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0月29日消息（记者周尧）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考古百年：那些从0到1的跨越》，细数中国考古不断翻越的高山，见证考古人筚路蓝缕的摸索。29日推出《中国考古向何处去》。

主题诗

不畏身前路重重，百岁甘棠荫正浓。

今凭初心霁迷雾，红旗指向最高峰。

今年下半年，在位于四川稻城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皮洛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13万年前的精美手斧，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被考古界称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发现”。这些手斧何以惊动考古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介绍，它们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金属斧子，而是指旧石器时代的石质斧状工具。

高星说：“皮洛遗址发现了手斧和薄刃斧，它的精美程度，加工工整性、对称性，应该说完全与西方阿舍利经典时期的手斧相媲美。”

通过对石块两侧进行敲打，而形成两面对称的手斧，这证明当时的人们双手已经非常灵巧，并且具备了一定的认知和思维水平。长期以来，西方考古学界始终认为东方没有代表人类早期智慧技能发展高峰的阿舍利技术。高星表示，这个发现对于“东方有阿舍利”的说法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所以当西方的学者看到这套遗存，就不会再怀疑东方、中国没有真正的阿舍利体系。以前虽然有若干的发现，还是东方阿舍利不典型，但这些东西可以说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东方确实有阿舍利，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怀疑。”

上下五千年是每个中华儿女对中华文明史的普遍认知，但是在国外考古界却存在另外一种声音，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最多只能追溯到殷商，距今也就3000多年历史。中华文明难道真的只能从商朝算起吗？我们的上下五千年又有何依据？2004年，针对这一问题，中国考古界启动了一项超级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介绍：“工程的目的就是通过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最核心的就是5000年文明究竟是一种虚言还是有历史的真实。”

如今，17年过去了，王巍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大的成果就是中国的考古人通过考古资料实证，在距今5300—4300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区域率先进入早期文明阶段，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良渚遗址。

2007年，考古人员在浙江余杭良渚的莫角山遗址四周揭露出一周人工堆筑的石块遗迹，这些遗存便是良渚时期的古城墙基址，在同时代的中国城址中位列首位，其年代与规模堪称“中华第一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介绍：“古人设计的时候，肯定对四面三川非常了解。首先，他有个观念就是‘以山为裹’；其次，古城离开山有一定的位置，比较安全，它也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不仅如此，王巍表示，中国考古人也提出了从考古遗存判断进入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既适合于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适用性。

王巍说：“生产发展、手工业专业化、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出现了早期的国家、高等级的建筑、规模大且随葬品种类丰富的墓葬，战争和暴力成为社会常见的现象，少部分人对绝大部分人的控制，形成了这些就可以判断进入文明。”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如何建设好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本身就具有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和独特基因，“中国考古学与中国文献记载的历史是紧密结合的。中国考古学是1921年诞生的，在前后这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入中国。所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

坚持“以物论史”是中国考古界始终坚持的方法论。科学探索遗存、时空与人的内在联系，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王巍认为，“田野考古”传统也是中国考古学的显著特点。

王巍说：“国外也有一些‘沙发考古学’，坐在沙发不研究不参加田野，然后想出一个模式，但实际上中国考古的传统就是从田野第一线科学严谨地获取资料出发，我们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田野考古’。”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一百年里，中国考古人殚精竭虑、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将一片片文化记忆拼接起来，更在田野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考古理论、方法和技术。

从历史中来，向未来而去。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已刻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如今，站在百年的新起点上，中国考古人将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让更多的国家宝藏公诸于世、让更多的公众走近考古，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考古人说

信应军：我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军，我们所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双槐树遗址，发现了三重环壕，现在基本确认遗址的面积有117万平方米。

冉宏林：我叫冉宏林，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的所长，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坑里边埋藏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和大量的象牙，以及我们在发掘过程当中所采用的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技术。

杨文胜：我是杨文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领队，我现在正在做商丘宋国古城的考古，出现百泉书院遗址，乾隆当年在这里住过，揭示了别人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就要建立中国气派的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