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不断增强。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几种在全球范围的普遍进行的社会变化趋势，包括人口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环境影响等等，使得人类对于地球的改造愈发彻底，原始自然已经荡然无存。地质学家提出，我们不再处于全新世（Holocene），而已经处于“人类世”（Anthropocene），即一个主要由人类活动塑造的地质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知识演化史》的作者德国科学史学家于尔根·雷恩(Jürgen Renn)决意全面审视人类社会的知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来源。

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对于地球的改造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雷恩试图指出的是，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政治、经济，以及一切社会制度的问题，都是知识的问题，因为人们总是在按照某种知识来行动，进而造成有意的或是意外的社会后果；反过来，一切知识的问题，也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因为知识的演变并不仅仅依赖于其内部逻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制度塑造的。因此，对于知识演化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对人类世所面临问题的一种整体上的回答。

《人类知识演化史》中所讨论的知识，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被定义的，其中既包括科学知识，也包括实践知识，即个人在实践中积累的对于某种事物的了解。作者将讨论的起点放在对于科学知识的关注上，但是随着讨论的展开，实践知识，以及知识与社会的互动都会纳入对于知识演化的分析当中。

《人类知识演化史》，译者: 朱丹琼，作者: [德] 于尔根·雷恩，后浪｜九州出版社2024年1月。

对于科学史的考察，无法绕过的巨著之一是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其中围绕科学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的分析仍然是现今科学史研究不断对话的主要对象。本书试图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外，提供另一种选择，换句话说，雷恩将库恩选做对手，要以自己对于科学演化的分析，让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概念沦为陪衬。

既然要正面对抗库恩，那么本书势必要与之回答同样的核心问题：科学思想的根本变革如何与之前的知识保留和逐渐扩展相协调？要言之，雷恩通过引入历史维度，分析知识的演化过程与变迁机制，否认了库恩利用科学知识的历史截面所得出的结论，并且在分析中引入了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呈现出更加扎实的历史学分析与社会学分析。

下文笔者将首先概述《人类知识演化史》的写作逻辑，然后就科学革命与知识经济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详细的阐述，最后通过讨论知识研究的内外之分——一个在科学史与知识社会学中的长久争论，来指出本书分析的不足。

知识积累的路径依赖

《人类知识演化史》全书共有十七章，分五个步骤依次展开。第一、第二章作者介绍了人类世的概念，并以此为背景来讨论知识所提供的权力，以及知识所带来的意外后果，此部分为全书的讨论设置了基本议程。第三到七章讨论了人如何对知识进行思考，以及这种思考方式如何为知识结构的变迁提供空间。第八到十章围绕“知识经济”的概念，讨论和知识与社会的双向影响。第十一到十三章讨论了知识的传播，特别是知识的全球化与本地化两个过程。最后，第十四到十七章，回归到讨论的起点——人类世中的知识，作者试图指出一种可以导向更好社会的知识发展方向。

本书旁征博引，涉猎了颇多关键，且不囿于学科界限，将多种学科的概念都很好地发展为自己论证的工具。经验材料部分，案例的差异化足够大，讨论展开的足够充分，其研究视野着实宽阔，十分难得，确实是知识史的集大成之作。

尽管本书厚重，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个核心问题串联起全书的讨论，那就是知识结构的演化，这也是本文接下来所要阐明的内容。

过往对于科学发展过程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累积性发展，二是科学范式框架下的断裂与连续，三是科学的社会建构论。而作者试图从达尔文进化论中吸取养料，提供一种科学与社会共同演化的第四种理解。下面我们依次对其进行介绍。

所谓累积性发展，指的是认为科学总是日趋完善，尽管完善的标准可能存在差异，比如精确性、系统性、简洁性等等，但是科学总是不断朝着一种终极形式发展，变得越来越“好”。科学的发展就是理论-纠错-更好的理论这样的循环。这种对于科学的理解自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是最普遍的理解，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科学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令人瞩目，使人不由得产生崇拜之情，便只认为科学会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科学的生产过程与绝大多数人都相距甚远，而距离产生解读的空间，完全没有进行过科学研究的人会对科学产生一种过度简化的美好想象。

这一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被打破了，科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愈发显现，许多科学家也开始反思科学发展本身。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对于科学的第二种理解：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是在某一范式的指导下进行的累积性发展，但是范式所不能兼容的异常（Anomaly）也会逐渐积累；当这些异常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引发科学危机，也就是科学家们开始怀疑现有的范式的有效性；这种怀疑会导致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这种转变通常伴随着基本概念的重新定义和科学界观的根本改变。这种根本改变指被称为新范式与旧范式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不同范式的追随者使用不同的语言、标准与基本假设，范式之间无法相互转化。这种对于科学的理解显然是非线性的，存在断裂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作者: 托马斯·库恩，译者: 张卜天，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但是库恩对于这种断裂的解释主要来自科学内部的逻辑，即科学范式出现无法理解的现象而导致的自我毁灭与重建。其后的科学史研究者指出，这种断裂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科学的外部逻辑，比如科学共同体的凝聚力变化，政治与经济条件的巨变等等。这也就引出了对于科学的第三种理解：科学是社会建构的。简单来说，建构论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的社会互动所建构出来的，对于科学革命的研究本质上应该是对于社会互动以及科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研究。这种对于科学的理解比库恩更进一步，将科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来进行考察，引入了更多可阐释的空间。但其问题也非常明显，建构论有忽视科学本身逻辑的倾向，科学的发展显然不是随着某种社会条件的变化而随意更改的，其存在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有时是能抵御历史情境的变迁的。

对于科学的内部理解和外部理解构成了科学史研究长久以来的“内史”与“外史”之争。本书的作者试图超越这种内外之争，提供一种知识与社会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其中蕴含着对于科学的第四种理解。

知识的边界与传播机制

作者首先指出，任何复杂的知识集合体都不是一个严丝合缝、秩序井然的完美体系，而总是局部紧密，总体松散的“知识包” (packages of knowledge)。这种松散性为任何局部知识都提供了很大的解读空间。尤其是知识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时，知识的外部表征总是存在“生成性歧义”(generative ambiguity)，也就是说，尽管其表达是相对固定的，与其他知识也存在一些联系限制着解读的任意性，但是仍然会因为权力结构、传播形式和知识接收者个人的差异，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正是这种松散性与歧义性，成为知识变革与创新的动力，也使得引入科学概念体系以外的社会因素变得极其必要。

要言之，松散性为歧义性提供了空间，而历史情境则对这种空间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并不是遏制，而是赋予知识的发展一个方向。个体可以任意创造各种“歧义”，但是只有部分个体理解会被社会制度系统性地复制和扩展，进而固定下来，其他的个人理解则会在知识传播中遗失，变得与知识的历史发展无关。

于尔根·雷恩（Jürgen Renn），生于1956年，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人文社科部主任，马普科学史研究所、马普地球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誉教授，欧洲科学史学会古斯塔夫·诺伊恩施万德奖获得者，《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期刊主编之一。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物理学史、历史认识论。国内已引进著作有《相对论之路》（合著，2019）、《站在巨人与矮子肩上：爱因斯坦未完成的革命》（2009）等。

对比库恩的革命/断裂论和社会建构论，作者的知识演化论在处理知识系统的“挑战性对象”和“边界问题”时具有明显的优势。

挑战性对象指的是不能被现有范式所解释的现象。面对这些现象，科学家或者其他类型的知识研究者并不会立即放弃既有的主导性理论，而会尝试对其进行修正，这一修正过程总是从既有体系开始的，也是需要时间的（有时甚至会长达数百年）。但是修正的过程不免会引入生成性歧义，这种从既有体系中的某一部分中产生的歧义可能会赋予了挑战性对象一种新的理解，但是这时所谓“新范式”仍然只是旧范式中长出来的一颗不一样的种子，而不是对于旧范式的替代。只有经过科学共同体长时间的努力，这颗种子才会生根发芽，逐渐使这种局部的歧义转变为整体的知识变迁。如果仅仅截取旧范式的样貌和长成后的新范式的样貌来做对比，两者似乎是不可通约的，好像出现了科学革命；但是如果将新旧范式的更替视为一种长时间的、科学共同体集体努力的、逐渐发生的历史过程，那么知识的断裂其实从未发生。

“边界问题”指的是不同知识体系所关注的相同问题。这种连接点的知识从不同知识体系的角度看，就可能会得到冲突性的理解。冲突性的理解往往导致新视角的产生与发展，进而逐步演变为知识结构的变迁。如果放在建构论的框架下，这种知识体系的内部冲突很难被视为知识结构变迁的来源。

作者在其后几章用多种科学、技术与实践知识的例子，阐明了知识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很好地显示出自身理论框架相比既有理解的优势所在。形象地来说，累积性发展的理解说的是聚沙成塔，库恩的科学革命说的是沧海变桑田，建构论是顾左右而言他，而本书的演化论说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接下来，笔者将更详细地说明知识与社会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作者讨论的核心是“知识经济”的概念。作者的定义是：“知识经济包括受社会支配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社会制度的整体，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社会本身的再生产所依赖的知识。”简单来说就是影响知识的社会制度和影响社会制度的知识。作者认为知识与社会相互依存，其中的关键机制是相互限制陷阱(entrapment of mutual limitation)。这一陷阱指的是社会制度通过对于人思想和行为的限制，为知识的变迁划定了范围，使其不会具有极大地任意性；反过来说，社会制度也是人按照知识或有意或无意的构建出来的，因此也受制于当时的知识，知识也同样为社会制度变迁划定了范围。这种双向的限制决定了知识和社会制度的变迁都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性的、特殊的因素的影响——地方性的特殊制度会对知识产生特殊影响，而地方性的特殊知识也会对制度产生特殊影响。

就知识的社会维度而言，作者的这种引入方式是巧妙且合乎逻辑的，作者也通过大量翔实的案例和对于知识传播机制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巧妙的大综合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

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 被誉为“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以英文写作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语）。库恩于1949年获物理学博士，后执教于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任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哲学劳伦斯·洛克菲勒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哥白尼革命》《科学革命的结构》《必要的张力》《黑体理论和量子的不连续性》等。

知识演化论的限度

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说，本书主要存在两大不足：一是弥合内史外史之分的尝试，降低了理论建构的难度；二是对于地方性的过度依赖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

让我们再次回看科学史的“内史”与“外史”之争：“内史”强调知识体系内部的结构与天才科学家的作用，“外史”则强调科学的政治维度。看似各有偏颇之处，其实两者都对自身理论的可能性做出了限制，是一种难度更高的理论建构尝试。内史说明了知识体系本身的演化逻辑，外史说明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对知识的决定性作用。借量化分析的术语来说，对于自变量选择范围的限制使得研究者必须在因变量的选择和因果机制的分析上下足功夫。

反观作者的演化理论，看似弥合了内外之争，但是不免为理论分析降低了难度。试想，如果一个案例当中的史料指出此时的知识结构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演化理论的追随者很容易可以通过引入外部的社会因素来解释为什么其后的历史发展会沿着某一个而不是另外两个方向进行；但与此同时，也就失去了对三种可能发展方向比较的必要，更加深入的内部机制便不会被讨论。对于外部因素的分析也是亦然。看似综合的理论很容易沦为逻辑上的腾挪闪躲，别人批评左边，综合理论就站在右边躲过，反之亦然，得之全面，失之深入。

其实，内史外史本无必要刻意弥合，既有的对于两者的批评完全可以在两种理论脉络本身内部化解，只需引入历史的维度和比较的方法，并且对于结论不做过度泛化即可。内史研究者可以首先将某一时期的概念、思考逻辑进行描述，然后从中梳理出几种知识发展的逻辑，然后进行历时性比较或共时性比较，即可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也就是说，内史研究者可以通过案例中子案例的比较来建构理论，即在内比较；而不应通过对案例的解读来指导其他的科学实践，即不应随意向外扩展。外史研究者则可以从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出发，通过适当的演绎来建构替代性假说，即科学不同发展路径的可能性，进而通过比较来说明哪些政治经济条件对某一类知识变迁更具影响力。

第二点，将地方性历史情境作为理论建构的核心之一是不明智的。作者认为知识传播的载体和听众不仅影响对于知识的理解，更会反过来塑造知识的内容，由此引入地方性历史情境对于知识变迁的影响。作者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本书知识演化论的借鉴对象，指出地方性的环境特征会对总体的演化产生影响，这当然不能说错，但是如果知识的结构变化事事特殊，时时变化，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对其进行理论描述呢？理论建构总是要将地方性的、特殊的条件，通过简化、抽象、逻辑推理、社会机制分析等等方式与相对普遍的概念联系起来，这样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如果不是被之后具有普遍性遗传学所支持，而是被不同地区的观察所“证明”，其理论影响力总是大打折扣的。

笔者在此提出的两点批评并不是说作者错了，而是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说明其不足。笔者认为作者说的是符合知识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的，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是对的，弥合内史外史是好的，强调地方性也是准确的。但是如果按照作者的构想去进一步开展研究，建构理论，得到的研究成果很可能是有缺陷的。如果不能进一步解决理论的躲闪性和地方性，知识演化论的追随者们提出的都将是患有遗传病的理论，而知识演化论本身也将永远活在襁褓之中，无法真正生根发芽，推进知识史的研究。

撰文/于长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