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学辉，1970年生，山东栖霞枣林人。1988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200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兼及秦汉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在《中国史研究》、《文史》、《文史哲》等刊发论文近80篇，著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宋朝开国六十年》（齐鲁书社2009年版）等。《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一书入选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被授予山东省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奖一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次、三等奖一次。

8月12日，山东省第二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名单正式公布，山东大学共有38项成果获奖。其中，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高鉴国教授著《中国慈善捐赠机制研究》和历史文化学院范学辉教授著《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因入选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被授予山东省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奖。记者日前专访了被授予重大成果奖的历史文化学院范学辉教授，聆听他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故事。

谈治学与获奖：“为人要谦虚，治学要自信”

初见范学辉，是在知新楼一间很普通的办公室里，多人公用的办公室略拥挤了些，但却很整洁。热情、谦虚、忠厚，是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我出身于胶东的山村农家，自幼生性愚笨，选择学习历史，完全出自于个人的兴趣。”范学辉说。他在1988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是理科主导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对农家子弟而言，选择读文科，是一种偶然甚至算是无奈，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奢侈”，但只要读文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选择学习历史，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必然”。

在他看来，如今能够走上研究历史的学术道路，关键就在于大学入学以来，由本科而硕士而博士，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一直都极其幸运地得到了孟祥才、赵凯球、王育济、王学典、陈尚胜等师长们的悉心教诲，还有田昌五、徐鸿修、郑佩欣、张金光等前辈学者们的言传身教，以及历史系优秀学术传统和氛围的熏陶。“自己能够走过许许多多的坎坷，哪怕有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绩，都要感谢山东大学历史系对自己的培养，感谢众多师长们的指导和提携，此为由衷之言。”范学辉说。

在为人上，范学辉身上始终体现着谦虚、朴实的忠厚本色，而一谈起学问来，谈起治学来，他却侃侃而谈，眉飞色舞，洋溢着一股学者特有的激情。“为人要谦虚，治学要自信”，他认为：学者治学一定要有强烈的学术自信，以及建立在自信基础之上的坚守和坦然，“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在他看来，真正的学问必然都是“慢工出细活”，尤其是文史之学，需要特别长时间段的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扎扎实实的真功夫，朴拙终能胜轻巧，“万斯同（季野）等清代优秀史家所编纂的《明史》，之所以能被公认为二十四史的殿军之作，倍受古今史家的推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前前后后经过了长达60年之久的推敲。‘功到自然成’才是研究的最好状态。”范学辉说。

此次范学辉的获奖成果《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上下册），全书共约120余万言，就是经过了前后长达十四五年之久的反反复复的艰辛打磨。谈起书稿的得来不易，他显得十分感慨，时常难忍唏嘘，“多傍孤灯，或辗转无绪，或奋笔疾书，常怡然自得，不知东方之既白”。谈起书稿的学术质量来，他则显得自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范学辉说：“我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也相信作为多年诚实研究的心血之作，它在史实和专业学术研究层面必定是能够站得住的。”但同时他也认为成果只属于过去，何况在研究路数以及思考深度和思想含量等层面，需要提高之处仍有太多。他一直企望着能早日在学术上展开全新的尝试，拓展全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挑战和超越自我。

谈成果的价值：“研究历史，归根到底是要在现实当中发挥积极作用”

谈到《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时，范学辉显得很谦虚，更愿意称其为“书稿”，他说：“书稿一经出版，就属于纯粹的公共文化产品，对其价值和意义的评判权，都应该而且只能完全地交予读者，作者再进行任何饶舌，其实都是多余的。”从目前学术界初步的反响情况来看，该书稿作为国内外首部对宋代三衙管军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已经得到了相关专家们广泛的称许，被誉为近年来不多见的朴实、严谨的“厚重之作”，将能对宋史研究发挥较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书稿和对此项研究价值的定位，范学辉自己是从具体研究的层面谈起的。他说：“职官制度，是开启中国古代史研究大门最为重要的‘四把钥匙’之一，兵制更是‘国之大事’，军事制度的建设作为国家治理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涉及到历史的方方面面，也是历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在中国古代兵制的发展史上，宋代三衙管军制度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成熟的、职业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具有承前启后的极其关键的制度开拓意义。他说：“该制度对其后元、明、清数朝的兵制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也发挥了较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范学辉更多的是从宏观的与现实的层面着眼。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文明，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多更大贡献的伟大文明。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也必然会走出自己的道路，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古代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中国不仅一直在走着自己的治国道路，而且通过自己的治国模式，曾经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举世无双的辉煌成就：既建立起了广袤的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强大的国家，在经济层面也始终是带动世界经济进步的火车头，在文化层面更是当之无愧的公认的人类文明的重要灯塔之一。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制度史，其最有现实价值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总结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道路，梳理历史上国家治理的成败得失，为当代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探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必要的历史的借鉴。研究包括宋代在内的中国古代兵制的终极意义，同样是如此。

范学辉认为，其所研究的宋代三衙管军制度，正是王学典先生所指出的特别值得重视的“具有‘现代因素’内涵的古代制度”的典型之一。所撰书稿从正反两个方面全面总结了该制度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他希望并相信应该能够从兵制的层面，为国家当前的强军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史学，所以经世。”范学辉认为，“研究历史，不为个人成名成家，更非自娱自乐，归根到底是要在现实当中发挥积极作用。”

谈文史复兴：“学科发展要固本开新，力戒随世浮沉”

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上，山东大学校长张荣面对中外广大学者，宣布山大将着手实施“文史复兴”计划。众所周知，山东大学的文史学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有过主流学界人所公尊的灿烂辉煌，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功举办与学校“文史复兴”计划公布之后，王学典先生在接受学校记者采访时信心满怀地指出：“以此次大会的召开为契机，山大的历史等人文学科将重新迈入主流行列。”

范学辉表达了对王学典先生观点的完全赞同。他认为，山东大学的文史学科，若从横向比较上来看，始终处于国内一流的水平；但若从纵向自身比较而言，此前一个阶段的确属于发展较为滞重的时期。因此，他认为学校此时推出山东大学“文史复兴”计划，可谓高瞻远瞩，更适逢其时，文史学科的广大师生们无不为之深受鼓舞。

谈到山大文史学科复兴的学术发展路径，范学辉再三表示自己书生一介，才疏学浅、无甚高论，只能是很勉强地谈一些极不成熟的个人见解。他认为：“山东大学文史学科的确有过人所公知的灿烂辉煌，但是，无论多么了不起的辉煌，也只能说明过去；辉煌的历史，也可能转化成为包袱，甚至成为难言的负担。”所以，在范学辉看来，山大文史学科要走向复兴，必须“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晓当年的成功经验和优秀传统究竟何在，首先做到固本开新，坚持承传山大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独到的学术特色，然后才能谈得上与时俱进，拓宽视野。

范学辉以山大历史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学术辉煌为例，总结出当年辉煌在学术路径层面给我们的两点启示：一是坚持承传“笃学”，“史法援庵公（陈垣）”，即在继承清代乾嘉考据之学的基础之上，推宗梨洲（黄宗羲）、谢山（全祖望）“经史文兼治”、“贵专家之学”的优秀传统；二是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没有以清代学者为代表的谨严朴实的“考据”笃学功夫，就无所谓历史研究；没有唯物史观的指导，史学研究就将停步在实录、道德史观的较低层次上，也难以“开启新天”成为真正的科学。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五十代的山大史学大家们正是将二者综合起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既有极其精湛的考据功夫，又加以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引领时代学术潮流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形态研究为重点，开创了傲视并世学人、后人更难以企及的学术事业。

“学必有宗主”。范学辉认为，山大文史学科走向复兴，舍此恐怕难有他途。学风厚重朴实，力戒“随人毁誉”、“随世浮沉”，坚持以清代诸史家为代表的中国史学“朴实求是”的“笃学”传统，推“沉潜之学”，重“考索之功”，同时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并结合其他当代中外优秀理论创获，致力于“成一家之言”，但不强作“高明”之新见，更不强求赫赫之功名。山大文史学科复兴的前途，必将是非常光明的。

范学辉再三谈到，山大文史学科要真正发展，必须高度重视，但不能仅仅依赖于少数杰出学者；还是要以杰出学者为龙头，推动真讲学术的良好风气和做真学问的良好氛围的早日形成，重点放在建设好有山大特色的巩固的有吸引力的学术阵地，以此带动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争取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他认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引用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文史学科的建设，应该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着眼于长久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之路，那就是：杰出学者致力于教学和人才培养，与青年学人的不断脱颖而出，两者应该形成良性的循环。数十年持之以恒，必定能在学术界树立起自己的学术形象，打造出亮丽的显赫的学术品牌。

关于青年学子：“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对正在求学的研究生、本科生等山大青年学子，范学辉满怀期望，他说：“山大是一个教学单位，教书育人是第一天职。山大文史学科复兴能否真正实现，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看现在正在求学的这些山大青年学子当中，能否涌现出杰出人才，能否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复兴的成果，终究也要落实在未来的山大学子身上。”或许是想到了自己求学时所经历的曲折以及工作和生活中的诸多苦辛，他略显沉郁而又坚定地说道：“生活压力和各种各样的坎坷，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如果遇到这些困难，不必悲观消极，而是要坦然面对，将其视为必要的人生磨练，和难得的人生财富和机遇。此正古人所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他还引用黄宗羲、梁启超谈治学的名言，专门寄语于有志于文史之学的山大青年学子们：“无是非、冷冰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最终是研究不好历史的，也做不好其他学问。黄梨洲先生有云：‘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梁任公先生亦曰：‘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以此与同学们共勉。”

采访至最后，范学辉充满激情地总结道：“史学，是一门科学，无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多么的纷繁复杂，在看似总是偶然的人们的主观意愿的背后，必然是有科学规律可循，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史学，更是‘所以经世’，历史必定能指导未来。华夏历史长河波澜壮阔，是几千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更是一曲慷慨激昂的壮歌。”研究历史，立场是客观的，思考是沉郁的，生活是孤寂的，但情怀应是激昂的，“安邦定国志长在”，与国家、民族、大众同命运，方能冷风热血、激浊扬清，奋笔如挥戈。（李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