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报学的倡导者，中国科技情报的先驱者，中国竞争情报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包昌火先生，于2021年1月3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包昌火先生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210研究所原研究员，历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主任、竞争情报分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监事长等职，被国际战略与竞争情报从业者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被中国竞争情报研究会授予杰出贡献奖，2019年获建国70周年纪念章荣誉表彰，曾获国家级、部委级科技进步奖14项，两次获兵工情报事业先进工作者、中国兵工学会先进工作者和国防科技信息事业50周年优秀工作者光荣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有人说包昌火把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情报学研究当作一种游戏，全身心投入，感到愉悦，得到享受，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他自己更愿意用电视剧《乔家大院》主题歌词来形容对这份事业的一生钟情：留住所爱，留住所想，留住一梦相伴日月长。

一、生平：

1935年9月17日，包昌火先生出生于山明水秀的东海之滨——浙江省三门县亭旁镇，被称为“两山亭立如天马，二水旁流若地龙”的人杰地灵之地，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

作为佃农家庭出身，包昌火曾先后就读于亭旁镇包家村小学、亭山联立小学、三门县初级中学、省立台州中学。1953年11月入党，1957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攻读有机化学专门化，学制6年。1963年7月分配至中国兵器工业情报研究所，从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迄今已达50余年。

二、学术生涯：

先生一直工作于常规兵器和情报科学两大领域：前者是主要职业，从事过火炸药、弹药、兵器系统和情报管理的研究，历时32年，曾任中国兵器工业部火箭推进剂配方鉴定组成员和中国兵器工业部预研规划专家组成员，历任化工研究室、弹药研究室、武器系统研究室、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后者是先生的业余爱好，涉猎了情报研究、竞争情报、信息分析和中国情报学学科建设等方面，历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主任、竞争情报分会(对外亦称中国竞争情报研究会，Society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of China，SCIC)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监事长，《情报杂志》编委会主任等职，发表过情报学领域的论文100多篇，主编了《情报研究方法论》、“竞争情报丛书”“信息分析丛书”等学术专著，约900万字。

三、学术贡献：

1.情报科学关键技术和发展战略研究方面

建立了中国情报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论体系，推进了定量化分析在我国情报研究工作中的应用；组建了中国竞争情报专业组织，系统、持续地开展了竞争情报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出了建设由组织网络、信息网络和人际网络构成的竞争情报系统和率先将人际网络理论引入中国情很界；提出了Intelligence与中国情报学研究的重大命题，推动了我国情报学研究向intelligence方向回归，促进了中国情报界intelligence学派的形成。

作为主要完成者，“情报研究定量化分析获全国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竞争情报的研究及推广应用”获全国科技信息系统优秀成果一等奖；“情报研究的国内外比较研究”获兵器工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基于分析和网络的现代信息服务理论、技术与应用研究”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现代分析技术的理和应用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情报研究方法论》一书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等。

2.常规兵器关键技术和发展战略研究方面

完成了《世界坦克装甲车辆手册》《世界火炮手册》《世界制导兵器手册》《世界弹药手册》《世界轻武器手册》《世界爆破器材手册》等大型系列兵器工具书的编纂，总计16109.56万字。合著《能源火炸药在工农业中的应用—一气体发生剂和气体发生器》。

参与潜地导弹用复合改性双基推进剂的研制，获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参与大口径炮用三基发射药的研究，获兵器工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参与2000年兵器发展预测及我国兵器发展对策研究，获兵器工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参与海湾战争研究，获兵器工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参与常规兵器发展战略研究，获全国科技信息系统优秀成果二等奖；参与编纂的《世界坦克装甲车辆手册》和世界弹药手册》，分获兵器工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

四、学术主张：

中国是情报学研究的故乡，早在2560多年前，在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就对情报做过精辟的论述，被奉为经典。但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情报界这样对“情报”一词存在着这么多的曲解和争论。information乎，intelligence乎?困扰了中国情报界半个多世纪。这样的纷争似乎还将继续下去。

先生认为，情报是一个组织和个人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响应，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生存之道，是国家和企业的大计，不可不察和或缺。先生主张中国情报学的英文表述不应是information science，而应是intelligence studies。中国情报学应当建立在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两大基石上，并把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即把信息转化为情报和谋略作为我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任务，而非信息和知识的组织，后者是图书馆学的世袭领地。

总结先生一生在情报科学方面的工作和贡献，可归结为在我国情报界从事和推进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活动，促进我国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向intelligence方向发展。

先生坚信，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情报需求社会化的发展，中国情报学一定会摆脱informationscience的迷思，走向intelligence studies的坦途。一个屹立于世界情报界之林的中国情报界一定会发展出无愧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国情报工作的伟大实践和风云多变的时代风貌的中国情报论。在中国，情报工作必将成为一项受人尊敬的职业，将会是国家和企业生死攸关的大事。

五、相关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