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程尼娜、傅百臣主编，《辽金史论丛—纪念张博泉教授逝世三周年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他更进一步指出，金朝就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中，涌现出许多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和新观念。它上承辽和北宋，下启元、清，有广泛的理论研究的条件和基础。他还赞成学科内的研究中，要出多家，百花齐放，不要一家独尊。他认为金史研究的主体思想，不应当是一个，应有多种的研究主体思想提出，主体思想多了，研究金史的主体意识也就多了，这是学术研究“双百”方针的需要。只有走这一学科发展的开阔道路，才能有“百家争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史学。这个问题的提出，发人深省，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并给金史学界以震动、鼓舞和启发。

在谈到金史的综合特征和继续深化金史研究方面，他指出金史具有中国地方史、中国断代史和中国北方政权史的综合特征，是多学科研究的凝接点，最有研究前途。因此，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作出新成绩，创出新成果来。对究竟如何继续深化，他强调首先要进一步使对金史研究的结构合理化，多出有质量的专史和专题论著，这不仅是填补空白，也是奠定和巩固基础的工作、还要加强与相关联学科的联系。从中吸收养分，充实金史研究的知识结构和广阔研究的领域，要多门类、多系列研究，不拘一格，不陷于俗套。加强对历史的纵横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要把金史放进历史长河中给予它应有的地位，突出研究它的历史的开创作用。

研究金世宗要同北魏孝文帝和元忽必烈的推行中原制度进行比较，才能知道金世宗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从历史研究中处理好中原制度与存旧俗的辨证统一和走向同华的关系。金史研究不仅要在本学科的各个领域间找到发展的接合点，也要在学科间找到发展的接合点，更要在历史的过去和现实中找到发展的接合点，以促进金史研究的发展。[10]

博泉教授对金史研究的构想颇有新意，有些已在他的史著作中充分体现，有的则尚待落实和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当他转变理论思维和机制，把现代金史学研究与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接轨，提出了“中华一体论”的新史学思维体系，将历史上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汉族，置于一个整体内的同等地位，从共同发展和共同意识形成的具体历史过程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最先提出“中华一体论”。

自8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发表《中华一体论》（《吉大学报》1986年5期，《新华文摘》1986年11期全文转载）、《试论历史上的“一家两国”与“一国两制”》（《史学集刊》1987年4期）、《北方民族政权史论》（《北方民族》1988年创刊号）、《中华一统论》（《史学集刊》1990年2期）、《中华一家论》（《北方民族》1990年1期、《中华一体观念论》（《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4期）、《“中华一体”的构成概观》（《北方民族》1991年2期）、《“桃花石”的名与义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4期）、《一体与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谈历史上的“汉化”、“华化”与应用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992年5期，《新华文摘》1993年2期论点摘要）、《论东北民族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统一》（《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2期）、《中华一体论与中国地方史学》（《史学集刊》1993年1期）、《华夏、炎黄说论》（《社会科学探索》1993年7期）、《中华民族学初探评议》（《民族研究动态》1993年4期）、（（从“一体”和“多元”探清以前长春建筑史纪元》（《社会科学探索》1997年增刊）等10余篇专论性论文，在这些专论性文章基础上孕育了《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大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这是他近20年来研究金史、中国地方史和北方民族政权史的基础上，针对历史上传统的“华夷正闰观”和国际上曾风行一时的“南北对立论”观点，提出了“中华一体论”。

此论以中国历史、中国地方史为蓝图，以社会史内容为依据，以“中华一体”为主体构思，重点研究其史的发展时期和层次、社会形态与经济类型、文化人类学系统的人禽观念、族类系统的华夷观念、区域系统的中外观念、政治系统的同轨、文化系统的同文、心理状态系统的同伦以及中原王朝承受系统的正闰观念等。同时也侧重研究北方民族、政权与一体，以及对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合之为《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11]

根据中华一体的观点，女真族当属国内民族、金朝属于中国王朝，这种观点已被学界大多数人所首肯。加上后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2]观点，该文从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多元的起源谈起，还就地区性的多元统一、中原地区民族大混杂大融合、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的血液、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几个特点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和论证。从此使得学界更多人更加信服中华一体论的科学性、系统性。

博泉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前天下一体”、“天下一体”、与“前中华一体”、“中华一体”这样两个时期、四个发展层次。他在1991年8月在山西雁北（大同）召开的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第四届年会暨首届辽金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则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系统观点。

他所说的“中华一体”中的一体，是多元的一体，多元也是一体内部的多元，是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结合。特别是对“前中华一体”的界定，认为辽宋金时期，出现了新的南北朝，指出无论是在民族关系和民族意识上，都发生了阶段性的转折。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辽金确立了宗主国的地位，分华夷、分中外的传统“正闰观”受到了批判，趋向统一于一个中国之中成了历史的主要倾向，人们对于民族的观念已冲破了固有的局限。赵秉文对“汉”的含义作了重新界定，认为有公天下之心者皆宜称之为“汉”。而元好问在《中州集》中提出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凡继承同一道统的都是中州人物。[13]

他的中华一体论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独特见解，既是他自己治史应当奉行的主体思想，也为金史研究的历史定位找到了新的根据，成为他建立新的金史学的重要理论依托，眼界更宽，视野更扩大了。自80年代中期起，他把研究的重点向“中华一体”方面转移，即从金史、东北地方史向北方民族和政权研究方面扩展，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与“中华一体”有关的问题，于是开始以一体论写《金宋和战史论》、《金代政治史论》、《金代文化史论》、《金代教育史论》等，[14]最后上伸下延较全面的概括出他的想法，写出这部拓荒之作《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一书。这是他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其中许多部分也是为金史研究的深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他那博大精深的金史研究框架和体系日臻完善和充实。

总之，博泉教授的学术思想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坚持全面地、辨证地、发展的、民族平等的原则，立足于中华一体论的总观点，将金史、北方民族政权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考论，以构拟其现代金史学的新框架、新体系，在其系列的金史论著中不断地创新、充实和完善，对金代的历史地位、社会性质、民族起源、部族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成就等，均作了合乎历史实际的论述和判断，在断代史领域中，为建立现代的新金史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他治学有道、勤恳好学、思维敏捷、勇于开拓探索，以惊人的刻苦和毅力完成了数百万字高水平的论著，都是在其正确的史学思想指导下，通过四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勤奋思索，反复论证、构思，才形成一部又一部新作。而每一个新作的问世并不是凭空想象轻易得来，又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专题论文基础之上，因而立论新颖扎实，持之有据，考证精深，字里行间每每不断地闪烁出耀眼的思想火花，发前人所未发，令我们这些后来者为之敬佩、信服不已。

而今，博泉教授已逝去三周年，看到他赠给我的众多著作摆在案头，心中万分激动。我时常不断地翻阅和拜读，每次都深受启迪和教益，时时地鼓舞和鞭策我们成长向上。我立志要同他的弟子们一道，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沿着他开拓的现代金史学的道路，继续把金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良师、挚友和当代金史大家、当代金史学的开拓者——张博泉教授千古！

注释：

[1] [2] [5] [14] 张博泉《学程自述》载《北方史界人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61页，第60页。

[3] [4]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页，第4—5页。

[6] [7] [8] 张博泉等著《金史论稿》（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5页，第23—25页。

[9] [10] 张博泉《金史研究的进展与构想管见》载《辽金史论集》第九辑，（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3页，第4—5页。

[11] [13] 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2页，第110页。

[12] 费孝通《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4期。

（穆鸿利，东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