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刘泽华：历史灵魂的反思者-米儿火

今天，天津下起绵绵细雨。

两年前的今天，著名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名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反思学派)领军人物刘泽华先生，在美国西雅图病逝，享年83岁。四十年来，这位学者以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反思和批判而闻名。

耄耋之年，他仍在思考、笔耕不停。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复兴的过程也是反思和价值重建的过程，也是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国的学术界如何为此作出贡献？他说历史学界还是要加强思想史研究，“如果其他方面的工作是研究历史的骨骼、形体，思想史则是研究历史的灵魂。”

前不久去世的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哲学家方克立曾说，“政治权力支配整个社会”的王权主义理论和“阴阳组合结构”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方法论，是刘泽华学派的两大历史发现。这一发现使“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真正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之上”

就在去世前一年，82岁高龄的刘泽华出版了自传《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以朴实、幽默的语调回顾了自己八十年来的人生故事和学术心路的缘起。该书登上《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各大书榜。在他身后，思想的力量还在彰显，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年底出版了《刘泽华全集》，今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又再版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2017年12月，刘泽华先生在天津住院治疗期间接受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史学名家口述史”拍摄小组的录制，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影像资料。短片节选自天津人民出版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口述史·史学名家(第一辑)》，谨以此片纪念刘泽华先生。

今天是刘泽华逝世两周年纪念日

我们节选多位学者的纪念文字

追忆刘先生的学术生涯和大家风范

表达对刘先生的缅怀之情

追念刘泽华先生

朱凤瀚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因为同在王玉哲教授门下教与学，刘泽华先生于我亦师亦兄。他已逝世两年了，但形象还时常在眼前，连着他那非常熟悉的语音，也会响在耳旁。他与你说话时，目光会直视你，声音深沉有力，语调坚决，带着较浓厚的河北家乡口音，其话语和语气使人会感到他是一个不善客套且充满自信、办事坚决的人。忧虑时，他会目光停滞，长久陷入一种沉思状态；高兴时，他会仰天大笑，喜乐全在脸上。

我1978年春进入南开历史系七七级读本科，那时他已是历史系老师中的“少壮派”，当时的系主任魏宏运先生和老先生们都很器重他，甚至是尊重他，这不仅是因为五十年代末他进入历史系读书时即已是党员，有相当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一个以非常纯正的心理信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人，在那时，党员教师是受到同事们天然尊敬的，包括他的老师们，而且（也是主要的）在于他业务上也是当时少壮老师中的佼佼者。记得我们的专业课本是蓝皮的《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很高档，主编者即是刘老师，而作者有许多是老先生。刘老师曾谦虚地说，这是老先生们在抬举他，但他确也是众望所归、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

刘老师治先秦史的重点在春秋战国史，发过很重要的研究文章，比如关于春秋战国的封建主的研究，论述战国授田制、封君制与大夫、士的文章等，都极有富理论性的见解，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政治思想史。他最有名的被后来学者们称之为“刘泽华学派”之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是认为中国古代是王权主义，一切问题都应从专制王权来考虑。记得好像是1981或82年左右在读硕士期间，听了刘老师关于对清官问题的讲演，大意是讲对清官戏的评价，认为“清官”比贪官对维护皇权的作用更强，宣扬“清官”的危害性很大。当时我和几个同学私下议论说，刘老师是不是太激进，从历史主义角度看，对社会与民众来说，清官怎么也比贪官要好一些。后来感受到其实刘老师这个看法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清官个人的行为，而是更深刻的启发大家来思考背后的王权主义的危害，他由清理“文革”的流毒而追溯至历史上的王权主义，他非常尖锐地指出，中国历史上王权主义、王权崇拜影响至深，歌颂清官，企盼明君，是王权主义在中国历史上长存不息的原因。还记得曾看刘老师的文章，他非常强调要促进“公民”意识的成长，他在《八十自述》中回顾自己思想转变的经历后，语重心长地说“如果能从我的经历中看到一点公民意识的萌生、成长，就算我没有白活到八旬；如果还在臣民观念中盘桓，那肯定是我的悲哀。”我觉得，刘老师对中国历史上“王权主义”的论述，他所倡导的公民意识，是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贡献。

刘老师在自传中说他是系里老师投票选出的系主任，他当时在全系教师中享有无人匹敌的声誉确是事实。南开历史系（现在是学院）的学术传统是，治学勤奋而严谨，年轻学者基本上皆能承继老先生们的传统，踏实做学问，不好声张。刘老师虽然在本质上是个带书生气的学者，但作为系主任积极地加强南开历史系与社科院历史所，与北大、北师大的关系，邀請外校名学者来南开历史系讲学，与《历史研究》等有影响的杂志社联合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使南开历史系不仅保持了原来的治学传统，而且进一步奠定了在中国高校历史学科的地位，其标志之一即是1986年南开历史学科评上了三个重点学科，这在全国历史系中也是居于前列的。直到约1997年我在北京开教育部学科评议组会议时，公布全国高校历史学科考核排名，南开历史系居于第二名，我想这一成绩与刘老师在位时所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阅读中的刘泽华

我与刘泽华先生的最后两次见面

侯建新

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

刘泽华先生是当代中国的顶级学者之一。关于为人，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真诚，是本色。表现在学术上也是这样。记得一二十年前当外资大量引进时，他曾写信与我讨论“剥削”问题，大意是在当前情况下，他苦恼于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剥削问题。韦伯提出学术研究须“价值无涉”，以求得出可靠的结果，实际上人们通常做不到，而刘先生颇有这样的风格。他心目中追求的唯有真理和正义，这是他高贵的品格之一。对于学术是这样，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刘老师更是一个清澈见底的人，可以信托之人。

2017年初，刘先生回国治疗肝腹水，住在第一中心医院。我去看他，记得是一个寒冷的上午，他躺在病床上，很难坐起来，说话有些吃力了，但还是要说些什么。他拿起笔，颤颤巍巍地写下一行字，“思考中断了！”为什么思考中断了，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工作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说的很清楚，但是他一副愁苦的样子，一下子印到我的脑海里，不能忘记。他当时身体已经相当不好，可是见面不谈病情不谈身体也不谈一般的工作和生活，而是抱怨不能思考了，可见自由自主地思考对于他比什么都重要，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想起刘老师平时特别强调学术中的问题意识，他的学术，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全神贯注地解决问题，可谓咬定青山不放松，从不跟风，更不朝三暮四；他的问题意识和回答问题的能力，得益于他深厚的学养，也源于他对社会、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注。说到底，他的学术植根于祖国的沃土之中，所以他的学术影响远远超出史学界，也超出了国境。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南开大学的家里。他回国后给我写了邮件，约好时间后去看望他。没有什么寒暄，一见面还是谈他思考的问题，记得刘先生谈了三个问题，至今记的清清楚楚。当时他的状态相当不错，分手时还送我到门口，未曾想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离他去世时间不过几个月。也就是说，在驾鹤西行之前不久，他仍然在不停地思考问题，思维依然相当清澈。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很难超越他置身其间的那个时代。刘泽华先生基本在20世纪50年代接受教育，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大多较为淳朴，充满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往往循规蹈矩，偏于固化。刘先生大概受益于他的思考与反思，使得他守住了理想，同时思想异常活跃。不敢说他是那一代人中最开明的历史学家，但是肯定是最有成就、最解放、最有智慧的历史学家之一。

刘先生离开我们两年了，我觉得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朋友般的长者和智者。莎翁戏剧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儿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刘泽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堂堂男子！

刘泽华先生有哪些学术贡献

葛荃

山东大学山东城镇治理与规划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刘泽华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著名学者。研究领域包括先秦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先生成果丰硕，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著述等身，二是开创学派，三是知识创新。

就第三方面而言，坊间探讨何为大学，谓之须有大师。能称为大师者，必然能在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承方面有所创新。刘泽华先生正是这样。

一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理论架构和知识体系的创新。刘泽华先生以“王权主义”概括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作出了整体性判断。他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题归纳为三点：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随后，他将这三点归结为一点——王权主义。在他看来，所谓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与作用的互动关系。

这就是说，刘泽华先生突破了以往就思想而谈思想，以分期的方式概括政治思想全局的思路。他从历史学家横亘历史长河的认知高度审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用王权主义的体系性框架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作总体性把握，梳理出思想与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与制度之间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认知路径，形成了独具学术个性的学理逻辑，实则构成了一种认知范式。

正是在王权主义总体把握的认知基础上，先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题和范畴做了梳理。诸如传统人文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宗教与政治、王权与“学”及士人、王权与圣人崇拜、革命与正统、政治理想与政治批判，以及道与王、礼与法等等。又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这一判断极具首创性。刘泽华先生在几十年的探索、思考中，渐至达成了自成体系的学理逻辑，构建了充分展现其学术创新性的知识体系，终成一家之言。

二是学术观点的创新。刘泽华先生的研究新见迭出，多有首创性学术判断。比如 “王权支配社会”，比如“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刘泽华先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提出并践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互动”方法与价值研究方法。

刘泽华

远行的智者

孙晓春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坦白地说，在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思考过程中，我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着先生。先生思考的一生告诉人们，要成为有思想的人，就必须走独立思考的路，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先生是一个真诚、谦和、善良的人。有一个自然形成的习惯：学生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要议论自己老师。一个老师所获得的真实的评价，就存在于学生们的议论之中。葛荃教授说：“先生眼里没坏人”。葛兄的意思不是说先生没有原则，而是说先生总是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无论是同事、同行还是后生晚辈，先生更多看到的总是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从来不计较别人的缺点和短处，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先生从来不会因为学术见解的不同而与任何人结怨。因此，先生在学界有众多的朋友。我们能做到的是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有先生作为我们的样板。

先生西行以后，网上看到先生过去的一个学生发的图片，是先生为那个学生写的寄语，这段话在今天看来仍然富有意义。“一次机会可能胜过十倍知识，但具备了十成知识，就一定比一百次机会更可靠，你信不信？我信”。大约是先生写给即将毕业离校的学生的。看过先生这段寄语，不禁联想起钱理群先生说过的当今高校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句话。其实，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在很多时候又表现为机会主义者。如果我们的学生对机会的渴求胜过对知识的热爱，甚至没有了对知识的热爱，那种情境真的无法想象。所以，像先生那样，引导我们的学生去热爱知识，使得他以至于整个社会知道知识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重要，是我们无可逃脱的道德责任。

先生是一个有士人风骨的人。方克立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新书发布会上有一个主题发言，方先生说：刘泽华教授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决不曲学阿世。”“不曲学阿世”，也就是历史上人们所说的“士人风骨”。就现时代中国社会的知识界来说，要做到“不曲学阿世”似乎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首先它要求学者本身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有良好的学术基础和知识视野，能够凭自己的理性做出判断，我们所主张的东西在怎样的程度上符合知识的逻辑，因此，也就有足够的勇气把我们所主张的东西交付给人类的理性以及历史去审判。不过，仅仅这些还不够。风平浪静的时候，水面上尽是好梢公，只是在风浪起处，才知道究竟是谁能够立得住。所以，要想做到“不曲学阿世”，学者还必须有对知识的热爱和对真理的执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告诉人们你想说些什么，都能坚持认为你自己所说的是对的。

坚持对现实的关切

李宪堂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先生强调，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作为人类自我反思能力的体现者通过考索过去理解当下和未来，应当珍重自己的使命并对现实发出自己良知的声音，这是思想的尊严所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总序中，他旗帜鲜明地说：“为了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为了从封建主义中走出来，为了清理自己，我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下定决心，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同时把清理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一项使命”。对现实的关切是刘先生学术事业的缘起，也是他咀嚼不尽却难以倾吐的苦衷。

怀着一种清醒的使命感走上学问之路，近半个世纪来，刘先生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像一座沧桑的孤城壁立在种种时髦学术泥沙俱下的波涛汹涌中，捍卫了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尊严。刘先生的治学生涯，也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而彷徨、挣扎的心路历程。

上世纪60年代，先生开始从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因为他认识到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政治史，不懂政治思想就难于触及历史的灵魂。文化大革命中，他是那种积极要求上进却往往被革命派拒之门外的游离分子，因为革命需要的是盲从而他经常耐不住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候为了能够融入人民群众的“主流”，他苦苦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但往往越钻研越困惑，距“进步”的思想意识就越远。70年代末，在思想界熹微乍露的大背景下，他终于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确认仅仅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解释历史的进程过于简单化，以阶级斗争特别是儒法斗争为主线图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则是十足的荒谬。于是，凭借重新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刘先生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率先打开了思想的突破口，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1990年以后，新儒家从欧美港台走了进来，带来了“修齐治平”的新福音和由传统“开出”未来的美好设想。失意的天下匹夫们突然发现，躲进安全的“传统”里，可以救世救己两不误，于是纷纷入伙，“咸与维新”。刘先生却不为风尚所左右。他独处热闹和繁华之外，坚持用自己的考古铲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拷问，由此展开了对儒家思想的全面清算。

人们都热衷于做场面、趁热闹，却没有多少人愿意正视传统宿命般的局限性，正视现实转化的复杂与艰难。不知我们还要背着历史的重负前行多久？作为清醒的少数，在红尘深处，在人事繁华的边缘，刘先生努力保持着向上、向前的姿态，捍卫着思想者的权力和尊严。

导师留下的批语不会过时

萧延中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资深教授

2002年秋季，47岁的我成了刘先生的入门弟子之一。在他的引导下，三年时间读了若干古书，重点在先秦至两汉一段。不少课程是在他家里上的，经常的情况是，几位学生带着自己的思考，带着自己的问题，当面向先生讨教。做学术，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学生当着导师的面会因观点不同而吵起来。每当这时，刘先生总是静静地听，从不制止，也从不判定。最后在他发表自己的见解前，总是先说一句：“诸位都读博士了，而且有些已教书多年，要有独立见解，决不可人云亦云。对我也如是，提些意见，仅供参考。”在先生的“怂恿”下，有时还真有学生和导师争辩，以显示自己的才华。每当这时，先生总是对这些批评意见报以善意的微笑，从不打断，也比辩驳，有时则陷入自己的沉思。但看得出来，这种宽厚的笑容，是一种对后学的鼓励，即使他本人对这些陈述和批评并不完全认同。

我博士毕业后仍与刘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每有著作是一定会送给我的，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面，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殷切指教。宽容，并不意味着失去原则。例如，导师至少在我的两篇小文章《萧延中解读晚年毛泽东的悖论情境》(2006年9月)和《史华慈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卢梭、孟子与毛泽东》(2006年12月)中留下了几十处批注，有些表示赞成，也有些表示怀疑、争论甚至批评。先生的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使学生受益匪浅。

例如，2006年9月4日我接受搜狐网采访，5日就以“萧延中解读晚年毛泽东的悖论情境”为题，刊出了16000余字的访谈文章。学生照例把这个稿子E-Mail给先生，请求批评。先生不久回复，开门见山地表明态度：“延中：我完全同意你的立场。在文中加括弧的，是我的一点小意见。供参考。”接着在文章各处做了29处批语。

再如，在我的小文《史华慈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卢梭、孟子与毛泽东》中，刘先生也留下了18处批语。在最后的总批语中先生表示对史华慈的观点：“大体我能接受，但有一点，道德主义之所以有社会支持和群众基础，还有10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空前热烈，那不能只从道德本身来寻找。要从社会矛盾，要从道德的对立面的残酷性来说明。道德主义为什么有更残酷的一面，这个问题再论。”

我相信，导师给学生留下的这些批语不会过时，反而会随着历史的进展，继续指导和激励后生审慎地观察和冷静地反思，把观点提炼得更精确，把学问做得更扎实。

话似乎不用多说了。一位导师，当学生已经毕业，远走高飞之后，仍然花费心血“跟踪”培养，继续教导，我想当今这个社会已所剩无几。从另一个侧面讲，这也鲜明地展示出刘先生晚年沉思追问，不懈探寻的思想史家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