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翟新明，80后，文学博士，目前供职于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助理教授。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五年，代表作为《〈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未著录〈文苑英华〉考》《从小说到文史——宋代书目中诗话的归属与位置变迁》。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是2008年考入湖南大学文学院的，随即在军训期间通过考试进入了文学院托管下的李达人文实验班。最早接触文献学，是在本科阶段大二上的《文献学》课程，这是针对李达班单独开设的课程，其他班级则以《文献检索与利用》代替。当时使用的是张三夕教授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过那时候课程采用开卷考试，授课教师的口音又是比较浓重的湘普，基本上只能以自学为主。

母校文学院虽然有民国间的辉煌文史传统，但因为历史原因，当时恢复建院才不过六七年，本科只有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没有在古典文献学方向招生，强势学科是中国古代文学。我从大三开始跟随郭建勋师学习，持续五年，郭师的重点研究方向是辞赋和诗歌，所以我的本科和硕士学位论文也都是古代文学方向。在本校继续读研后，除了做学位论文需要涉及文献检索与考证，同时已经确定了要报考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学专业。2013年底，南大文学院开始试行博士生资格考核制度（相当于国外的获取博士候选人资格），各个专业都开列了推荐书目，两古（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专业一共列具了三十种书目，我就提前从中重点选了十多种开始阅读，作为考博准备，除了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集等一些大部头的书目外，基本都粗略翻过一遍，尤其是文献学相关的书目，算是开始打下了一点文献学基础。真正的文献学意识和研究，要等到2015年考入南大、跟随程章灿师读博以后，在博士生课程、师门报告和论文撰写中，才正式开始。

最初对文献学的印象，大概就是古书和旧纸堆的学问，与当时从事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不同的。以前大概流传过这么一句话：文学研究是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文献学则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甚至只能说半分话。这也是我在不同时期研究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的感觉。当然，这是最早期粗浅的印象，不一定正确。阅读文献学相关书籍后，渐渐对文献学有了系统了解，也开始有意识地以文献学观念约束自己的研究。事实上，文献学研究也需要一些高明而合理的猜测，尤其是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当然也要建立在充足的文献掌握基础之上，这与校勘学中的理校法相类似。

程千帆先生曾提出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两点论，程门弟子也遵循这一点，南大两古专业之间的区隔并不明显，文学与文献学的研究也是未曾分割的。程师本科是北大的世界史专业，在南大跟随程先生攻读硕、博，做的是文学研究，后来包括石刻、海外汉学等在内都有涉及，门下弟子的研究方向也各异，与传统的纯文献研究有所区别，与文、史的关联更密切一些。每两周一次的师门讨论会，可以让不同研究方向的同门各抒己见，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关涉到其他方向，从他人的思路反观自己的研究，这对于跨学科观念的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种长期的研讨与碰撞中，我对于文献学的理解也在一步步加深。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我目前供职的学院暂时还没有设置古典文献学专业，岳麓书院（历史与中国哲学）倒是有历史文献学。不过，《文献学》课程一直延续了下来，而且在本、硕阶段都已开设。本科生的《文献学》目前还是大三开设的选修课，根据2020版新修订的本科教学计划，两年后将改为必修课。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尤其是选择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古文字学作为学年、毕业论文方向或将来预备考研的同学来说，目前的《文献学》更像是一门指导应用性的课程，主要还是用于学习文献检索工具、掌握基本的学术规范；进一步还需要训练学生基本的学术能力，尤其是文献阅读、学术问题发现与解决的能力，也就是文献学意识的培养，使学生能够真正开始了解学术、进入学术、喜欢学术。即使本科生将来毕业不再选择学术研究，这些学术训练对他们将来的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涉及与文字相关的工作，更可以说是一种基本能力；对于人格培养也有益处，可以尽量避免人云亦云、缺乏主见、观点偏颇。对于古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而言，《文献学》是基础课，发挥的功用也有类似，而更加具有学术性，有更高的要求，要能够从中反观学术史，习得研究方法，培养学术意识。总体来说，《文献学》对于三古（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古文字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都是一门基础课程，也是获取规范学术训练最直接的方式。这当然是更具工具特性的说法，但对于本科生来说，这种工具性的学术训练已经是比较难得的了。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前面很多学者已经谈到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区分的不必要性，古典文献学事实上也并不等同于文学文献学，只不过因为被划分到了中国语言文学下面，被想当然地与历史对比了。更明确来说，文学文献学的说法也不准确，无形中将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围缩小了。

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偏重于古典目录学，尤其是其中的集部和类书文献研究。当然，版本、目录、校勘三者是一体的，须臾不可分离，这里的侧重，也只是说研究视角的偏重。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下面都有古典目录学研究，图书馆学下也有目录学研究，虽然研究对象有所重合，但研究方法、视角等多有不同，也有可供借鉴的地方。目录学本身经历了工具、目录学史、目录学理论、目录学与学术史等多重发展过程，就目前来说，在一般学术视野下，书目仍然是工具，目录学虽提供了学术史研究的另一种视角，但还被普遍被视为工具而非学科，这与文献学的处境是相一致的。

个人真正进入文献学与目录学研究，不过短短五年，谈不上有什么治学心得，只能略述研究中涉及到的一些所想。目录学研究，首先要做好版本、校勘、辑佚等方面的工作，借此明确研究的对象。明代以前的书目存留不多，综合性书目也才二十多种，而且大多都经过很好的整理，但如《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之类，目前并没有比较好的整理本，至于宋代的国史艺文志之类，虽存有辑本，也仍有很多欠缺。因为这些欠缺，所以需要研究者到各个图书馆、博物馆去查阅相关文献。在阅览过程之中，就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北宋初年的《崇文总目》，只要到天一阁去看看现存最早的众本之祖的明抄本，就会发现很多前人争论不已或有所猜疑的问题已经失去了探讨的必要性；又如向传《遂初堂书目》在类书类和总集类互著《文苑英华》的误解，就随着明抄本的发现和比勘解决了，更进一步还可以去考察致误之由和背后的学术观念变革；再如国图藏有一册吴氏式古训斋写本《七录》，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真正从事《七录》文献辑录的辑本，但被国图著录为民国本，事实上，只要查一查徐乃昌的《积学斋藏书记》，就知道“吴氏式古训斋”其实是晚清藏书家吴丙湘，此本实际上是清抄本，此外还有印鉴等信息可为佐证。所以，对于文献学者来说，文献尤其是新文献的利用是很有必要的，很多沿袭已久的“常识”还有值得商榷的空间。现在随着国内外各种古籍资源的开放获取，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已经比较方便了，当然，有些文献还是需要自己实地访查才更可靠。

除了新文献的利用，目录学主要还是要考察传统文献，明代以前的文献基本是可以穷尽的，这不像明清阶段，文献繁多，总有新的文献出现。相对于新文献的“发现”，如何在传统文献研究中有所“发明”，对于目录学者来说是更具挑战性的，一方面当然需要由小见大，依靠学术史知识的积累，敏锐地发现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我们跳出传统，关注到前人不曾或较少关注而又具有学术价值的领域。值得说明的是，与古代文学、历史学研究不同，文献学尤其是目录学并不具备海外汉学研究的传统，海外提供最多的还是新文献（域外汉籍）的“发现”而非研究上的“发明”，在港台地区和日、韩等地外，甚至连相关研究都是缺失的。古代文学、历史学的海外汉学研究已经多如牛毛，足可以给国内研究提供诸多借鉴，但文献学尤其是目录学的研究，还是要本土学者自身的努力。

如何创新与拓展，个人浅见，一方面，固然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但不是重点；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到传统目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构建，尤其是古代目录学家在书目编撰过程中隐现的目录学观念，在传统的大小序、解题之外，更应该注意到具体的文献著录情况所反映的学术史，包括文献的收与不收、文献的出与入、文献的排序规则等，这也是我在读博期间和目前的主要研究内容。更要注意的是，目录学与文体学、艺术学等其他学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由目录学反观学术史，就要求对其他学科进行观照，目录学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丰富的文献资源，这是优势所在，也是我接下来的研究重心。立足目录学，目录学将不再仅仅是治学门径，更能真正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价值。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文献学除了被作为工具，还经常被视为方法。对文献学者来说，当然不能接受把文献学单纯视为工具的观点，但事实上，这个观点在其他学科还是非常普遍的，可以说是一种“学科歧视”，当然也是出于对文献学的不尽了解，把学科和研究方法相混淆，这也就需要文献学自身的发声，为自己“正名”。

文献学既然能被称之为“学”，自然是具有学科特质的，传统意义上的版本、目录、校勘以及辑佚、辨伪、典藏等众多分支共同组成了文献学，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当然是文献，如果可以无限扩充，那么，包含书籍、信札、石刻、印鉴等在内的一切具有文字的载体，都可以成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过，这也就与其他所有的人文学科比如文学、历史学、哲学、地理学、艺术学等产生了交集。所谓文献学的瓶颈，可能正在于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其他学科都可以借助文献学来研究，对他们来说，文献学只是一种工具和方法，而文献学既无法直接超出其他学科以获取独立（比如在课题申报和期刊分类中，文献学往往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放在一起；历史学下有历史文献学，图书馆学下面有文献学，而文学下则没有古典文献学），也无法逃脱“工具”和“方法”的刻板印象。跳出瓶颈、走出困境，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因为我目前供职的学院暂时还没有招收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也就没能开始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这里简单以本科生课程和相近的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来举例说明。

纸上得来终觉浅，文献学学习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实践，比如版本学知识的获取，除了教材或者著作论文的介绍，还非要经手几部古籍不可，目前国内图书馆对于普本古籍的开放程度是比较高的，善本也多有影印出版和数字化图像公布，学生学习版本知识已经比较便利，但不如手触来的真实，不过要想在图书馆直接接触善本，已经比较困难了。再如目录学，除了阅读经典书目和目录学著作，还需要进行书志解题的撰写，以便加深对目录的理解。校勘、辑佚、辨伪就更需要亲手将几个本子进行对校、他校、本校，对一部佚籍进行辑考，对一部著作真伪进行鉴定，以具体实践来印证理论。我去年下半年授课的本科生《文献学》课程，根据版本、目录、校勘，安排了三次实践作业，要求学生考述一部著作的版本、撰写一篇解题、完成对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则校勘，原本还想利用湖南图书馆古籍部这一大好资源，但因为该馆古籍部的维修而未能实现。从学生的反馈来看，除了基本的文献检索能力，还应当具备基本的历史地理、文字学、语言学等各学科知识，从这一方面来说，文献学学生所需要的素养要高于其他学科。接下来的《文献学》课程，还希望能够以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结课，让学生更直观地接触到学术的真实面貌与意义。

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生来说，研究的对象是作家与集部著作，所以也必然要涉及到作者生平、著述考察，以及著作的版本信息，个别情况下，还要求能够进行校勘、辑佚和辨伪，这也就要求研究生具备基本的文献学素养和意识。目前我所供职的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了文献学课程，较本科生课程更加深入一些，也基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目前的任课教师向铁生副教授自己收藏有数百部明清抄刻本，也带领研究生前往湖南古籍书店实地考察，触摸古籍，较之本科生学习更为直观。但从研究生论文撰写的完成情况来看，文献学素养的表现并不太理想，还需要继续努力。

我们目前已成立了院级的古典文献研究所，将来如果能够在古典文献学专业招生，课程体系将更加完善，包括版本、目录、校勘、辑佚、典藏等课程都会陆续开设，也将更加强调实践性，包括古籍整理在内的学位论文撰写在内。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期待早日实现。

对学生的期待，自然是希望学生能够借由文献学略窥学术门径，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其中寻得学术乐趣。此外，正如后面所说，接受过严格文献学训练的学生，无论是否选择继续从事学术，文献学训练都将成为他们一生的宝贵财富，将影响终身。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就业情况应该还是不错的，方向一般以高校、社科院、图书馆、出版社、期刊社为主，职业包括教师、研究人员、编辑等，往大了说，一切与文字相关的工作，文献学学生都应该是可以胜任的，这也应该是文献学培养的目标：经受过严格的文献学训练的学生，绝对可以胜任各类文字工作。

论文发表难度，要看自己的要求，大部分学校都取消了硕士生发表C刊或者核心期刊论文的要求，博士生的压力会大一些。如果一定要发表C刊，那么选择的余地不是很大，文献学专业刊物本来就较少，目前也只有《文献》属于C刊，集刊方面比如《古典文献研究》《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等，各有发表倾向和喜好；文史哲社方面的刊物就比较多了，比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还专门设置了文献学专栏，都可以投稿；图书馆、情报方向的刊物虽多，但近几年已经很少接收文献学论文了。如果不强求一定要C刊，其实刊物的选择面还是比较宽的，专业类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中国典籍与文化》《古籍研究》《版本目录学研究》《文津学志》《古籍保护研究》等；港澳台地区的刊物也可以选择投稿，比如《书目季刊》《澳门文献信息学刊》等。目前来说，单纯文献考证的论文比较难发表，刊物好像更喜欢与学术史相关的议题，大概也与目前的期刊评价体系和引用率的计量有关。不过，论文发表的关键还是在于质量，好的论文，绝对不缺发表的场地。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前景首先要看从业者群体的交流情况。以前古委会是有青年学者会议的，但好像只持续了三届；2018年武大文学院李寒光兄组织了第一次文献学与学术史青年学者研讨会，2019年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陈冬冬兄组织了第二届，渐渐形成武汉为中心的青年文献学者群体，从参会学者和提交议题来看，并不只限于文献学领域，而是旁涉到了文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这也可以说是文献学研究繁盛的一种表现。北大有2019年的“新生代”会议，还有京津地区持续多年的古籍研究联谊会。这些应该是近些年比较活跃的文献学群体活动，还有很多高校、研究机构召集的各类工作坊，为文献学者的交流研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这些学术研讨与碰撞中，想必会催生出更多值得关注的学者和研究成果，养成更好的学术风气，促进整个文献学学科的发展。随着从业者的增多和在各个高校、科研机构的发展，将来选择文献学研究的学生想必也会逐渐增多。

将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能够引起关注的领域，个人浅见，对于明清阶段来说，域外汉籍和各类新文献的发现研究仍应会是热门，与艺术等领域的跨学科交叉也会长盛不衰；对于明代以前而言，恐怕还将以发明为主。另一方面，文献学也需要新的理论的总结和指导，更需要与学术史形成呼应，与其他学科形成资源共享与观念互动。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因为自己主要关注目录学，前面已有学者推荐过了《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目录学发微》《汉书艺文志通释》等书，此外还应该有如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周彦文《中国目录学理论》等代表性著作，都各有特色。文献学领域，重点推荐张舜徽先生的《文献学论著辑要》，这是一部古典文献学重要篇目的汇辑，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典藏、辨伪、类书、金石、方志、甲骨、竹简、敦煌文献等在内的文献学各领域的重要篇目基本收录，可为初学者阅读文献学原典的书目指南。当然，这个选目也存在并不完备的情况，比如目录学领域未收《郡斋读书志》小序，读者可以自行订补，也期待能够有一个更为完备的选目。说起来，张先生曾在湖南大学和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任教，更亲炙诸多湘籍学者，也算是一种学术渊源。

文献学之外，推荐程千帆先生《桑榆忆往》和周勋初先生《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二书。《桑榆忆往》包括自身读书治学、师友杂忆、治学经验及友朋评议等内容，不仅可以略窥前辈学者风范，还可从中探得治学门径，尤其是程门弟子汇录程先生治学经验的《书绅杂录》，尤可反复阅读。《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主要是对前辈学者治学和当代学术发展的介绍，并以王国维、陈寅恪论文为例，考察其治学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说尤为重要。周先生另著有《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也是金针度人之作。

其他如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等，各是一个领域内的代表作，尤其是史源学训练和学术规范，也都值得文献学学生或者初学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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