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达利欧为何研究历史

《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是瑞·达利欧基于对历史的研究而写成的一部新著。一名投资界的教父级人物，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去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与管理投资有什么关系？

达利欧的回答是，要想真正做好投资，就必须有历史的视野。

《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瑞·达利欧 著，崔苹苹、刘波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版

投资者需要预测和应对未来，而预测和应对未来的能力，取决于对事物变化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理解。理解这些因果关系的能力，又来自对以往变化的发生机制的研究。然而问题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能经历的事情也是有限的。有限的经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达利欧在书中讲了一个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件：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达利欧认为第二天股市会暴跌，然而他没有想到，第二天股市反而大涨。这让达利欧极为震惊，他研究了历史才发现，历史上许多次货币贬值都对股市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经历了几次这样令人痛苦的突发事件之后，达利欧意识到一个现实：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经历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于搬运面包屑，却无暇拓宽视野，发现事物发展的宏观规律和周期。一旦遇到没有经历过的重大事件，认知的局限就会完全暴露出来。大多数人对这样的重大事件的到来往往措手不及，因此往往会遭受重大的损失。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有句诗：“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正如达利欧所言，历史的作用在于，我们的一生可能都没有经历过的事件，历史上却可能多次出现。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超出个体经验的局限，从几代人乃至更长的时段，去关注那些反复发生的历史事件，把握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以及思考背后的深层逻辑和驱动机制，从而帮助我们拓宽视野，提升认知，更好地理解当前、应对未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达利欧以1500年以来的500年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为样本，开始了围绕帝国兴衰及其深层机制而展开的历史研究，并且基于历史研究所提炼出来的规律，重新思考投资。这部新著就是他的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

二、主导帝国兴衰的大周期

达利欧历史研究最主要的心得，就是贯穿这本书的主线的“大周期理论”。这一理论大致包括如下内容：就像生物存在生命周期一样，历史通常也是通过相对明确的周期、随着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过渡而逐步演进的；人类的历史和未来可以被看作所有个体生命周期逐步演进的综合。个体的生命周期汇聚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自古至今、包罗万象的整体历史演进过程；同样的事件受大致相同的原因的驱动而反复发生，同时也在不断演进。

历史的周期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很难改变或对抗。一旦这些周期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历史构成的板块就会移动，所有人的生活都会发生巨变，驱动着财富和权力发生周期性的更迭，以及周期性的兴衰治乱。典型的大周期分为三个阶段：上升阶段、顶部阶段、下跌阶段。帝国/王朝都是在上述这样典型的大周期中崛起和衰落的，没有一个帝国能够逃过这个周期。每个世界强国都有过辉煌，但它们最终都会衰落，只是衰落的方式不同而已。

具体来说，典型的大周期由三个周期构成，即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这是大周期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达利欧的研究表明，短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8年左右，长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50-75年，因此包括6-10个短期债务周期。长期债务周期在人的一生中只出现一次，大多数人对其会毫无预料。因此其到来往往令人措手不及，让很多人遭受损失。第二个周期，是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从内部有序到内部无序再回到内部有序的典型周期，一般分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第四阶段，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扩大；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革命。

每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长短不一，但整个周期的演化通常需要100年时间（出入可能很大），周期中也会发生很大的波动。每个国家都在经历这些周期，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各国相比其他国家所处的阶段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整个世界秩序的首要决定因素。其中，第五阶段是内部周期的关键阶段，也是许多国家目前所处的阶段。这个阶段会出现典型的有害组合，导致重大内部冲突，包括一国及其民众处于糟糕的财政状态，实体内部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距，以及受到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

第三个周期，是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上述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的6个阶段也适用于这个周期。达利欧重点分析了国家之间的斗争的5种类别：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和军事战。他强调，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与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背后的驱动因素往往会同时改善或同时恶化。随着形势的恶化，争端与日俱增，交战的可能性就会加大。

三、基于大周期视角的投资

这对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达利欧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在谈论当前事件，却没有人谈论这些大周期，而大周期是当前事件的最大驱动力。真正负责的投资者，必须从大周期的角度来思考投资。为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大周期的整体格局，达利欧还研究了1900年以来10个大国的历史。他的研究发现，在这10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至少经历过一次几乎所有财富全部消失。即使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财富全部消失的国家，也经历了几个糟糕的10年，其资产回报几乎摧毁了它们的财务。美国和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是少有的成功案例，但即使是这些国家也经历了巨额财富损失时期。

达利欧说，如果他没有考察1945年世界新秩序开始之前的这些投资回报，他就不会了解到这些毁灭性时期。如果他没有回顾500年前的世界历史，他就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如何在世界各国反复发生。

的确，人们经常忘记，对投资者来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段，最大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来自市场本身，而是来自市场之外。在大周期的上升阶段，你只需要关注市场本身即可，但在衰落和混乱的阶段，以往安全的投资变得不再安全。从混乱阶段一直到新秩序的重建，这一过程既包括了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彻底重组，也包括了债务、财务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权的彻底重组。这一过程往往会给财富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当局势恶化时，投资和资金往往已经无法逃离。而负责任的投资者，无论在何种环境中，都要保护好财富。这就必须理解大的周期，并且打造适用于整个历史（包括这些毁灭性时期）的认知和策略。

达利欧说，只有充分了解这些周期，才能从战术上调整或分散投资组合的风险，避免受到不利影响，并且/或者从中获利。

四、大周期中的美国与中国

人类很难改变大的历史周期，但好消息是，人类在大周期面前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在达利欧看来，大周期存在着清晰的标记。根据这些标记，人们就可以了解自己在大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与位置，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最妥善的应对原则。

在研究中，达利欧提炼出了8个标记大周期的指标，即教育、竞争力、创新和技术、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军事实力、金融中心实力、储备货币地位。人们可以通过考察这些指标，构建一个反映国家当前形势的健康指数，反映不同大国兴衰的整体情况及所处的大周期的阶段。

这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大概是达利欧运用自己的分析模型，对中美两国各自大周期所处位置的分析。

在达利欧看来，美国已经处于自身大周期中约70%的位置，误差范围为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处于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的第五阶段后期。虽然美国还没有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即内战/革命阶段，但其国内冲突激烈程度日益加剧。达利欧说他在美国已经看到了三个从第五阶段升级到第六阶段的最重要标志，包括规则被无视、双方相互情绪化的攻击、发生流血事件。虽然美国在未来10年里陷入第六阶段的可能性只有30%左右，但在达利欧看来，这一风险已经高得危险，因此必须通过他的一致性和预示性指标来密切关注和防范这一风险。而最大的疑问是，美国的体制在崩溃之前到底有多大的韧性。

与美国处于周期的第五阶段不同，在达利欧看来，中国则似乎处于周期的第三阶段，即和平与繁荣阶段。达利欧说，中国取得了历史上最快速的进步，基本生活条件迅速改善，塑造强大帝国的种种要素明显攀升，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国。所以他的结论是，对美国来说，大周期是不利的；对中国来说，大周期看起来有利。

那么，美国和中国目前所处的不同地位，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达利欧专门用了一章来分析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前景。在他看来，命运和大周期规律将中美两国及其领导人置于目前的境地。在国家之间争斗的5种类别中，中美之间已经涵盖了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和资本战。这些战争虽然还不是很激烈，但正在加剧之中。中美之间还未发生第五类战争即军事战。虽然中美军事战的风险似乎较低，但该风险正在提升。

达利欧警告说，愚蠢的战争往往因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而发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对敌方哪怕是小的举动做出回应都要比被视为软弱更重要，特别是当双方并不真正理解对方的动机时。历史告诉我们，对正在衰落的帝国来说，这尤其是一个问题，衰落的帝国倾向于投入不符合逻辑的战斗，因为任何撤退都会被视为失败。而事实上，对中美两国来说，最大的敌人都是自己。

不是所有的读者都会认同达利欧在这一问题上的结论与判断，但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国内反华情绪总体高涨的情况下，达利欧从大周期的视角，对中美关系出现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的分析，相对来说还算是客观公允的，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五、历史视角的价值及其局限

中国读者对于达利欧的大周期理论，应该会感到很亲切。一个原因是，达利欧在这本书尤其是后半部分中，花了大量的篇幅研究中国历史。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周期性的治乱兴衰。事实上，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的。这一点，达利欧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达利欧抱怨说，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只有300年，他们不是很有兴趣从中汲取教训。300年对美国人来说似乎是很久的，但对中国人来说太短了。大多数美国人无法想象会发生颠覆美国体制的革命或战争，但对中国人来说，革命与战争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他说，历史早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习惯于从更大、更渐进的视角去看待当代事件，更具有战略思维。这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后者更关注特定的事件，尤其是当下发生的事件，因而不可避免会变得相对短视。

的确，如前所述，读史最大的好处，大概是可以帮助我们跳出此时此地的限制，从长的历史时段来把握影响组织兴衰治乱的深层因素，可以帮助把握哪些东西是可以持续的，哪些东西只是一时的喧嚣，从而给我们带来完全不同的视角。用达利欧在书中的话说，这种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事物的方法，改变了他的视野。相信读者也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

不过，作为一名出身于历史学的学者，我想提醒读者：也不要因此夸大了历史研究预测未来的能力，走向历史决定论的极端。历史学家反而非常警惕历史决定论的自负，因为他们很清楚，解释过去与预测未来之间永远存在着鸿沟。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启示是有边界的。事实上，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纯粹线性的。相反，非线性的演进是某些历史阶段的重要特征，这就使得人类单一基于历史经验的认知会突然变得过时。

在这个问题上，达利欧表现出难得的清醒。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单一历史视角的局限。他说，在1750年，人们会合理地认为，以下几点是永恒普适的真理：君主和拥有土地的贵族在士兵帮助下监督农民，将是未来的治理体系；农业用地将继续是最重要的创收资产；人均收入将仅以每年0.5%的增长率增长；预期寿命将稳定在30岁左右。这就是一直以来的情况。当时的人不可能想象到现在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更不用说会出现成为世界领先强国的美国。

所以他提醒读者：尽管从过去来推断未来通常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出现令人惊奇的事也不意外，因为未来将和你预计的大为不同。他说尽管他从历史中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有不少书中讲的心得，但他仍然犯下了许多错误。

应该说，达利欧的这一提醒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既然如此，历史视角的真正意义到底在哪里？关于这一点，达利欧其实讲得也很清楚。

他说：历史的意义在于，知道事情过去的变化状况后，我就可以考虑类似的事情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与不知情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知道了这一点，我就不断寻找类似事情再次发生的先兆。有了这些先兆，即使是不完美的预测，我也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而不是像悠然无事一样，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或毫无准备。

这大概是对投资人究竟为什么要读历史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了。

（作者宫玉振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副院长兼EMBA学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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