一点疑问，也顺便对这一热潮的批评勉力做些回应。

一、“历史化”还是“史学化”

对这股重视史料的热潮，究竟应该称为“史学化”，还是称为“历史化”，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郜元宝先生在长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径直将其称为“史学化”，他分析了“史学化”热潮出现的背景、现状和局限，认为当代文学研究对“史学化”的“兴趣日益浓厚”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潮流的延伸，“所采取的操作方式则几乎完全仿照‘现代文学研究’”。（1）钱文亮先生认为郜元宝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倾向与问题归纳为“史学化”，“明显有忽视1990年代以后国内人文知识状况的变化、过于简单化之嫌，倒不如采用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化’更为切实和准确”；他的理由是，“‘历史化’至少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已经成为普遍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学术诉求，成为对1990年代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倾向和趋势最具有涵盖力的关键词”，而“史学化”只是这一“历史化”趋势的六种面向中的一种。（2）

我认为，只要使用“历史化”这个概念的时候，还在援引福柯、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杰姆逊等后现代理论家或新历史主义者的说法，就很难将“历史化”和“史学化”对等般替换或混用，即便如钱文亮这样将“史学化”视为“历史化”的面向之一，或者说试图用“历史化”来囊括“史学化”，也值得三思。原因是，注重实证和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一般被认为是历史主义或旧历史主义的典型路径。后者往往将历史独立于历史研究者以及研究手段之外，以为历史研究者在把握历史过程时能克服或排除主观因素，将湮没在时间深处的“史实”挖掘出来。但在后现代理论家眼里，这种对历史的认识本身就是非历史的。杰姆逊所谓的“历史的文本化”即“历史”已经被文本化了，而“文本”是充满印迹的存在，是各种阐释相互博弈的场所；文学史研究者只能经由“文本”进入历史，通过揭示文本中的各种阐释模式来接近历史，而无法“还原”、“重构”历史，无论宣称要借助的是“真实”、“准确”的史料，还是更“客观”、“冷静”的论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杰姆逊提出一条近乎绝对化的超历史口号：“永远历史化”。（3）

当然，后现代的“历史化”研究也经常需要搜集、阐释史料，但具备“历史化”意识的学者所搜集之史料以及使用史料的方式，与旧历史主义者有着诸多不同。以福柯为例。众所周知，福柯的多本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都使用了大量史料，但他不是像旧历史主义者那样围绕宏大叙事、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做修改补正或拾遗补缺的工作，甚至也不是如年鉴学派以及文化史学者那样汲汲于“微观”史料，而是将长期无人关注、几乎与现有的历史叙述无缘的材料（疾病、刑罚、身体、知识等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去反抗或瓦解主流话语的宰制。福柯因此招致很多批评，有人认为福柯在他的《疯癫史》一书中使用的很多材料“从未有人系统、合理地使用过，因此也不清楚它们与真实状况有多大的差距”，而且，“福柯显然与他当时的学术界脱节隔离，所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整整一个世纪的研究都没有产生对他的课题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4）殊不知，福柯的着力点，并不在于通过对“真实状况”的揭示去论证现有叙述的虚假，更无意于去度量他所使用的材料与“真实状况”之间的“差距”。说不定在福柯眼里，对他使用“从未有人系统、合理地使用过”材料的批评，不仅未触及到他研究的痛点，反而在他看来，这几乎可以算是对其使用这些材料及其使用方式的肯定，而批评者认为福柯与“当时的学术界脱节隔离”，则近乎对他的褒扬。

假若上述我对后现代的“历史化”的理解偏差不大，那它与近年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以注重实证性史料发掘的“史学化”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说是悖反的话），就是不能忽略的。在充分研究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前，或者说将当代文学研究中使用的“历史化”与后现代理论中的“历史化”之间的差异，予以较为明确的分辨之前，无论是不加辨析地混用，还是不顾其中的矛盾之处将其与“史学化”冶于一炉，恐怕都有操之过急的嫌疑。

当然，或许还存在别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对近年当代文学史研究潮流的描述不一定非要使用“史学化”或“历史化”中的一个，能否讲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经历过一个从“历史化”到“史学化”的过程？或者在某个时段是二者并行、交错或混杂的？或者在不同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者那里，对“历史化”、“史学化”的理解与实践一直有着不同的方式？

我在这里尝试提出这些疑问，并非认为“历史化”和“史学化”的混用全是坏事。相反，正是这个尚待细致辨认的“历史化”或“史学化”，在当代文学研究着力于考掘史料的起点，赋予了这一热潮显著的理论色彩（虽然身处热潮中的学者未必都有认识上的自觉）。这一点，也让当代文学研究与更早重视史料问题的现代文学研究有所区分。治当代文学史的学者促动“史学化”转向，和现代文学研究在史料方面的率先垂范有直接关系，但后者的楷模显然是古代文学史料学（参照古代文学史料学而来的现代文学史料学已俨然有大成）（5），与后现代理论的“历史化”关联甚少。当代文学研究界所着力建构的“当代文学史料学”未来的面目如何，目前还很难估测，但如果在讨论相关题目的时候主动引入新旧历史主义在诸多问题上的分野以为参照，或许会对提升研究活力、形成学科特色有所助益。

二、“历史化”之后的“史学化”

在有理论兴趣的学者决定使用“历史化”、“史学化”或别的方式来命名当下的史料热潮之前，或许还可以将这一问题搁置一下，转而做这样的追问：富有后现代色彩的“历史化”在当代文学学科已然产生影响之后，如何看待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如果二者不全是对立，前者能否带来一种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旧历史主义擅长处理的实证性材料？或者说，在使用旧历史主义的方式挖掘出的更“真实”、“客观”的材料时，不急于去辨别真假优劣，而是以“历史化”的方式发展出不同的论述？

鉴于如此讨论实在抽象，我在这里举一个研究中遇到的例子。最近在整理《今天》（1978-1980）杂志的史料时，我找到了该刊的发刊词手稿。和这份发刊词的发表本一样，手稿本的执笔人亦为北岛，手稿写作的时间为1978年9月-12月。熟悉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今天》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这份发刊词是研究该刊的关键史料，是从“文革”到“改革”转折期的一份文学宣言，激荡着当时“普遍存在的‘创世纪’激情”（6），因此曾被当代文学研究著述特别是多本当代文学史著作引用。和广为人知的发表本相比，发刊词的手稿本除了“‘创世纪’激情”，还有更直接的批判性段落。论题所限，我对发刊词两个版本差异的分析无法在这里展开，只能概要性地陈说一下总体印象：手稿本的“致读者”偏于对文学体制的批判，对当时的文坛、前辈作家有堪称激烈的批评；发表本则温和许多，对前辈作家有赞有弹，措辞也不避讳使用具有解放意涵的意识形态话语。

面对这两个版本的发刊词及其差异，传统的校勘学通常会选取某一版本作为“底本”（“手稿”和“初刊本”在底本选择中都具有优先性，因为一般认为“手稿”更多地承载了作者的“原初意图”，而“初刊本”则和作品最早发表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然后将“底本”作为依凭和权威，对别的版本进行校勘比对，以从中找出善本或形成定本。在这一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所谓的“底本专制”问题，因为从旧历史主义的视角这些问题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这两个版本中的哪一个更接近于执笔人北岛的意图，哪一个更“真实”地反映出《今天》的处境和抱负。

实际上，过去学者们对《今天》的研究也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的，虽然他们得出的观点是对立的。比如有学者把《今天》与同一时期的另一份民刊《启蒙》对比，最终将《今天》定位于“非政治性的文学读物”，认为它坚持的是“纯文学立场”，并特别提到北岛“作为《今天》的主编，他能够始终坚持自己办刊物的‘纯艺术’的主张，使得《今天》在七八十之交的民刊大潮中独树一帜地保持了纯文学品质。”（7）也有学者通过分析《今天》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编辑部发生的一次“分裂”以及编委的“重组”，得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今天》“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谨慎的立场与激进的立场的分裂以及后者最终取得了控制权”。（8）若从“历史化”的角度去分析，会发现这些学者实际上暗中持有各自潜在的“底本”：认为《今天》是一份纯文学刊物的学者认为太过于政治化的刊物会伤害其文学性，也难以生存下来，而《今天》得以生存近两年之久，是由于其对文学性的坚持；认为《今天》具有较强政治性的学者，则暗合了1990年代以来对社会以及文学中的激进行动的批评。换句话说，他们在研究《今天》时，都带着一个不言自明的对于《今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前见或“底本”，通过使用合适的史料比量之后，各自发展出相应的评价。

而从“历史化”角度看，《今天》发刊词的不同版本所提供的，实际上是若干有差异的历史叙事方式，它们之间并无真伪之分，同一文本的有差异版本可以看成是历史文本化的不同方式，在历史阐释中是可“共存”而不一定是互斥的。不一定非要设立一个潜在的“底本”，或从现有版本中选定一个作为“底本”，以免站在某一个版本的角度，对另一个版本或叙述方式进行审判。因此，我虽然找到了“致读者”的手稿本，但不是要由此得出这一版本传达的是《今天》的真实（或错误）的意图，以此来否定（肯定）实际上已经产生传播效果的发表本。同时，我也不打算用新发现的版本来否定前述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本身也需要被“历史化”，即从中探查张扬“纯文学”和批评“激进”这两种话语的形成过程）。我计划参照手稿本，将《今天》发刊词的话语构成以及办刊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策略，看成是一种话语实践，去分析当时各种社会要素的关系集合，而不是将其直接视为某种意识形态（“纯文学”或“激进”）主导的产物。如果要对发刊词中的话语构成做进一步研究，那就要分析从手稿本到发表本的变化得以发生的条件和过程。这时若将历史当事人在变动不居的社会条件下的踌躇过程，视为文学与政治、谨慎与激进之间的必然选择，即以后来者的文学或社会理想去裁断当事人的观念是否妥帖，这样的裁断无论对错，都是后来者的观点或知识产生作用的结果。

三、“自我历史化”与“碎片化”

在近两年的几个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会议主办者为了“兼听”，经常特邀在文学批评领域有成就的批评家对史料研究发表看法。这些批评家大多以史料研究确实重要、“史学化”也确有价值作为开场白，渐渐转到史料整理过热、过细，史料研究缺乏思想的力量，忽视了对文学的审美、情感研究，整理史料竟被看成“有学问”之类不乏讥讽意味的怨言。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重视史料的学者此时多以当代文学研究陷入“批评化”、史料整理与研究长期得不到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势在必行等来为史料研究辩护。在这样的场合，双方都会多少有一点被迫“边缘化”的口吻：在批评家口中，史料研究已经蔚为大观，以至于文学批评已经被“边缘化”；而在偏重史料研究者口中，史料研究刚有起色，“边缘化”的位置远未改善，目前大行其道的仍然是文学批评。

史料研究能引来同行的批评，首先是好事，至少说明这种研究可能真的成了“趋势”，让不愿意、不擅长甚或不屑于做史料工作的学者也愿做不宾之士。这和若干年前那种动辄祭出“必然方向”的号令式学术批评相比，对学者的各有专擅、研究路径的各有差异多了不少尊重。不过，若批评者反反复复地纠缠于一些不足以成为问题甚至是尚不存在问题，似乎也于事无补。

在一次史料会议上，有批评家提到，由于这几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热潮的兴起，特别是针对在世作家所做的史料搜集工作增多，使得一些作家有意在关于自己的史料上作伪，以达到自我历史化的目的。言下之意，史料整理已经泛滥到了逼迫或诱使作家作伪的地步了。到底是哪些作家曾经主动作伪，这位批评家没有点名，但在文学史上，作家在史料上作伪的事并不鲜见。有些成名较早的作家因确信自己未来会被后人研究，在写作日记、书信这类原本私密性很强的材料时，会将后来的研究者作为预期读者，对某些事件、看法有所隐晦或故意张扬。但很显然，作家作伪的现象不仅不能否定史料研究的价值，反而从侧面佐证了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一些作家因为有人搜集关于他的史料而胆敢在史料上作伪，也就有可能因忌惮史料研究而在另外的史料上诚实；他的作伪本身以及他作伪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他的一部分，对全面认识他的性格、品质和身处的语境会有帮助，这是那些知人论世式研究的用武之地；更不用说，对他作伪的史料的辨析，本来就是史料研究的分内工作和必要性所在。或许可以在这里开个玩笑，若真有作家因为同时代的学者在搜集史料上下了很大功夫，而故意提供或制作虚假的史料，可以放心由他作伪，如果他在文学史上足够重要，他今天所作之伪，未来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如果他的重要性不够，那他的作伪不足为虑，止增笑耳。

若将这样的有意作伪大而化之，会发现类似现象其实比比皆是。以文学史上开过的诸多文学会议为例。若单看当时一些会议的报道，会发现其中经常有“一致意见”、“一致认为”等措辞出现，再对照一下这些年有关文学会议的研究成果所披露的史料，会发现这些文学会议的会前、会中和会后，实际上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有时还会暗流涌动或论争频仍。那么，有关这些文学会议的报道是不是在有意作伪？作伪者有无人为制造“史料”给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看的动机？能不能因为这些作伪的存在，就减少对于这些会议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不过，对批评家的担忧，我更愿意看成另一种意义上的督促，即与其说由于当下的史料工作做得太细而让作家不得不作伪，不如说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做的远远不够细致，让那些没出息的作家以为有可趁之机，而生出作伪之心。同样，与其说批评家们忧心忡忡的是史料研究做得太多，不如说是正是由于史料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从史料研究中受惠不多，才起而抱怨，若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能贡献出数量、分量都较为可观的专题史料著述，凡写作相关批评文章者必定会翻阅参考，这样的抱怨可能会少许多。

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更常见的一个担忧是“碎片化”。以我有限的目力所见，由于起步晚，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特别像样的“碎片”研究实例还不多见，更没有到“碎片化”的地步。批评家对“碎片化”的担心，尚属未雨绸缪。对于这样的批评除了敬谢不敏外，我想援引一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临近的近代史研究者的意见，因为“碎片化”问题似乎更有可能在历史学科发生，也可能会更严重。但与当代文学界对“碎片化”的担心不同，近代史学者罗志田认为，史学原本就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原因是史料本身就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但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相对于批评“碎片化”，不如花功夫探讨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但无论如何，“非碎无以立通”。（9）王笛则提出：“‘以小见大’固然不错，‘以小见小’也并非不好，即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而不是勉为其难地回答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或说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空话。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中，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下的结论，一定要在课题和所使用的资料所能支撑的范围之内。”（10）

与“碎片化”之讥相伴而生的，是认为当代文学研究应具备整体性的视野。这个劝告当然是正确的，但劝告者可能忘记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宏观论述不曾离开当代文学研究须臾。十数年前，程光炜先生就曾这样鼓呼：“之所以宏观论述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大量堆积，流行不衰，大概是‘避难就易’的心理在作怪，是‘取巧’的学科习惯起着支配作用。此风不刹，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将毫无希望，或者没有多大希望，这大概也是我的‘宏观’之语。”（11）“宏观论述”近年声誉不佳，却时有翻新之举，比如这几年开始流行“总体性”。“总体性”与“碎片化”说不上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但并不妨碍“总体性”论者经常捎带上史料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现象练手，但对于自家念兹在兹的“总体性”是什么意思，是谁的总体性，重建总体性的依凭是什么，总体性与压制性的权力、覆盖性的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人在反复念叨总体性的时候是念给谁听的，总体性和“碎片化”之间有无转化和沟通的可能，等等问题，论者常常语焉不详。

最后，我想在此发出两个邀请。第一个送给总体性论者：既然已经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看到那么多“碎片”，那就尽快将其中可能有价值的“碎片”拼接起来，写出足以会通而非笼统的文学史论著。第二个送给致力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不妨就当代文学史上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碎片”，花上若干年时间，做些窄而深的研究，这样不仅可以为当代文学史研究贡献一些他人无法绕过的研究样本，还可让“碎片化”之类忧虑不至于无的放矢。

（作者简介：李建立，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

注释：

（1）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2）钱文亮：《“史学化”还是“历史化”：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4）宁：《福柯被指“史料基础薄弱”》，《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6）洪子诚：“序”，洪子诚、程光炜编选《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7）李润霞：《“文革”后民刊与新时期诗歌运动——以〈启蒙〉与〈今天〉为例》，《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

（8）黄平：《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以杂志为中心》，《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3期。

（9）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0）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1）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