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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历史文化价值研究路径,共推武胜山城申遗

探讨历史文化价值研究路径,共推武胜山城申遗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元史研究会、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相关领域的20余名元史专家、高校学者展开思想的交流碰撞,从历史定位、遗存现状、研究

历史文化中的法学_历史文化研究法_中国历法文化

武胜城遗址航拍。(武胜县申遗办提供)

开坛的话:7月15日至16日,由省社会科学院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武胜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蒙元时期武胜山城历史文化价值研究》首届学术研讨会召开。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元史研究会、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相关领域的20余名元史专家、高校学者展开思想的交流碰撞,从历史定位、遗存现状、研究视野、文物价值、申遗工作等方面共同探讨蒙元时期武胜山城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路径。

本报邀请到11位嘉宾,为做好蒙元时期武胜山城历史文化价值研究出谋划策。

嘉宾:周科华 陈世松 张帆 韩志远 刘晓 王晓欣 陈有和 向珊 池开智 蔡东洲 蒋晓春

主持人:文思童

实施系统考古 为申遗奠定坚实基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周科华

四川宋(蒙)元山城数量庞大,主要分布在嘉陵江、沱江和岷江流域。做好山城保护、调查和发掘,对研究山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四川山城尚未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而重庆的相关工作已开展十多年,取得了重要成果,合川钓鱼城遗址已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2020年4月,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与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签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双方联合实施宋(蒙)元山城防御体系遗址重点保护工程,推动川渝宋(蒙)元山城遗址联合申遗。省文物局把宋(蒙)元山城遗址考古纳入“十四五”重点项目,省文旅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多次强调要深入开展四川宋(蒙)元山城遗址考古工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相关市县文物部门、高校、科研机构陆续开展了四川部分山城前期调查工作。下一步将在全省数十座山城遗址中,根据在宋(蒙)元山城中的战略地位、功能作用以及保存状况等遴选一批遗址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推动联合申遗。

武胜历来非常重视文物工作,近年来对武胜城等遗址作了初步野外调查,走在了全省前面,接下来要开展系统考古工作,为申遗奠定坚实基础。

开展课题研究 寻找独特亮点和价值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元史专家 陈世松

我们确定了《蒙元时期武胜山城历史文化价值研究》的课题研究思路

从课题内容上看,系统梳理与研读蒙元时期武胜山城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军事塞堡、行政建置、人物事件、战争过程等,揭示其在宋元战争中的性质、地位与特征,阐释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影响与作用,论证其遗址的文化遗产价值与文物保护意义。

从课题目标上看,首次从蒙元视角切入,沿着蒙元图蜀灭宋战争的路径,来透视武胜山城内在奥秘,用新的研究范式形成权威结论,为诠释其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从课题解析上看,本课题的时间断限为上起宋末,下迄元末明初;空间断限为立足武胜,背靠四川,连接国内三大战场,辐射欧亚战场。本课题涉及十二个具体学术问题,即宋元对峙中的武胜山城、蒙元山城体系中的武胜山城、蒙元军政制度下的武胜军、武胜山城军治向县治的转变、蒙古视角下的武胜山城、元代四川视角下的武胜山城、西北汪氏家族与武胜山城、蒙元西南民族经略与武胜山城、南宋四川山城与蒙元武胜山城比较、嘉陵江流域军事防御体系与武胜山城、武胜地方塞堡与武胜山城、蒙元时期欧亚城堡与武胜山城、蒙元武胜山城的文物考古价值。

本课题的研究难点在于,蒙元时期武胜现有文献资料不多,山城遗址文物出土有限。深化课题研究的出路,唯在采用关联分析方法,即通过对与武胜山城存有关联度的诸多历史因子进行深入开掘、比较研究,以便从背景、过程、因果、人物、事件、城堡等关系因子中寻求突破,找出武胜山城的独特亮点和价值。

联合申遗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张帆

今天参观了武胜城遗址,感觉非常有价值,与合川钓鱼城联合申遗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钓鱼城申遗工作已经开展了好几年,取得不少成绩,但单独申遗,基础难免单薄了些。如果以钓鱼城为核心,联合武胜城和四川地区其他典型的山城遗址共同申遗,应当会有更好的效果。

武胜城(还有邻近的毋章德城)的价值在于,它是元朝修筑的山城。以往对四川地区山城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即所谓“南宋山城防御体系”。实际上,要想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当时的四川山城,必须把蒙元时期修建的山城也纳入关注。对来自游牧社会的蒙古人来说,城完全是一种异己的东西。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在四川地区被迫采用敌方的作战方式,修筑山城,步步为营,打起了持久战、拉锯战,在那个时代极为罕见。

因此,南宋与蒙元的四川战争,在古代军事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四川学者研究这场战争具有良好的学术基础,胡昭曦、陈世松等几位先生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发表过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当前,如果能对武胜城这样较少为人所知的山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保护好现存遗址 做好长期研究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元史专家 韩志远

全国元代古城遗存很少见,武胜元代古城的发现意义重大,这不仅体现在军事史上,也体现在建城史及建制史(军事城堡转行政建制)上。地名是历史的坐标,离开这些坐标,历史的空间就无法准确复原,国家民族和家族个人的记忆就会消失。无论是大规模改地名的王莽时期,还是近年徽州改为黄山、襄阳与樊城合并为襄阳、河北完县改为顺平县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斩断了历史脉络。而武胜之名从元代沿用至今,背后折射出文化的传承,值得称赞。

武胜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首先要进行文献发掘整理。应仔细检索《元史语汇集成》《全元文》《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及元人文集中有关武胜及汪世显、王良臣等汪氏和部将在四川活动的轨迹,使资料更加完备。其次要进行古城遗址发掘,由于武胜古城缺乏复原图或立体模型,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其规模、城墙和城楼是什么样子?城内有何设施?因此,一定要保护好现存遗址。此外,还要宣传造势,引起更多关注,可以借鉴哈尔滨城市宣传片主题歌《太阳岛上》的成功经验。

在申遗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几个例子。内蒙古元上都发掘整理和研究等基础工作扎实,最后申遗成功;而元中都现在只是列入申遗预备名单。又如2010年丹霞地貌联合申遗成功,而首屈一指的甘肃张掖七彩丹霞却错过机会。武胜要加强与合川钓鱼城等地的协调工作,推进联合申遗,并做好长期准备。

拓宽研究视野 开展科学考古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 刘晓

武胜城遗址的文献调查与保护工作做得很好很到位,但距申遗成功尚有不小距离。

我的建议是首先要适当拓宽文献发掘与研究视野。如四川蒙古山城、南宋山城防御体系和南宋京湖地区的司空山、金刚台及高丽山城防御体系均可纳入比较视野,还有巩昌汪氏、其他蒙古军功家族和南宋降将家族等。武胜城与毋章德城在元代军事镇戍体系的作用值得评估,可邀请军队战史专家参与研究。

要加大考古发掘的力度,申遗工作应以科学考古发掘为前提。此外,申遗工作专业性很强,还要聘请申遗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可邀请国家文物局及其附属机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相关专家提前介入,提出专业意见,减少工作的盲目性。

谋划申遗战略 注重考古细节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 王晓欣

武胜蒙元要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很有历史和现实意义,与合川钓鱼城遗址联合申遗更是很有必要。

从研究和申遗的背景上看,此次将原来单方面站在南宋抗蒙角度申遗扩大为站在蒙元南宋双方军事博弈的角度,从一个城池扩大为一群城池。其背景、意义和总体宣传口径应是“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独特形态和影响的、以钓鱼城和武胜诸城为代表的四川蒙元南宋战争城堡群遗址挖掘、保护、研究和遗址申报”。

与钓鱼城已开展的工作相比,武胜遗址下一步还要推进两方面工作:一是历史背景下的蒙元南宋综合和申遗战略的两地捆绑,二是考古细节工作的开展。

对陈世松教授说到的开题思路,我这里提几点建议:我认为学术问题中的“宋元对峙中的武胜山城”可以改为“大蒙古国巴蜀征战到元朝统一战争中的武胜山城”;“蒙元山城体系中的武胜山城”与“南宋四川山城与蒙元武胜山城比较”合并为“宋元山城体系中的武胜山城及南宋蒙元四川山城比较”;“西北汪氏家族与武胜山城”扩大范围,改为“西北汉军世侯及宋元边境军事家族与四川军事山城”。

此外,我们还要关注碑刻资料,如新出土的刘伯林家族墓志(刘黑马墓志、刘元振墓志、刘元亨墓志、刘元振妻郝柔墓志)和郝和尚拔都家族诸碑(郝天泽墓志、郝仲威墓志)等。

考虑多种研究思路 把每一步落到实处

□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编审,元史专家 陈有和

申遗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计划、有步骤、抓重点,一步一步落到实处,包括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历史资料的整理、去芜取精,文博、文物的保护利用,项目的整体规划、实施步骤等方面工作。

我们还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武胜宋(蒙)元山城历史资料的挖掘够不够?山城的现状包括地下遗存摸清楚没有?能否拿出准确的原址、原貌图和实际遗存图?要有准确翔实的考古发掘报告。家底要清楚,工作要细化。

“武胜”“定远”名称的由来及蒙元山城对后世的影响,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是什么?从地名学的角度研究申报非遗也是一个思路。以及宝箴塞是国保单位,与武胜蒙元山城有无联系?为什么武胜有这么多山寨?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口现象,武胜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是嘉陵江流域第二大回民聚居地,20余个少数民族以回族为主,其他民族人口很少。这与蒙元军的“武胜军”有无关系?武胜现有大部分回族人口的祖先是其后裔?

此外,我认为,武胜蒙元山城与合川钓鱼城是攻与守的关系,是一个整体,是宋(蒙)元战场上山城攻防体系的对立面,两者必须捆绑在一起申遗,才能体现出在古代军事史上的重大意义与现实意义。这需要一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支撑,更需要元史学界共同推动。在对武胜蒙元山城的保护利用方面,我们要在不破坏原貌的基础上改善一些环境条件,做到有实物可看,才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力。

扩展研究范围 抓住地名文化价值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元史专家 向珊

在元朝统一战争的框架下看武胜山城,并将其与合川钓鱼城等城池视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这样既符合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事实,也有助于当前的民族团结。但称武胜为“山城防御体系”有待商榷,因为武胜城并不以防御为主要使命,且武胜—合川体系有攻有守。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研究武胜山城体系:首先要扩展研究范围,随着蒙元平宋策略的转变,武胜山城的军事意义发生变化,武胜与合川的互动关系随之变动,故关注重点可由军事活动拓展至城池内外的生活、文化活动。

其次是对地名文化进行研究,地名文化最易形成“层累地造成的”文化现象,如蒙军在嘉陵江以西,与武胜城相对,还筑有武德城,城名具有浓郁的汉文化风格。而且这种夹江而设、互相照应的格局,与襄阳和樊城的设置高度相似,亦充分说明这是典型的汉文化智慧。蒙元统治者在平宋战争中,将蒙古、汉人以及部分西域先进文化有机结合,最终取得胜利。明人重修武胜城时,在武胜门之外,又立“文明、迎恩、太平”三门。结合元朝以后的政局背景,亦可分析后世关于武胜城以及蒙宋战争历史的诠释。

最后,要将武胜城与钓鱼城看作有机互动的整体,在研究钓鱼城时可适当强调武胜城的地位。

坚持准确历史定位 严密论证考古成果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钓鱼城历史文化博物馆原馆长 池开智

武胜山城遗址要进一步突出其完整性。首先,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上下功夫,对武胜山城遗址的城塞防御体系、城内重要遗址分布、道路系统和给排水系统等要有广泛深入的揭露和展示。其次,考古成果须经严密论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学界评判。

我认为,武胜山城价值研究要有准确的历史定位。

一是关注武胜山城修筑的历史背景,包括古代嘉陵江漕运、宋金对峙时期南宋四川前线军粮转运、余玠治蜀建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以及蒙哥汗亲征钓鱼城之战准备阶段中武胜山城所在地的合州汉初县的战略地位。如从“毋章德山”这一蒙古语意为“工匠”“木匠”之名来看,其地应为当年蒙古诸色人匠驻地。亦有史料佐证,在武胜山城修筑之前,这里就曾是蒙哥汗由南充青居城顺嘉陵江而下,进攻钓鱼城的桥头堡。

二是要结合钓鱼城之战“婴城固守”“攻守对峙”及“孤军奋战”的战争进程,从攻方的角度加以研究。武胜山城不仅是蒙古征南都元帅府、东川路统军司劲旅巩昌军驻地,还是东川蒙元大军集聚之所,是其压缩钓鱼城战略纵深、围攻钓鱼城的重要城塞。

三是着眼于元东川行枢密院设立,重点关注元东川行枢密院从武胜山城出兵,在围困钓鱼城同时,与西川行枢密院合攻重庆,以及宋元两军对重庆下游长江沿线城塞与据点的争夺战。简言之,武胜山城在元平定川蜀的战争中,是东川元军的集结地和后勤补给基地,是蒙元在四川内地所筑城塞的典范。

加大关联研究力度 挖掘历史文化价值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蔡东洲

在记载名称上,到底是“毋章德城”,还是“母章德城”,还是“武德城”。第一种和第三种正确,区别在于第一种受到当时蒙语或区域方言影响,第三种则是标准纯汉语记录,唯第二种因为母字与毋字形近而混同出现在历史文献中。

在历史事实上,毋章德城与武胜城是异地同时修建的,《便宜副总帅汪忠让公神道碑》《宋史·张珏传》中有记载。

在地理位置上,毋章德城后世及今天在哪座山上?根据“夹嘉陵东西筑武胜军、武德军两城”的线索分析,今之南禅寨就是蒙之毋章德城。一是夹江而城。南禅寨与东岸武胜城隔江相望,相距近3千米,互为犄角,控扼嘉陵江水道。二是当时选址建城地形特点。南禅寨“石岩四绝,天然险固”,四周多为高约10米的悬崖峭壁,仅几条小道出入。顶部面积宽阔,地势平坦,寨内面积达23万平方米,水源充足,可长期驻守。其称南禅寨,是唐以来禅宗有南北两大宗派,此庙属于禅宗南派。

在行政设置上,与定远县、武胜军有何关系?据《元史·本纪》载,毋章德城与武胜城是蒙军在不同年份分别创建的两座山城,并同在至元五年分别改名为定远城和武胜军。

战后地方军政机构向行政转化时,并非直接以武胜改名定远,而是用定远之名而弃其地,取武胜之地而弃其名。因此调查研究武胜城不可能脱离对毋章德城的调查研究,何况创建时原本就是两座姊妹山城。

充分考虑遗产价值 尽快补齐发展短板

□安徽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授 蒋晓春

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对系列遗产的规定,遗产组成名单的拟定需要考虑原真性和突出普遍价值,包括对历史地位、文物价值、遗存现状、考古工作及保护基础等方面综合评估,同时还需考虑遗产组成点之间的相关性、差异性和互补性。

在此原则下,我将所有宋蒙山城遗址划分为三个类别:甲类6处,包括宋军的钓鱼城、白帝城、重庆城、云顶城、神臂城和蒙军的武胜城。乙类19处,均为宋军山城,包括苦竹隘、鹅顶堡、大获城、运山城、青居城、小宁城、平梁城、得汉城、礼义城、大良城、三龟九顶城、虎头城、多功城、赤牛城、三台城、天生城、皇华城、天赐城、龙岩城。丙类,为其余山城。

近年联合申遗的成功案例表明,遗产点的数量不在多而在精。因此,我倾向选择甲类6处山城联合申遗。考虑到乙类山城中有多处山城已开展较充分的考古工作,获得大量实物遗存,在保护方面也取得较大成绩,可酌情增加部分重庆境内的乙类山城作为遗产组成点。如果近年四川境内乙类或丙类山城的考古和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绩,遗产价值突出,也可择要纳入遗产组成点。

选择将武胜城列入甲类山城的原因是:宋蒙双方山城互为依存,只有站在历史高度而不是宋军角度看问题,才能充分准确揭示宋蒙山城遗址的价值,所以宋蒙双方都得有代表性山城遗址。联合申遗不是几座宋军山城遗址的联合,而是宋蒙山城遗址的联合。武胜城作为蒙军山城的突出代表,只要是联合申遗,武胜城就理应列入。但目前武胜城在考古工作、学术研究、保护规划方面还比较欠缺,需要抓紧时间弥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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