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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华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张讲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

漆侠先生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2001年11月2日，漆侠先生遽归道山，当时有媒体用“中国历史学界地震”作为报道标题。苏轼曾用“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来感叹王安石的离世。就中国20世纪的历史学大家而言，漆侠先生可称为其中的“稀世之异人”。

学人小传

漆侠（1923—2001），原名漆仕荣，字剑萍，山东巨野人，历史学家。1944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5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53年转入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任教。曾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宋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先后担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著有《隋末农民起义》《唐太宗》《王安石变法》《秦汉农民战争史》《宋代经济史》等。图片由作者提供

漆侠著《王安石变法》图片由作者提供

漆侠著《宋代经济史》图片由作者提供

1990年6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小院，刚完成博士毕业答辩的李华瑞（左）、程民生（右）与导师漆侠合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打上两大史学理论的烙印

漆侠先生1923年生于山东巨野，从小就显现出过人的读史天赋。他喜欢读历史故事、名人传记，尤喜爱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小学还没有读完，就逢“九一八”事变，抗战爆发，漆侠先生从此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时，史学救国是学界的一大追求，这无形中促使从小喜爱读史的漆侠先生走上了以治史为终身事业的道路。1941年，漆先生年满18岁，来到四川绵阳国立第六中学读高中。在此期间，他读完了前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二十四史中，漆侠先生一生通读过除《清史稿》以外的23部。在笔者的印象中，漆侠先生对前四史尤为熟稔，不仅常于嬉笑怒骂中借用前四史的典故，而且他的治史风格受到前四史文采和史识的直接影响。在高中阶段，漆侠先生还读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1944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漆侠先生说，刚入学时为猎取历史知识，真正是“兼容并包”，诸家通史如翦伯赞、张荫麟、钱穆、邓之诚等人的，甚至连刊行不广的缪凤林的通史，无不在阅读浏览之列。读二年级时，漆侠先生打算学习断代史，特别是唐宋史，通读了《旧唐书》和《宋史》。1946年秋后，他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选修了邓广铭先生开设的“宋史专题研究”课，引起邓广铭先生的注意。1948年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攻读研究生，成为邓广铭先生的第一个入室弟子。这一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文史哲三个专业只录取了8人。

20世纪中国史学以1949年为分水岭，此前以实证史学为主流，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导地位。漆侠先生学术道路的起始正处在这两大史学转关之际，因而这两大史学均给漆侠先生的学术道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漆侠先生晚年对他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总是念兹在兹，经常会提到汤用彤、冯友兰、郑天挺、向达、季羡林、周一良、张政烺等先生的名字。

漆先生在本科、研究生学习期间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读过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漆先生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每出一本，漆侠先生就仔细认真阅读一本，边读边写读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漆侠先生也有很大影响。1951年，漆侠先生该毕业了，因教育体制改革，学校没有举行论文答辩。肄业后，应范文澜先生的邀请，漆侠先生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组工作。这一时期是漆侠先生由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范文澜先生鼓励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业务研究中加以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研究上有大的突破。为此，漆侠先生更加努力学习经典作家的著作，他说：“有些经典作家的书，都是从范老书架子上借走的。”

1952年，《历史教学》杂志开展评价史可法的讨论，范文澜先生鼓励漆侠先生撰写文章。漆侠先生初次运用辩证法理论，撰成《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历史教学》在刊发时加了编者按：“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自在本刊展开讨论后，很多读者都参加了讨论，但因本刊篇幅所限，很多稿件未能发表，现漆侠同志寄来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一稿，本刊讨论结果，认为所提意见，均与本刊意见一致，兹特发表作为史可法评价问题在本刊讨论的结束。”由此可见，漆侠先生既深得北京大学实证史学基本信念和原则的真传，又直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照耀，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晚年时，他欣然接受学界对他“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20世纪前半叶，宋史研究的主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处境密切相关，多是围绕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等问题而展开，王安石新法颇受学界关注。漆侠先生读了梁启超等人关于王安石及新法评价的著作，认为这些论著对王荆公新法的研究还很欠缺，还有重新研究之必要。他始终认为，不能仅就王安石变法研究王安石变法，而是应把王安石变法当作北宋时期最为关键的政治、经济问题来研究。他的大学和研究生论文都是以《王荆公新法研究》为题的，从北大肄业后仍然继续深入研究，直到50年代后期，浸透他很大心血的《王安石变法》出版。这部书的问世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有关王安石变法原因、性质、过程的论述乃至史实考订大都被编入大学、中学教材，成为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范本。《王安石变法》在海外多地也都有流传，可以说是漆侠先生的成名作。

邓广铭先生在总结自南宋至20世纪的王安石变法评议、研究时认为，八九百年来，大多数论著不是因为材料欠缺，就是因见识不高而未能真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只有“在5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侠教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对于熙宁新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作”。这个评价是符合事实的。尤其是将变法原因归结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是漆侠先生对自南宋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论述宋王朝国势特征的高度概括，这一概括曾在国内广为流传，一度被视作评价宋王朝的代名词。虽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对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是宋朝在财政、军事上的“积贫积弱”仍然没有一个比它更准确的词语可以来概括。

从王安石研究拓展开去

1953年转入河北大学的前身天津师范学院以后，漆侠先生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农民战争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兴的学科，漆侠先生以较大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其中，很快成为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中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成立，漆侠先生担任第二、三届理事长。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渐趋沉寂，但是漆侠先生对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意义的论述直到今天仍然是很有价值的。漆侠先生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要涤荡干净，而且更加重要和艰巨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人文社会科学，以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长时期被地主资产阶级歪曲、颠倒了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冲击、批判，并重新颠倒过来。在几千年的旧社会里，广大农民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从事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养活了贵族地主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则经常地在饥饿线上挣扎；为争取生存权，则又受到剥削阶级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这种历史状况，经过50年代以来的探索、批判、争论，人们终于认识了它的本来面目：被鄙视为‘群氓’的广大农民，以及所有劳动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中国农民战争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尽管这门学科还存在种种问题，但还是值得肯定的。”

漆先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突出特点是，除清代没有涉及以外，秦末、汉代、魏晋、隋末、唐末、宋代、元末、明末各个时段都有专题性讨论，且始终把握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脉络。尽管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沉寂多年，但是漆侠先生的研究不仅在当时是一流，到新世纪仍得到顶尖历史学家的赞誉，而且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农民战争史。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就曾称赞漆侠先生的《隋末农民起义》“有水平有见解”，“对刘黑闼起兵问题讲得好”。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先生说，漆侠先生的《秦汉农民战争史》即使不单从农民战争史而是从秦汉断代史的角度去衡量，这部书的取材和议论仍然是第一流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漆侠先生逐步转向宋代经济史研究，促成这种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王安石变法与宋代社会经济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随着王安石变法研究的逐步深入，漆侠先生以为需要更多的社会经济史方面研究的支撑才能解释王安石变法中诸多重大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社会经济在历史发展总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和决定作用，这是漆侠先生将研究方向转向社会经济史的根本原因。起初，漆侠先生想写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既能观察宋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又能关照农民起义的社会原因和性质，对于推进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深入研究也大有裨益。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积累资料，渐渐发现一个人写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精力和时间都不容许，于是开始专注宋代经济史研究，一边搜集资料一边积极参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到“文革”开始前已搜集宋代经济史材料六七十万字。

不幸的是，漆侠先生因为“让步政策”问题，被多种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又被抄家，自学生时代积累起来的约300万字卡片资料和其他文稿都被抄走，宋代经济史方面的资料也在其中。直到1973年结束劳动改造回到教学岗位，他才又重新开始了宋代经济史的研究。那个时候搜集资料很不容易，漆先生在教学之余经常穿梭于天津、北京和河北的各大图书馆，沉浸于文献的海洋之中。有关宋代的第一手资料，即由宋人记录下来的文献资料，包括文集、小说笔记、各种史籍、方志等等，传世约有1000多种。漆侠先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不看完700种，决不动手。到70年代末期，他已积累了140多万字的资料，才开始宋代经济史的撰写。又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81年年底完成了宋代经济史初稿。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受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形成多种派别，不过多将经济发展水平或生产力提升作为重要的对象和标准。特别是日、美学者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宋代经济有较多研究，一致认为宋代在经济上、生产技术上，为当时全人类农业社会中最繁荣的。尤其是近十多年来，西方学界用人均美元产值给宋代经济以更高的估计。漆先生的宋代经济史研究，虽然也强调和注重农业、手工业、商贸、城市、货币等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的提升，甚至认为宋代经济发展是中国古代两个马鞍形中的最高点，但是更注重社会经济关系变化对历史发展的制约作用，并关注社会阶层地位的形成、变动以及阶层之间的矛盾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从而深刻揭示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和巨大的贫富分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光环下，宋代大多数平民百姓依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贫困生活。可以说，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真实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全貌。2009年，《宋代经济史》被中华书局收录于“中国文库·新中国60年特辑”丛书。

进入20世纪90年代，漆侠先生的研究重点转向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在80年代以前有关宋代的学术思想研究，基本是按照明清之际黄宗羲、全祖望等编写的《宋元学案》定下的模式来书写的，即以程朱理学涵盖宋代学术的主流思想，晚清所谓的宋学实则是程朱理学的代名词，这种状况很不符合宋代学术发展的实际。邓广铭先生在80年代撰写的《略谈宋学》一文中，就指出“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分”。宋学和理学的关系是，宋学可以包蕴理学，而理学则仅仅是宋学的一个支派。漆侠先生的宋学研究在邓广铭先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从1994年初步撰写出大纲，到遽归道山时，《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这部书稿只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三，还有南宋中后期有关陆九渊、朱熹学术思想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三章未及提笔，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漆侠先生的这部未竟书稿有两个重要取向，一是恢复王安石学术思想在北宋的主流地位和贡献，漆侠先生认为近代学者对荆公学派虽然做了广泛研究，使荆公之学为世所知，从而与《宋元学案》有所不同，但也没有把荆公学派安置在当时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上，甚至安置在二程理学派之下，这是违背历史实际的。把刚刚形成、在社会上还没有多大影响的理学，置于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在学术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荆公学派之上，是无甚根据的，因而也是不恰当的。二是复原宋代从北宋王安石到南宋叶适、陈亮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的主流思想路线。漆侠先生以为宋学之所以在南宋逐步地衰落，宋学之所以蜕变为理学，也就在于经世致用之学与社会政治生活日益脱节，仅限于著书立说，仅限于道德性命之类的空谈。把经世致用之学运用到社会实践上，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注意、值得探讨的。正是这个关键问题，为过去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从来无人涉及。

漆先生虽然没有来得及完成书稿的最后撰写，但是在他留下有关宋代学术思想总看法的只言片语中，已透露出他的研究与当今绝大多数中国思想史不同的想法，亦即重新认识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只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哲学史研究才会有广阔的道路。一句话，中国哲学史用程朱理学涵盖宋代学术思想是极其片面的，程朱理学在形而上方面较前代确有巨大进展，但是在社会思想、政治思想方面则脱离实际、流于空疏。漆侠先生宋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从社会历史大环境的变迁中把握学术思想脉络，从而有别于中国哲学史家强调从思想到思想内在理路的道统传承取向。

独到的研究方法，坚定的学术自信

漆侠先生生前发表、出版各类论著都520万言，2008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卷本《漆侠全集》。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内宋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宋代经济史、政治史、典章制度、军事史、法制史、文化史、文献整理等专门、专题、部门领域取得不俗成就的名家或佼佼者应当说不乏其人，但是若从研究水平之高、研究内容之深、研究范围之广、研究格局之大的论著来衡量，当属漆侠先生独步，迄今无人企及。

漆侠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与他的独到的史学研究方法分不开。他的史学研究方法，概言之，即是强调观点和材料的辩证统一。辩证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当人们认识事物的时候，既要看到事物相互区别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相互联系的一面，亦即从事物发展的总体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以达到全面认识事物的目的。漆侠先生的治史方法深得辩证法的精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关于史与论的关系，学术界曾有过热烈讨论，形成了三种基本观点，即“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在漆侠先生看来，不论是“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或是“史论结合”都不能完全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中，“论”和“史”是不可分的，它们之间是有机的统一体。“古往今来的历史著作，不论它属于哪一种类型，亦不论它的成就高低，总是以一定的观点统率相应的材料来叙述、说明各该时期的历史，服务于各该时期的政治和经济。一部有价值的、优秀的历史著作，像司马迁的《史记》，越是能够‘于序事中寓论断’，即观点和材料密切结合，就越有感染性，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看法基于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史料占有永远是第一位的；二是没有观点的单纯考据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绝对客观的材料是不存在的。材料有精粗真伪之分，排列有先后之序，材料的取舍和排列，就有一定的标准和观点，这哪能够说观点不起作用？抛开这点不算，只排比史料，不加自己的语言，但材料本身，从来就是打上阶级烙印、表现了它的观点的；纵然材料的排列者不用自己的语言申明观点，但在“冥冥之中”，有些人会被这些经过排比的材料牵着鼻子，成了其观点的俘虏。没有观点的单纯考据是不存在的。人不能生活在社会的真空中，因为社会并没有真空。人来到现实世界，不是受这种主义就是受那种主义的影响和支配，不是受这种思想就是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和支配。漆侠先生强调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材料的统一。

漆侠先生一生对于学术研究，执着而自信，有铮铮傲骨。早年读书就以佛儒警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主一无适谓之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且努力践行，执着坚持自己已经抉择的方向和事业。漆侠先生的一生也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50年代因耿直性格为人仗义执言而被错误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60年代因坚持“让步政策”的观点，在“文革”当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关进“牛棚”劳动改造，直到1973年才被解除劳教。漆侠先生并不因遭遇这样的逆境而消沉，也没有放弃对学术的热爱。最可贵的是，他利用可以利用的所有有限条件，通过读书和搜集资料排遣自己的困苦。

漆侠先生对于自己的研究观点，一向是颇为自信的，这种自信来自他对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考订，也来自他对理论的认真学习及深刻领会，两者有机结合达到史观与材料的统一，由此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漆侠先生从不随波逐流，若是对旧作有所改动，那也是经过进一步研究材料和学习理论，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更坚定自己的观点。如《王安石变法》，从1959年初版到2000年生前最后一次再版，内容不因学术界讨论的大起大落而改变，仍然坚持初版《代绪论》中对南宋以来至民国梁启超、胡适、钱穆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批评意见。用漆侠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次付印，依然照旧，未加改动。其所以如此，留下青年时期的痕迹，作为老年缺乏这种锐气锋芒的一个慰藉吧！”

漆侠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高校以后，一直钟爱教育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漆先生把科研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他说，只要我还在教学，就一定要用新的研究指导学生，我若不能再写文章，我的教学也就终止了。近10年，有三位漆门弟子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这与漆侠先生生前的精心培育是分不开的。

漆侠先生倡导教学相长，总是鼓励年轻学者到教学第一线去承担一些教学任务以扩大知识面、开阔思路，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教学对增强科研能力的作用。他以为自己之所以能在一些带有贯通性的大的问题讨论中发表自己独立的看法，就是因为在讲授通史课中发现了难点和问题，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从而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去学习和提高。

漆侠先生一生对学术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要有益于学术研究，只要有益于学生的成长，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奉献。他把自己视为学术的一部分，也把他的学生视为学术的一部分，始终提携、鼓励肯于钻研学术的人，希望年轻人做学问要有点豪气和傲气，要有超过老师的雄心和勇气，早成才多出成果。漆侠先生也告诫学生，长江后浪推前浪，学生胜过老师是规律，但是学生永远是站在老师的肩上的，因此一定要认真学习老师和前人，不能轻易否定，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有新的进步。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0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