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方舆纪要》书影

以宋史研究见长的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提示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据刘浦江先生的回忆文章《邓广铭传略》记载，邓先生是在1956年提出上述“四把钥匙”的。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史研究从范式到趣旨都有了不小的改变，但“四把钥匙”的见解仍未过时；同时这“四把钥匙”不仅是研究中国史者必须掌握的，阅读中国史者若能掌握，也将对中国历史有更精确的认识。以下笔者就简略谈谈这“四把钥匙”。

历史的发生离不开时间、空间与人这三个要素。“年代”这把钥匙对应的就是时间这一要素。时间是线性的，昨天无法重来，而明天无法提前，这道理看似至为简单，但在我们的脑海中，却有不少违背这一道理的历史知识。

有一句歇后语叫“关公战秦琼——挨不上”，关公是三国时代的人，秦琼则是隋末唐初的人，两人根本不在同一时代，如何能发生大战呢？从古代的戏曲、小说到今天的电视剧，这是我们在书本之外获得历史知识最主要的渠道。为了追求趣味、广揽受众，它们往往对真实历史进行了改变，时代错置便是其中一种经常用到的手段。

确定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有时是一项棘手的工作，需要经过绵密的考证过程，但只有将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做好，才能对这一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做出中肯的评价。

编年体的史书，即是以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录史事。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由孔子修订的《春秋》。虽然编年体史书出现得很早，但历代正史却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这一传统是由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开创的。在历史学家的身份之外，司马迁还参与了当时历法的制定，这其实是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论巫史传统》中，李泽厚先生解释《周礼·天官》中的“史，掌官书以赞治”，认为“‘史’之所以能‘赞治’，也就是因为‘史’知‘天意’，而与人事相连”，而“天意”的表征即是天文历法。

古人纪年用的是阴历，今人纪年用的是阳历，要换算阴历与阳历，一个简便的方法是查找年表。打开任何一本中国历史年表，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这一事实：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是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中国历史的明确纪年可以追溯到两千八百多年前，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打开一本地方志，我们可以发现编纂者在讲述当地行政区划的历史时，往往会从大禹时代的茫茫九州岛讲起。

“地理”这把钥匙对应的是空间这一要素。虽然我们不是像孟德斯鸠那样的“地理决定论者”，他认为气候对政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地理为历史搭建了表演的舞台，而历史的发展也受到了地理的限制。

在现今许多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中，都有一个叫“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人类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是“沿革地理”，及前文所说的行政区划的沿革。行政区划的沿革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历来为历史学家所重视，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在“沿革地理”之外，还有“军事地理”“人文地理”等分支，清代历史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即是一部出色的军事地理学著作，而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道出了人文地理学关心的话题。

古人读史讲究“左图右史”，这图可以是人物绣像，自然也可以是地图，史书在右，地图在左，两相参照，必能对历史事件有更深入的认识。

人是历史永恒的主角，也是历史学永恒的主角。“职官”这把钥匙对应的是人这一要素，却并不是人这一要素的全部。自周朝起，中国便产生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官僚系统，并逐步发展出了一套合理的选官制度。从隋唐开始，中国采用科举制度，从平民中选拔官员，这与同时代西欧的贵族政治是相当不同的两个场景。科举制度不仅促进了社会流动，也使文化的力量深入人心，科举制度被认为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第五大发明”。

通过职官的设置，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家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又经历了哪些变迁，梳理职官的流变是政治史、制度史的基础性工作，历史学家们不仅对一项制度当初是如何设计的感兴趣，也对这项制度在现实中是如何运行的感兴趣。

官员占据了古代史书的重要部分，许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都具有官员的身份，因此了解他们的官职、在任表现是了解其人所必不可少的，也是了解历史所必不可少的。对于“职官”这把钥匙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只关注官员，这是务必要澄清的一点。实际上，近年来历史研究出现了“眼光向下，关注庶民”的趋势，庶民的生活世界，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最后，我们来看“目录”这把钥匙。每个人的生存时间与生活空间都是十分有限的，过去的历史事件，我们无法再有亲身经历的机会，而要了解过去的事，就必须依靠同时代人的著述。

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史部书籍门类最多，以清人编修的《四库全书》为例，所收经部书籍下分十类，史部书籍下分十五类，子部书籍下分十四类，集部书籍下分五类。用“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来形容史部书籍的繁多绝不为过。要在这汪洋书海中，找寻到我们需要的书籍，就需要通过“目录”这把钥匙了。

清代历史学家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中曾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学著作有官修的，也有私家的，前者如宋代编修的《崇文总目》等，后者如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目录学可谓治学之门径，它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精力，也指示了一条读书为学之路。（陈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