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素来注重历史记述，历史记载汗牛充栋，这就给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五千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加上浩瀚的文献典籍和层出不穷的考古资料，中国古代史研究在五千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

历史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史料，解读这些历史资料的方法、解析各种历史事件的理论武器同样不可或缺。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以及各色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历史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长期居于指导地位。此后，当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激荡着中国学术界。

七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其风气变换，首先是受到中国政治现实的刺激。建国后，百废待兴，学术研究面临“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境地，经历过几年的恢复与重建，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历史研究》等一批高水平杂志创办，学术专著如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初编》，断代史教材如杨宽的《战国史》、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等也先后出版。

图注：从左至右，依次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尚钺。

与此同时，学者对中国古史分歧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组成史学界“五朵金花”的讨论全面展开。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尚钺等有影响力的学术领袖，或参与讨论，或启动编纂“中国通史”之类的大型项目（其中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为一卷本），使得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且产生了广泛的溢出效应。

“文革十年”间的历史研究，被“四人帮”的“影射史学”所绑架，“批儒评法”更是搞乱了正常学术伦理。但是，包括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在内的文献整理工程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启动，全国学术界与出版界群策群力的成果成为古籍文献整理的范本。农业学大寨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等全国性的群众建设运动，推动了重大考古发掘的进行，包括长沙马王堆汉墓、“吐鲁番出土文书”等资料在内的出土文献整理工作也得以开展。只是，整理这些珍贵材料的收尾工作，大多完成于“文革”结束后，而深入的研究甚至持续至今。

七十年代末，在拨乱反正清算“影射史学”的同时，学界的学术活动也愈益活络起来。1978年，《历史研究》杂志社、《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在长春召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共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吉林、辽宁等十五个省市的86名学者参加，除了各个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学者外，《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都有代表参会。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春天来临的标志性事件。

在史学研究的春天里，被激发起创造活力的学者可以说是“四世同堂”，既有清季出生已是耄耋之年的老教授如郑天挺、侯外庐、白寿彝、邓广铭、韩儒林、杨向奎等，也有民国以来出生而年逾花甲的长者，如唐长孺、何兹全、傅衣凌、黎澍、杨志玖、史念海等，更多的则是建国前后毕业、文革前已经成长的中年学者，如庞朴、漆侠、胡如雷、田余庆、林甘泉、田昌五、宁可等，还有一些因为遭受右派压制，在平反后蓬勃而起的如黄永年、张广达等。此外，五、六十年代毕业或文革前读研究生的那一批学人（多数为三十年代出生）如陈得芝、陈高华、刘泽华、周良霄、冯尔康、顾诚、瞿林东、姜伯勤等也崭露头角。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还获益于高考制度的及时恢复和研究生学位制度的大力推进。七七、七八级本科生，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入学和成长，已然成为最近4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生力军。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是由不同辈分的学者之间联合推出的大合唱与大争鸣的话，那么紧随其后的种种史学热潮的转换与生发，如社会史、计量史学、田野史学、口述史学、医疗史学、环境史学等，则是这些新生力量的主打戏。他们都是共和国时期培养的学者，搭乘了改革开放的快车而不断提升学术素养，构成了90年代之后培养研究生的主体力量。

要想具体而微的描述这7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总体而言，以下四个特点却是比较明晰的。

首先，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始终是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主流。西方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历史学与现代学科之间的转换。传统中国的史学主要停留在记述和鉴戒两大功能。现代历史学则试图借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在考据和义理层面进行深入挖掘。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里谈到：“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但是，在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时，难免出现教条主义或者穿靴带帽的形式主义倾向。所谓的“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的分歧和讨论，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相关理论与具体研究结合时的隔膜与偏差。但是，几十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极大地提升了历史研究者的理论兴趣，推动了对传统中国认识的深度，这是不争的事实。“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其次，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外学界之间的交流互动日渐频繁，留学海外学者的归国，大量海外著作的翻译出版，学术热点和研究主题，切换很快。文化热、年鉴史学、计量史学、历史人类学、环境史、医疗社会史、全球史、活的制度史、新政治史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特别长久、王朝更替的周期性危机原因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新理论、新思维引入的结果。新的问题意识、新的观察角度，大量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运用，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空间。同时，也让唯物史观的研究在中层理论层面得到了展开和落实。

其三，在理论提炼和选题创新的同时，不随波逐流，不追求时髦，力求利用新史料（战国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等），结合传统文献典籍，在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作出新成就，推出厚重成果的研究者，也不乏其人。这部分研究成果，对于深化古代史研究的学术积累，提升古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进步得益于理论思维拓展的同时，也得益于新史料、新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一般硕士、博士论文，如果不在这两个层面有所借鉴、创新与突破，恐怕很难有新的推进，进而得到学界的认可。

其四，随着考古和文献资料的电子化，特别是历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给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也带来很大的挑战。所谓的“e-考据”展现的不仅是史料搜集路径的拓展，也极大地增加了考据和辨别史料的难度（参见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挑战》，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查找资料的速度无疑是快了，有些死板的考据学问，含金量减少了。但是，搜集、鉴别资料的过程也复杂化了。对于运用史料构建历史叙事空间能力的要求也提高了。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潜在影响，在未来的几十年，将会愈益显现出来。

今年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那个时代一部伟大的中国通史，犹如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是汉代的一部伟大通史一样。七十多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可以说多如牛毛。但是，一部好的断代史、好的通史，令学界和读者都感到满意断代史或通史，始终未能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种遗憾背后隐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研究成果积累的问题，有写作方法更新的问题，还有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学者之间分工与协作的问题。

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可以观察到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变化过程。陈寅恪有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这一点也适合于未来的历史学研究。在重视传承中国史学菁华的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和学习域外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传承与借鉴并存，在学习和消化中创新。毫无疑问，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亦将秉承这种路径而不断进步。

*作者张国刚，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本文原标题《中国古代史研究七十年》，凤凰网国学受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