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享国276年，在这276年的时间里，明朝的最大边防威胁来自北部边境，包括北方的鞑靼、瓦剌，西北的叶尔羌、土鲁番，东北的女真，等等。从土木堡之变、庚戌之变等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夷狄的势力不可谓不强大。然而在长达276年的时间里，明朝统治者却成功守卫了长达2700公里的北境防线。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那么，明朝统治者究竟做了哪些事情，采取了哪些措施，才使得大明北境防线安然无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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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漠北

公元1368年，朱元璋打跑了元顺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成立的大明政权，而消灭元朝残余势力，建立北境防线就成了朱元璋和新生的大明政权的题中之义。

于是，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从北平出发向西进军，一口气俘获了扩廓帖木儿部下4万多名士兵。洪武二年，明军横渡洮河，直捣吐蕃军营，吐蕃军猝不及防，向明军投降。洪武三年，明将邓渝进兵蕃汉杂居的河州，建立河州卫，吐蕃十八族、大石门、铁城、岷州等地民众归附。洪武五年，河州卫指挥使朵儿只、汪家奴赴阙朝贡，大明实现了对边陲城镇河州的有效控制。

洪武五年，明朝制定了一个出兵漠北的计划，兵锋仍是元将扩廓帖木儿，徐达、李文忠、冯胜三路大军出征漠北。然而，此次出征喜忧参半，扩廓帖木儿本人依旧毫发无损。

此后，朱元璋通过招抚方式劝降北元等边境四夷，取得一些效果。洪武二十年，明廷又决定对和林发动一次大规模北征，大将蓝玉率军一举攻至捕鱼儿海，俘获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等人。

或以招抚，或见征讨，朱元璋在边防问题上的恩威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

至朱元璋去世时，明朝虽建立了北境防线，但时有反复。不过，元朝政权规复中原的企图已被彻底粉碎。朱元璋最后对明朝边防安全战略的评估是，不应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在不必要的主动出击中，而应将之投入巩固边防安全的建设中。

在经历了靖难之役后，永乐帝朱棣登上皇位。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朱元璋时期在北境边防上的策略。典型的两点是：一是朱棣以陕甘、宁夏、大同、宣府、辽东五处总兵官，替代了此前诸王戍边的旧制，设立一级军政部门以节制诸卫所。二是朱棣在14年间发动了五次北伐战役。

自永乐八年至永乐二十二年，永乐皇帝腾出时间、精力和人力物力，向漠北蒙古诸部发动了五次战役，永乐皇帝本人甚至御驾亲征。

朱棣的北伐似乎与其所谓的生死攸关的边防安全问题关系不大，而更像一份天下道德和政治霸权的宣言。但是，朱棣的北伐，使得瓦剌和鞑靼对边防的袭扰明显减少了，在一定时段内，发挥了保境安民的作用。

朱元璋、朱棣时期对漠北草原所发起的一系列战役还产生了一个间接后果，那就是在他们的鼓励和武力炫耀下，成千上万鞑靼、瓦剌或其他族群人民自愿归附明朝。这实际上又间接抽干了敌军的有生力量。大量南下的人民，通常以成建制的方式，由其原先部族首领带领，或安置于中原内地，或于边境附近建立卫所。而明朝之所以愿意这样混同华夷，而非将之拒之门外，显然也是经过考量的，认为这样有利于边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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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攻转守，构筑大明堡垒

以攻为守，是永乐帝选择的边防安全战略。而他的孙子宣德皇帝朱瞻基则转变了这一战略，他开始专注于防守，淡化进攻，他认为进攻对将士的训练要求更高，而防御则可以降低训练要求。于是，永乐时期内迁的卫所，到了宣德时期不得不重新部署到北境，取消了轮番戍卫，采用卫所将士举家实边的方式，使得边防兵力增加了一倍有余。

然而，这种防守的成本并不低。一是边粮长途运输问题突出。如，位于北京以北170公里的开平卫，每年就需要运粮4万石，但人力不齐，很难保障。二是边防工事漏洞多，守备不足。宣德五年，自怀安西阳河至永宁四海冶山口的44处险关，有39处兵力不足，敌军可能会发动突然袭击。三是边防卫所险关调度指挥不统一，宣德帝决定设置完全都指挥使司，将宣府等16个卫所划归完全都指挥使司统一调度。四是情报工作人员俸给增加。以前明军依托边境瞭望塔、哨所、规复民众的报告等来获取鞑靼人的动向，宣德时期明军组建了“夜不收”这一特种侦察部队，称夜不收军，需要更高的俸给供养。

庆幸的是，明廷想方设法保证了这种防守战略的实施。宣德皇帝还多次巡边，鼓励戍边将士。宣德九年，宣德皇帝第三次巡边，在洗马岭遍阅防御城堡和士兵后，他认为边将克用命，防御体系比宣德五年时更为严备了。

然而，明英宗朱祁镇时期的土木堡之变，似乎说明明朝此前防守战略存在弊端。

客观上讲，土木堡之变并不完全是明军军事防御失策和管理不善所致，这一事件中隐含着瓦剌与明朝之间迫切需要朝贡贸易的成分，瓦剌也没有要占据中原的打算。土木堡之变不能被过度解读为明朝政治肌体慢性恶化的结果，而是一个短暂的命运转折。

土木堡之变以后，明廷与草原部落的关系并没有更趋激化，总体上还是一种友好合作的朝贡关系。到了这个时候，似乎草原部落已经习惯了这种关系，朝贡已经成为他们与明廷交往的主要方式，而侵扰的目的与朝贡几乎一致，就是获取物资。明廷需要做的是处理好与边防线外各部落、势力之间的关系，以便对他们形成有效牵制。

到了成化皇帝朱见深时期，他对边疆事务的处理值得称道。他虽非善于预谋，亦非铁腕君主，但他深刻地意识到，其任内，“北虏之患”已变得空前猛烈。起初，他希望效仿列祖挥兵漠北，殄灭虏寇，但当他发现势在难为之后，开始转向大规模的防御体系的建设。这一战略转折标志着曾经作为天下共主的大明王朝转向内在，逐步退出与周边频繁的交流。

弘治皇帝朱祐樘时期是测试明朝边防军事防御体系韧劲的时期。弘治五年至弘治七年，明代北境边防地带几乎都遭到了小规模袭击，如北虏入甘肃、庄浪、古浪，杀官军25人；入永昌，杀官军60余人；入凉州，杀伤官军40人；入镇番，杀伤官军10人；入山丹，杀伤官军27人；等等。而在防线东部，朵颜三卫也开始寻衅滋事。对于边境各处的袭扰，明军似乎束手无策。弘治皇帝也没有以雷霆万钧的方式处理涉事将官，然而，在处理吐鲁番速檀阿黑麻吞并哈密卫一事上，明廷采用了番汗联合行动，发动了宣德之后少有的一次主动对外军事进攻，过程虽曲折，但结果却成功了。

而在正德皇帝朱厚照时期，明廷发生了有意思的事情。朱厚照生活奢靡浮夸，对军事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他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他渴望离开禁宫，走向战场。尽管明朝迎来了“任性”皇帝，但强大的官僚体系仍在发挥作用，维系着大明王朝的正常运转。正德一朝，皇帝本人之于边防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

大明堡垒政策的顶峰出现在嘉靖皇帝时期。“大礼议”事件之后，兵部逐渐失去了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嘉靖皇帝不得不着力解决其防御体系中存在的严重且极具争议的难题，如大同兵变、收复河套的失败，以及俺答汗制造的“庚戌之变”。嘉靖皇帝不主战，但时而希望明军能对漠北草原深处的虏营进行袭击，与朱元璋、朱棣一样，嘉靖皇帝表现出一种自信。他不惜一切直面每一挑战。

而继任的隆庆皇帝，则采取了缓和和妥协，“隆庆议和”表明明朝与草原部族的关系发生了彻底变化。隆庆议和下的互市，大大减少了明朝与草原之间的战争摩擦，俺答汗也不再寻求建立帝国，转而通过接受明朝的册封及互市，在名与实的双重作用下主导草原格局。隆庆帝好像找到了另一种北境边防的维护之道。

有明一代，其北部边防问题始终没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万历皇帝统治时期，明朝虽然有缅甸、播州、朝鲜倭乱等战役，明军无一例外地取得了胜利，但是明朝北境防线的一系列冲突，似乎归于沉寂了，直至辽东防线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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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防线的崩溃

明代辽东防线的崩溃，始于万历末期。而分析其崩溃的原因，可概括为明廷内部的斗争和处理不当给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万历十年，女真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的风波，明朝本应袖手旁观，任女真内部自行解决，但急于恢复地区稳定的李成梁介入了内斗。万历十八年至十九年，土蛮及朵颜三卫相继袭扰辽东，李成梁四处征战，伤亡近2000人。明廷御史参劾担任辽东总兵官长达22年的李成梁，万历皇帝竟然是其议，而在明代辽东防线，始终如一日地坚守辽东的仅此一人。这为辽东防线的崩溃埋下了隐忧。

努尔哈赤致力于统一女真各部，在明廷看来，这将有利于辽东局部得以宁靖。但事与愿违，互市并未能有效减少各类冲突，明军的防御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起兵反明。在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溃败。

1620年，明朝经历了三帝更迭，万历皇帝去世，泰昌皇帝即位一个月就死掉，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而宫中实权则被阉党魏忠贤所垄断，东林党人则牢牢把持朝政。官僚集团党政不断。

在经历了杨镐四路明军之败，袁应泰之死，沈阳、辽阳沦陷之后，辽东防线遭到毁灭性打击。

熊廷弼反复几次起用和被弹劾，反映出明廷内部矛盾重重。年轻无能的天启皇帝和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未能在顶层设计时给予有效训示，致使朝野上下党政不断，而明末的官僚体系已无力从根本上消除党政带来的影响。农民起义四起，大量边防力量被抽调去平叛，守护大明两百多年的边防也走在了崩溃的道路上。

学者评价

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将成为任何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的必读之作。对几个世纪以来明朝北方边境安全的纵向研究，将明朝皇帝、政治家和将军为应对持久且最终无法解决的外部威胁所进行的人性斗争置于背景之中。尽管皇帝、官员和政策发生了变化，但野蛮入侵的驱动力仍然逃脱了明朝在中亚和草原的掌控。窦德士在强调外部安全威胁往往只能被反应而不是解决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上，为中国历史和安全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龙沛，范德堡大学教授、汉学家

这本书借鉴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资料，并受到最新研究的启发，提供了关于明朝北方防御政策演变的巨大概述和分析。窦德士打破了停滞和衰落的传统叙事，揭示了明代官僚军事基础设施的动态韧性，为理解明代在亚洲维持霸权近三个世纪的原因提供了关键。作者尤其关注明朝每个皇帝的个性和个人利益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考量，由此展现出的画面是基于实利政策评估的战略灵活性，但又掩盖了一层稳定的光泽。同时，作者对草原政治的流动性与明朝的朝贡制度的关系也高度关注。

————肯尼斯·斯沃普，美国海军学院教授

凭借对史料的深刻把握，窦德士提供了关于中国明代北方边疆的全面叙述。

——宋怡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分析为基础，成功地梳理了有明一代北部边防的变迁线索，再现了“九边”沿线战争、朝贡、边贸、人口流动等多视角的历史画卷。

——张帆，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本书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对明朝与北方各族近三百年错综复杂的交往做了全程式报道与评述，是一部了解明代北部边疆史的重要基础读物。译者的流畅文笔，尤其是大量译者注，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刘晓，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一部明代史，也是一部长城修筑和防御的历史。本书名为“长城之外”，实际关注的是长城内外明王朝依托长城构建的北边防御体系之内和之外的史事，为阅读明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彭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窦德士的《长城之外》一书，在西方学界长城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明代长城防御历史与阶段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相对于此前偏重理论的研究取向，本书提供了更为丰富与细腻的历史情节，生动展示了有明一代长城边疆的历史之歌。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明史、长城史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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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1368—1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