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探索

编者按：从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到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再到2019年6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史学界围绕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发表了不少论著，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成果。随着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研究蓬勃发展，如何避免该研究的泛化、虚化和碎片化现象，如何从理论与实践上真正推动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走深走实，值得深入思考。为此，本刊特邀四位专家，围绕中国近现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特色史料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以及发掘和利用中国历史上的统计资料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等问题进行讨论，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提供思考与启发。

统计历史：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若干思考

付海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近年来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研究者高度关注的重大议题，并初步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梁启超在20世纪提出的历史统计学是近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标识性成果，也是当下重要的历史遗产。中国历代王朝较为重视统计工作，尤其是近代保留了很多统计史料。统计的内容与资料，正是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的关键与核心问题，与国家治理等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重大议题密切相关。如何发掘、利用、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计资料，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也是其重要的方法与途径。

一、梁启超“历史统计学”的提出

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梁启超是无法忽视的重要历史人物，其倡导新史学是丰富的历史资源，而历史统计学即为其中一例。早在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受邀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统计学》演讲，倡导历史研究中要注意“历史统计学”。什么是历史统计学？梁启超解释道：是用统计学的方法，收集、整理史料中的数字，并由此来“推论史迹”，换言之，历史统计学就是“史学上之统计的研究法”。梁启超称，他和朋友们确信它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好方法，在中国史学界“尤为相宜”。梁启超还强调研究历史真相，不能单看表面上的几个大人物、几件大事，要看整个社会的活动变化。要探寻整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必须要收集整理同类的人和事，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极其新奇的现象与极其有价值的原则。他以收集蝴蝶标本为例解释道，看见一两只蝴蝶不算什么，但是一旦到了动物学者的手里，成千上万的蝴蝶标本聚拢起来，通过综合、分析，便可以成就“绝大学问”。史学研究者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与收集整理蝴蝶标本也是同样的道理。

梁启超提醒听众和研究者要明白统计学的作用是“观其大较”。统计学中，如果我们想研究什么事，只要把它的专门统计表拿来一看，就能立刻发现真相。所以，梁启超敏锐注意到当时已经出现的“统计年鉴”等类之出版物的重要价值，将其视为研究现代社会的绝好材料。梁启超强调，如果古代中国也有统计年鉴类的材料保存下来，我们便根据它看出许多历史上“大较”的真相，然后去追究其原因。如果没有这种“现成饭”，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弥补这种缺憾。

客观而言，在梁启超之前的史学研究者中，不少人注意到中国正史中的统计资料并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正式提出“历史统计学”这一标识性概念后，历史统计学才成为新史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梁启超为何会提出历史统计学的研究方法？有学者注意到统计学知识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特别介绍了“统计”一词在清末民初的传入。随着统计学知识的输入以及统计机构的成立、统计活动的开展，包括各领域统计成果的运用与研究也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历史统计学的提出，充分反映了作为新史学倡导者的梁启超，对最新社会科学知识的了解以及开放态度。梁启超不仅提倡历史统计学，而且还在讲演中介绍了自己的实践经验，充分展示了历史统计学的魅力。尽管部分学者对梁启超的历史统计学有所批评，但在其大力倡导下，民国时期历史统计学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从“历史统计学”作为研究方法之一种的性质而言，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从当下反思，我们肯定能够发现它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足、问题、缺陷乃至弊端，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拒绝甚至否定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事实上，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比较多的历史研究成果注重运用了历史统计学的方法。尤其是继20世纪80年代计量史学的流行后，当下历史统计学以“数字人文”“大数据历史研究”“量化历史”等新名目再次引起高度关注。确切地说，在人工智能将全面影响整个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最传统的学科之一的历史学，已经无法回避大数据历史、量化历史、数字历史等潮流的冲击。当下，我们无需再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讨论是否、有无必要迎接大数据历史的问题，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开展大数据历史、数字人文的研究。特别是在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紧迫使命下，重新认识、继承“历史统计学”的优秀思想，把统计作为内容、方法与途径，这是当下值得历史学界高度重视的议题之一。

二、作为研究内容的统计

在诸多较为权威的统计史研究成果中，一个基本共识是“在我国丰富而优秀的历史遗产中，统计占有一定的位置”。尽管中国直到民国时期才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近代统计学知识体系，但不少统计史的权威成果都强调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开始，统计实践就成了我国历史上极为丰富的史料来源。1990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史略》（刘叔鹤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年再版）以35万字的篇幅，梳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不同历史时段上的统计史迹；201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统计史简编》（《中国古代统计史简编》编写组编著，中国统计出版社）尽管仅有15万字，但是在编写体例方面，与以往按照历史时段研究统计史事不同，它按照统计学的专题分类，研究了古代中国的统计组织、统计法规、统计活动、统计制度与方法、统计思想。

无论按照时段还是按照专题研究，上述两部代表性的中国古代统计史通史著作，都充分验证了梁启超在“历史统计学”中有关中国存在丰富统计史料的判断。梁启超强调中国纸本文献上的统计史料极其丰富，除了别史、杂史、文集、笔记类史料，仅仅是一部“二十四史”，就算得上珍贵的文献宝藏，如正史中的“表”就给研究者留下了“种种好资料和好方法”。从统计资料的角度来看，“二十四史”中除了“表”，《食货志》也是重要的统计内容。粗略检索就可发现，除《史记》以《货殖列传》外，从《汉书》《晋书》《魏书》开始，历代正史中均设有《食货志》，《食货志》的内容涉及户口、田土、赋役等国家重大事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正史，我们还发现，中国古代历史上还出现、保留了很多各类专门统计资料，可以稍举几例：一为贯穿了整个宋代的《会计录》，它包括了经济、财务和统计在内，被视为唐代《国计簿》后，以户籍、版图、财计为基础的重要经济文献；二为明代的黄册。研究指出，明代黄册制度是从户贴演进过来的、更为严密的户口和赋役管理制度。2019年，非虚构历史作家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以通俗文字再现了明代黄册这一统计资料档案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从晚清开始，近代中国的统计发生了新的变化，统计知识、统计重要性不断被接受，统计法规、统计组织逐渐正规化，统计机构多元化，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各社会团体都积极开展各种统计的实践，相应的统计成果不断涌现。比较重要且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几种统计，有人口统计、农业统计、工业统计、商业统计、物价调查和物价统计、运输统计、教育统计、卫生统计、司法统计、地质统计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是重要的统计机构，在其组织下，近代中国形成了丰富的统计资料，其中就有作为中央政府施政依据的“全国统计总报告”。根据已有资料的介绍，全国统计总报告从1935年至1947年，共完成了八次，内容包括从疆域等自然地理概况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1941年第三次全国统计总报告核编过程中，分类统计有40类、146纲、407目的内容。根据全国总报告的内容，国民政府主计处还编制了《中华民国统计年鉴》《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近年来，民国时期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鉴于民国时期各类统计资料涉及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各个方面，“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启动了大规模的统计资料影印计划，先后出版了《民国统计资料四种》（全14册）、《民国时期司法统计资料汇编》（全22册）、《民国教育统计资料汇编》（全30册）、《民国教育统计资料续编》（全25册）、《民国时期国情统计资料汇编》（全45册)、《民国时期国情统计资料续编》（全36册）、《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汇编》(全50册)、《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续编》（全30册）、《民国时期社会统计资料汇编》(全20册)。

除此之外，近代各级政府、各种机构、期刊、社团出版了大量年鉴，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统计。除了国民政府、学术组织的调查统计，还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调查统计工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组织调查工人、农民斗争等状况，先后完成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开设了《统计学》的课程。抗日战争时期，全党大兴调查之风，组织各种调查团，大兴调查统计研究活动。其中，张闻天主持了晋陕农村调查。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马洪等人整理下，张闻天的调查报告汇编文集出版，近年来在学者努力下，重新发现了调查原始资料，对加强陕甘宁边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近代以来，日本政商军学等各种势力对中国的调查统计无所不及，也留下了诸多统计资料。除学术界较为了解的日本满铁调查、领事调查、东亚同文会调查等之外，为加强对华侵略，日本在抗战时期推行了大规模的“占领地调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思想等各个方面，连学术界较少关注的宗教调查、宗教统计等都非常详细。

近代中国保留了如此之多的统计，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部分调查统计可能存在统计机构各自为政、统计格式不统一、数据不准确等情况，但是无法忽视、否认这些统计内容的重要性。也正是如此，梁启超特别强调“统计年鉴”等类之出版物是绝好的现代社会史研究资料。近代以来统计资料的丰富与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古代中国，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上的统计资料恰恰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加强这些统计资料内容的研究，才能够了解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并从中汲取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

三、作为问题意识的统计

基于历史上丰富的统计史料，梁启超认为运用统计方法治史或许是中国人最初发明的。如何用好统计史料？梁启超提出做学问的两层功夫理论。做学问的第一层是要知道“如此如此”，即要知道事实是什么；做学问的第二层，要推求“为什么如此如此”，也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实。梁启超强调，我们要先设法知道事实是什么后，才能推求事实为什么如此。即便自己不能做到，把事实摆出来让别人推求也是有益的事情。如何才能知道事实为何如此呢，他认为“统计法”便是重要的依托。梁启超强调他并非说统计法是研究历史的唯一好方法，但是敢说统计法“最少也是好方法中之一种”：“因为史家最大任务，是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共相’和‘共业’，而这种‘观其大较’的工作，实为‘求共’之绝妙法门，所以我们很喜欢他”。

丰富的统计数据首先告诉了我们第一层事实的内容，更为重要的第二层——为什么如此，其实已经涉及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了。梁启超通过列举“异族同化人物表”等五个统计表题目给学术界做了初步的示范。

在“异族同化人物表”中，他提出要把各史有传的人姓氏谱系来历稍微蹊跷的——如长孙宇文之类，都去研究一下，考订某姓出于某族，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接着，把各史传中明确记载某人属于某族的情况一一列出。通过这些方法，能够辨明其族别分属匈奴、鲜卑、氐羌、蛮诏、高丽、女真、蒙古、满洲，等等。在梁启超看来，此表一旦做成，不仅仅在事实层面能“看某种族人数何如，某时代人数何如某地方人数何如”，更能大概了解“各外族同化程度及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所含成分如何”。不得不承认，梁启超的这个研究设想，无论对近代中华民族研究，还是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还花了大量篇幅谈他制编的“二十四史”历史人物之地理分配表。经过统计分析，梁启超总结出南升北降等四大原则。尽管他本人承认这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表，但是从问题意识上来看，这一研究以及后来“历代著述统计表”对中国精英人物分布、中国文化重心的流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列举“历代战乱统计表”等五个统计表题目及重要价值后，梁启超说：“像这种大大小小的统计表题目，常常在我脑子里转的，不下几十个。”这也说明，正是统计资料启发我们发掘出更加重要的问题意识。

以近代中国人口统计为例。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知各省从当年6月开始进行全国性的户口调查，并限定1928年12月前一律办竣呈报。1929年后，依照内政部的《户口调查统计报告规则》，各省市政府有逐年自行调查户口之举。1931年，内政部统计司正式将《民国十七年户口调查统计报告》出版发行。南京政府为什么要开展人口统计？人口统计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如果深入了解人口统计数据背后的事实，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提升从事这项研究的问题意识。时任内政部统计司司长的彭昭贤在人口调查报告的“弁言”中解释了户口调查的由来。在国外的国际统计会议上，美国学者坚称中国人口只有33亿，意大利、日本等国附和此种观点。尽管中国代表极力辩争中国人口不止此数，但是由于没有户口调查，无法提出确切的证据反驳。彭氏指出，外国学者将中国人口从少估计实际上别有用心，在不怀好意的外国人看来，中国土地如此之大、物产如此之丰，但是人口如此之少，其他国家地狭人稠，因此向中国殖民乃是天经地义！作为中国强敌的日本，也善于利用欧美人此种心理来谋求不当利益。

由上可知，户口调查不仅仅是内政需要（户口统计是施政之标准），不仅仅是学术话语权之争（洗刷“无统计国”之耻辱），更直接关系到抵抗外敌侵略的现实，这也赋予了户口调查重大的问题意识与研究价值。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关键词。在众多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基于近代中国统计以及现代统计资料的研究，对于提升中国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基于近代丰富的统计资料，马敏、陆汉文提出建构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计划，提倡运用长时段的统计数据来研究1912—1949年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水平。从后见之明来看，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提出，为充分发掘统计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巨大价值提供了重要的问题意识，它从大数据研究的科学角度，为正确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程度与真实水平奠定了基础，对于深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

四、作为方法的统计

统计不仅是一种资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自梁启超提出历史统计学后，受其影响极大的便是后来以票号研究闻名的卫聚贤《历史统计学》一书。盛俊在为该书作序时强调，统计方法就是科学方法，以统计方法来研究历史可以纠正种种流弊。卫聚贤在自序中解释了历史统计学不注重高深的方法统计，而注重一般使用的应用统计，尤其“注重在练习；即是欲各位同学会作统计表及统计图”。

长期以来，从梁启超、卫聚贤等前辈学者践行历史统计学的研究成果来看，统计作为方法，其实仍处于数据收集与整理的阶段。刘志伟、陈春声在评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时，直言20世纪80年代计量史学热潮中，梁著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启发了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开始重视对数字资料的收集利用以及量化统计分析。刘志伟、陈春声在文章中还提醒学者们注意梁方仲在处理、统计历史数据时坚持的历史方法。他们高度评价了梁著在计量方法运用中的典范意义：一方面要“从历代官私文献中汇集了大量的数据，并加以科学的排列统计整理”，另一方面要“力图在通解历代制度演变的基础上去解读数字资料的方法”。

如果跨出历史学界，从现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统计方法或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并不一样。李连江曾解释道：作为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与量化研究、量化方法同义，是见微知著、由此及彼的工具。“此”是样本，是样本的属性，即样本统计值；“彼”是总体，是总体的属性，即总体参数。样本统计值是统计分析的事实依据，总体参数是统计分析的终极认识对象。随着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兴起，量化研究、大数据研究方法等不同名目的统计研究方法在中外历史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史研究中，基于大量统计资料以及相关数据库的建立，诸多优秀的统计方法研究或量化研究不断涌现，梁晨、李中清、康文林等人合著的《无声的革命》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从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来看，传统的历史统计与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不仅仅是有助于学科交叉、有助于推动学科深入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某种程度上来说，借助于统计分析方法，有助于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立足于丰富的统计资料，借助统计分析方法，或许能够提出类似或进一步超越权威学者提出的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李中清之问”（谁有权生育、谁有权接受教育、谁有权做官）等研究议题，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智力支持。

综上所述，本文强调统计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方法与途径。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各时期都留下了丰富的统计资料，对它们的利用，既研究了中国历史学中的关键问题，又与国家治理等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重大议题密切相关，我们应当继承梁启超“历史统计学”等前辈学者珍贵的历史遗产，进一步发掘、利用、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计资料，这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的方法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