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誉有“天路”的青藏铁路到号称“通天大道”的天门山盘山公路，再到云端上的四川雅西高速，今天的中国，交通道路四通八达，无论是出游、探亲还是骑行，都畅通无比。回溯历史，古代中国的交通道路是怎样的？就拿春秋时期来说，各诸侯国间频频“合纵连横”，战和不断，其相互之间是如何进行会盟、争战及人员流动的？彼此间的交通路线是怎样的？

答案或许可以在《春秋时期齐、卫、晋、秦交通路线考论》（以下简称《考论》）一书中找到。

《春秋时期齐、卫、晋、秦交通路线考论》

《考论》是一本“以《左传》战争、会盟、巡狩、遣使……等涉及空间移动之记载为论述核心”，“吸收前人现有研究”与“考古成果”，再经深入分析与合理推测，“力图还原春秋交通路线之概貌”的学术专著。作者为任教于浙江林业大学文法学院的徐鼎鼎，该书是其在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来。

“目前古代交通研究成果多集中汉唐以降，春秋时期之研究相对匮乏”，“相对冷门”，“尤其缺少兼具全面性与系统性之专著。”在开篇的“序”中，作者硕士期间的指导老师黄圣松先生说道。试举例如早至论述西周时期的论著有杨升南的《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的交通初探》、刘广生与赵梅庄的《中国古代邮驿史》等。杨氏之论虽“论述西周自周王室为中心，西通散国、西南至巴蜀、南至江汉、东南至淮夷、东至齐、北至晋、燕之道路，勾勒西周交通概况”，然距春秋时期已远，交通路线必然已发生改变，但仍然“对春秋道路交通研究颇具先导价值”；刘、赵二人则“以洛邑为中心，分析春秋邮传路线……且绘制'春秋时期主要道路交通示意图'，使读者一目了然。然其描绘对象仅限主要道路，故于细节处犹有补足空间”。及至春秋时期的研究文论，如史念海的《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陈槃的《春秋列国的交通》、庐云的《战国时期主要陆路交通线初探》等，都或因“论述重点”不在交通路线，“未具体论及道路路线”；或“因考古遗址有限”，“篇幅有限，仅能论及数条干道，且描述亦较简略”。而《考论》以“《左传》中齐、卫、晋、秦四国的交通为研究核心”，“将单一地名之考证与该国整体交通网络布局”相结合，并“进一步考察黄河津渡”，“补足前人研究之缺失”，再依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齐、卫、晋、秦四国之交通路线图”，“兼具全面性与系统性”。因而黄圣松先生称誉“本书之出版，无论对于《左传》学或史地交通研究，能有添砖加瓦、弥补空缺之作用。”实不为过。

《春秋时期齐、卫、晋、秦交通路线考论》

前文曾多次提及本书的撰写脉络，却都不甚详细，此处姑且再赘述之。众所周知，“《左传》是研究中国上古史与春秋史的重要典籍，蕴涵丰富史料与资讯”，其间记载了春秋时期林林总总的“历史与地理”，其中就包含“战争、会盟、巡狩、遣使、出奔、迁徙、婚姻、丧祭等有关空间移动之记载”，皆涉及交通往来，对“厘清交通路线”意义重大。《考证》作者正是以《左传》中的此类记载为核心，说明诸侯国“交通路线连接之动向”，接着引前人之研究“考证路线所涉及之地名地望”。在此一部分，作者“以清人之地理考据类书籍为主，盖因清人总结前代典籍，旁征博引，详加辨析，颇有所成。”然而“部分城邑之位置，因时代邈远，分歧颇多”，故而作者又“兼引各朝地理志书、地方志、近人之研究成果，以及考古新发现”，“再根据地形地貌结合山川河流之分布，分析两地间之交通，最终得出一较为可能的交通路线”。最后以谭其骧之《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路线图，以供读者览阅。此法贯穿全书每一章每一节。

如此，春秋时期齐、卫、晋、秦四国的交通路线大致清晰起来，串起了中国北方自西向东，自陕西至山东的交通路线，很是壮观。

严苛来讲，本书所得结论多由前人之言整合而来，少新发之论，且所得路线之结论偏于笼统，仅于两地间以直线相连表示，未于实际地形路线加以验证。是其不足。但耙梳论证取信之功却也是不容否认的。春秋至今已逾两千年，其间史料论著不可谓不多，同一件史事难免存在不同版本的记载，究竟哪一个才是最接近事实的真相呢？这正是作者耙梳论证之功的体现所在。如对公元前660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之皋落氏地望的考证。“东山皋落氏”之地望考证共四种观点，“一说位于旧垣曲县西北六十里，今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南七里之皋落镇，一说位于今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东七十里之皋落山，一说位于今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东南一百五十里之平皋，一说位于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西北之皋狼故城。”对此四说，作者逐一分析道：

“首先，吕梁市之皋狼过于偏远，实非当时晋国势力所能及，且洪氏'皋狼系皋落之转音'之说过于迂曲，缺乏更直接之证据，因此可以率先排除。《集解》（）：'赤狄别种也，皋落其氏族。'东山皋落氏为赤狄别种。昔阳县及壶关县确实较为临近位于今长治市之赤狄，然而晋国灭曲梁、潞氏、甲氏、留吁、铎氏、廧咎如，皆在宣公十五年以后，此时距离闵公二年'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已有六十余年。正如马保春《晋国地名考》所言：'闵公二年乃公元前660年，此时晋疆未至晋东南，所攻东山皋落氏自当不在东南赤狄潞氏生活的区域。'因此闵公二年太子申生所伐应为今运城市垣曲县南七里之皋落镇，而昔阳县及壶关'之皋落山、皋落氏，则或如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所言：'或者为皋落氏迁徙遗迹，不然则其族部繁多，此等处皆其错杂居地也。'”

由此可见作者“厘清正误”“修订旧说”的细致之一斑。结合山西省地图可知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与运城市垣曲县同春秋时期晋国疆域之关系，可知作者论证不假。

对交通路线的关注，对已有观点的耙梳论证，造就了《考论》学术性专著的属性，非轻松易读的通俗史作，加之地域性偏强，读之不免枯燥。其实，对其除可作为了解春秋时期齐、卫、晋、秦四国交通路线的专著，尚可作为寻访古址的指南，在其指引下实地走访，体会时光流转，体味古今变迁。此亦为予读者的另有一番功用。另外，在最后的致谢中，作者提到其“同门许起墉……的硕论是研究《左传》楚、吴、越、陈、蔡的交通路线，与我（作者）非常相似”。可以稍稍期待一下。

《春秋时期齐、卫、晋、秦交通路线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