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赵海涛老师的个人经历和二里头遗址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赵海涛老师是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的第四任队长，从2002年参加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至今已有二十余年。近年来，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有非常可喜的进展，围绕二里头遗址进行的研究也从过去讨论夏商分界问题，扩展到聚落形态研究，以及多学科合作的关于早期王朝的全面探索。尤其是近几年发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对我们了解二里头这样一个王朝的都城，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一、以往工作

讲座开始，赵海涛老师首先介绍了二里头遗址以往进行的考古工作。二里头遗址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为了调查“夏墟”而发现的。徐旭生先生对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确定豫西和晋南地区是探讨夏文化最重要的区域。1959年，72岁高龄的徐先生从北京出发，一路调查到偃师，在当地文物干部的带领下，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堆积。徐先生在调查报告中说：“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当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开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徐旭生与《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第一阶段是1959年—1979年，工作重点是对遗址的文化分期、时间框架的大致定位，初步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分四期的方案，为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其他研究奠定了可靠的时间框架。发现了一号宫殿、二号宫殿，与铸铜有关的遗存，出土青铜器、玉器的墓葬，这些在当时发现的同时期的遗址中是等级最高的。这些工作确认二里头是一处都城遗址，确立了二里头遗址在夏商文化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地位，为夏商时期的考古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佳的资料。

第二阶段是1980年—1998年，这个时期的工作在之前的基础上有很多推进和突破。在发掘方面，发现了祭祀遗存、铸铜作坊、更多的贵族墓葬（有些有青铜器随葬，大型的青铜容器斝、盉、鼎和三件著名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都是在这个阶段发掘的），丰富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凸显了二里头遗址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在文化分期方面，根据多组连续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存，细化分期，把每期分为早、晚两段，为在更精细的时间刻度上深化对二里头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从1999年—2018年，二里头的工作重点转向对遗址聚落形态、整体布局和演变过程的探索。这与中国考古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聚落考古学的转向是同步的。通过对二里头遗址本身的勘探、发掘，以及对二里头文化范围内其他聚落的对比研究，归纳出二里头遗址作为都邑的聚落形态，包括：井字形的主干道路网络，“九宫格”式的布局，早期的宫殿区，晚期的宫城，宫殿建筑群，宫殿区南边的官营作坊区、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宫殿区北边的祭祀区、祭祀遗存，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宫殿区和作坊区外侧的围墙等。

根据各区发现的居址和墓葬的分布情况、2012年作坊区以西的墙垣Q7与“井”字形道路的关系，赵海涛老师推测 ：“井”字形道路网络形成的“九宫格”除宫殿区和作坊区外，其他7个区域或为不同家族、群体的居住区和墓葬区；作坊区西侧新发现的墙垣Q7，很可能是作坊区以西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进而推测，除了宫殿区、作坊区外围存在墙垣之外，“‘井’字形九宫格”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也应有墙垣围护。另外，遗址外围是否有规整的边界和城墙、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其他手工业作坊情况怎样？是否有大型墓地和更多高等级的墓葬？“九宫格”每个网格的内涵、相互之间的不同和联系是怎样？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以全面理解二里头遗址完整面貌为目的，发掘者开始了下一步工作。

1959年—2018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遗迹平面图

二、新发现和新认识

2019年开始的二里头遗址第四阶段的考古工作，在20多个地点发掘了数千平方米。赵海涛老师把这一阶段目前为止的收获归纳如下：

1. 整体布局

发现了多条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城多网格式的布局。发掘工作首先选择在“井”字形的西南角开展。之所以选择这个区域，当时是设想，如果推测成立，在此进行发掘效率最高，有可能发现道路的十字路口、四个区域围墙的拐角。发掘结果比较理想，揭露了宫殿区西南路口、宫城的西南角、八号基址的南部边缘。又在宫西路东侧发现的作坊区围墙西北角，排除了2012年发现的宫西路以西的围墙Q7是作坊区西墙的可能性，验证了它是作坊区以西网格的东墙的推测。这一发现给发掘者很大的信心，继而按照设想逐步推进，钻探和解剖结合，发现了更多道路和墙垣，总体情况是：宫殿区南、北两侧道路向西延伸至少440米，都超过宫殿区295米的东西宽度，道路两侧都有与其平行的墙垣，因此推测，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宫殿区东侧道路向北延伸至少200米，道路西侧发现与其平行的墙垣，西侧道路向北延伸至少330米，道路两侧有与其平行的墙垣；在宫殿区北侧道路以北330米处，有南北宽14米左右的东西向道路；在宫城东墙以东270多米处，有东西宽约13米的南北向道路，两侧都有墙垣。由此可知，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东至少各存在两个分区。

在各个区域中，宫殿区最为重要：居于中心位置；面积最大；环绕宫殿区的道路最宽（有18米左右，其他区域外围道路宽度约14米）；环绕宫殿区的道路形成时间最早（二期早段开始形成，一直沿用到四期晚段，其他道路约在三期开始形成）。这些都体现出宫殿区的核心地位。

二里头遗址多网格式的宏大格局可以总结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严谨、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出二里头文化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体现了当时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这是对二里头都邑布局认识的重大突破。

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和两侧墙垣

2. 手工业

手工业考古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内容，手工业作坊是手工业考古的关键。二里头的手工业作坊发现的比较少，以往60年仅发现多个时期的、分布在不同区域的不足10座陶窑、不足10件陶垫。从2020年开始，发现了比较丰富的制陶遗存，涉及制陶工艺多个阶段，包括：备料坑及泥料，泥坯，陶垫，修整工具，陶窑，炉渣，烧变形的陶器。还发掘一处现存面积近100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出土骨角器的原料、毛坯、半成品、成品、废料，有些是成组分布的。根据成品情况看，主要是加工箭头、锥、簪这三类比较细长的骨角器。根据伴随出土的陶片年代推测，可能是夏商政权更替之后的商人主导使用的骨角器作坊。在遗址的西北部，发现了800多片带有朱砂的陶片，在陶片的内壁、外壁、断茬上都有朱砂的痕迹，推测这些陶器可能是盛装朱砂溶液的，这里可能存在相关的作坊。这些与手工业作坊相关的遗迹是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为研究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流程、组织管理、手工业生产与夏王朝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二里头文化最晚阶段政权兴替之际的社会状况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制陶遗存、骨角器加工作坊、涂朱陶片

3. 宫殿区

宫殿区面积有近11万平方米。历年来宫殿区的发掘面积近2万平方米，经勘探发掘所知的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均集中在其中，它们规模宏大、形制规整、排列有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早期的大型建筑是多进院落式的，以3号基址、5号基址为代表，年代属二里头文化二期。两座基址东西并列，两者之间有通道，通道中有排水暗渠（宽度50厘米左右，深度最深不到1米，底面有底板，上面有盖板，两侧也有立板）。两座基址的院子里都有同一时期的贵族墓葬。

5号基址

晚期则是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以1号基址群、2号基址群为代表。1号基址群包括1号基址、7号基址、8号基址，以及连接他们的夯土墙，面积有15000平方米。2号基址群包括2号基址、4号基址，它们有一条共同的轴线，始建年代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使用到四期晚段。

1号基址群

宫殿区北边是祭祀区。发现一处2200平方米的大坑，深4-7米，内有多种活动遗存，包括夯打坚硬的房子、祭祀遗迹、坚硬的踩踏面、陶片铺垫的路面等，包括一期晚段到四期的连续堆积，其中二期的堆积最丰富。发现多处用幼猪进行祭祀的现象。

宫殿区南边是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主要发现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铸铜作坊主要是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发掘的，有很多铸铜遗存：浇筑场，烘陶范的陶窑，陶范，坩埚，铜渣，铜块，工具等等。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在作坊区的东北角，其中一个坑出土约8000粒绿松石料，包括绿松石原料、毛坯、半成品、成品、废料、废品，可能主要用来加工绿松石管、珠和嵌片。二里头遗址以往出土的绿松石龙、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可能就是在这里加工的。绿松石龙长度有将近70厘米，包括底座和龙体本身，龙身由多种形状的长度在2毫米到9毫米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每片绿松石片正面大，背面小；正面光滑，背面略粗糙，这样可以做到表面严丝合缝，侧面粘合牢固，加工精巧。绿松石龙的上面有个铜铃，铃舌是玉质的，可能与祭祀有关。近年在宫殿区以东300米左右发现了一座二期的高等级墓葬，也出土一件类似绿松石龙的器物，旁边也有一件铜铃。

绿松石龙

二里头都邑的手工业生产，存在着大规模作坊和小型加工地点两种形式。虽有大规模的作坊及围垣作坊区，但并未将手工业生产严格限定在作坊区和作坊内，而是较为分散，甚至在宫殿区内也分布有小型作坊和加工地点；多处生产地点同时生产多种质地的产品。从铸铜遗存的分布来看，早期可能是多处零星的小的铸铜地点，二期晚段，随着作坊区围垣设施的出现，冶铸点趋于集中，冶铸活动开始汇集至作坊区的南部，逐渐形成了铸铜作坊，直到四期早段。到了四期晚段，冶铸点不限于铸铜作坊一处，部分器物在作坊区以外进行铸造或修补。绿松石器的加工地点，除了大的绿松石作坊外，在遗址内的很多发掘地点都可见绿松石料，可能有多个小规模的加工场所和作坊。在铸铜作坊里也发现有绿松石料，可能也在加工绿松石器物。

4. 二里头都邑布局的历时性变化

对二里头遗址以往工作和近年发现进行细致介绍后，赵海涛老师总结了二里头遗址布局的历时性变化。

二里头一期的遗存分布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主要在遗址的中心区。这一时期的高等级遗存主要有随葬陶礼器、绿松石珠的墓葬，还有一些小件铜器，至少已是一处中心聚落。

二期遗存分布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这一时期部分环绕宫殿区外围的主干道路已经出现，宫殿区形成，但外侧尚未有围墙。宫殿区内的遗存主要是3号、5号基址。铸铜作坊开始加工比较复杂的铜器，绿松石作坊也开始加工绿松石制品。这一时期的贵族墓葬随葬有绿松石龙、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工艺水平非常高。都城的主体要素已经出现，说明此时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礼仪中心，是都城。

三期，二里头遗址持续繁荣，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宫殿区和作坊区的外围出现围墙，从最新发现来看，呈多网格式的格局，可能每个网格都有围墙。1号基址、2号基址都是主殿在围墙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建筑格局更加复杂。多座墓葬随葬青铜爵，出现了大型的玉质礼器。手工业制造活动总体上更加发达。

四期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仍是繁荣的状态。晚段一开始应该还是二里头文化的都城，墓葬里的陶器组合还是二里头文化的，未见其他文化的陶器。出现了更加复杂、体量更大的青铜容器，更大型的玉器，如近70厘米长的玉刀，也见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但之后发生了变化，都城的绝大多数主体要素都受到了破坏，如主干道路网络、宫城城墙、1号基址群等，整体分布范围也大大缩小至不足100万平方米。较多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漳河型的陶器成组出现在二里头聚落，它们所代表的人群，参与甚至主导了对二里头都邑的破坏。还出现了一些始建、使用和废弃均在四期晚段的大型夯土工程，如6号基址、11号基址、10号基址等。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一直延续使用，甚至出现了新的绿松石器加工地点，直到整个遗址被废弃。

总体而言，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城市布局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道路系统从只有环绕宫殿区的部分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各个区域从没有围墙到有围墙，大型夯土建筑也从开放式的转变为有围墙的封闭格局，但陶器谱系与之前一脉相承，城市仍在主干道路规划的网格内布局建设，主要夯土建筑工程的方向一致，城市布局的大变化可以视作统治阶层规划思想、统治观念的变化。四期晚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则发生了毁灭性的变化，绝大多数都城要素受到破坏，可能与夏商政权更替有关。伴随着四期晚段第二阶段二里头都城主体要素的废弃和灭失，郑州地区的大师姑、东赵和望京楼等处二里头文化城址也相继废弃，表明以它们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政权因突发事件而同时、整体衰落。至于最晚阶段铸铜作坊、绿松石作坊延续使用，出现一些新的夯土建筑，则可能与二里岗政权建立之初，尚未掌握青铜器铸造技术、建成自己的青铜器铸造作坊，还需要使用二里头遗址的铸造作坊和工匠有关。到二里岗下层二期、偃师商城第二段，在郑州南关外和偃师商城建立起了自己的铸铜作坊后，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二里头遗址也彻底沦为一般性聚落，此后二里头遗址上再未见到高等级的大型遗迹。这也与殷墟遗址在最晚阶段的情况类似。

三、交流环节

赵海涛老师在讲座现场

交流环节，孙华老师指出，赵海涛老师长期从事、主持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不仅最熟悉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材料，而且对二里头遗址有深刻的理解。二里头遗址是一个都城规模的大遗址，这类大型遗址的考古工作比较容易的是解决纵向的年代分期问题，但是解决横向的空间布局问题是相当困难的，要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考古工作逐渐解决，而且需要总体的大遗址考古、都城考古的视野、方法、技术。二里头遗址尽管还没有发现和确认外部的城垣、壕沟，但内部发现了多网格式布局，基本查明了宫城内大型建筑的分布和年代关系，居址、墓葬、手工业遗迹也有很多发现，可以称得上是目前所知的上古都城中信息最丰富的遗址之一。

与此同时，孙华老师也提出三个问题与赵海涛老师进行交流讨论。其一是二里头遗址的都邑边界问题。现在看二里头遗址周边呈不规则形，但最初二里头作为都邑应有比较规则的边界，是否有新的线索。其二，二里头多个网格区域都有夯土建筑、贵族墓葬和手工业作坊的遗迹，是否有可能和殷墟、周原一样，周围有不同族裔分布；如果每个区域都有围墙，如何理解这种内部防护。第三，从二里头都邑的布局看二里头绝对王权的形成，或许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重要议题。

此外，现场观众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诸如二里头遗址出土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陶器的产地分析、碳14年代数据、铜牌饰的年代和工艺、二里头四期晚段细致分期的依据等。赵海涛老师逐一进行了回应与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