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寄语

Introduction

作者零距离

文以载道，文以传思。一篇“好文章”，是我们洞见理论和现实的重要抓手。同时，阅读“好文章”也拉近了我们和作者之间的距离。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文章的观点，深入挖掘文章背后的学人故事，政治学人推出“作者零距离”栏目。本专栏将立足于文章和作者，通过与作者对话、作者手札等形式，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文章、认识观点、认识作者的途径。

编者按：

对于大国兴衰历史的探索，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国家治理的经验启迪，而且可以为我们勾勒政治文明的认识视野。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上唯一历经分合治乱循环而未曾间断的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对其古代王朝更迭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独特逻辑和丰富智慧。明末起义作为长期受到中西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既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对“为什么明末起义浪潮的发源地集中于北方，特别是陕西？”这一关键问题给出较好回答。针对这一问题，尚俊颖博士和何增科教授在一文中，从地域层次因素着手，提出了一个对明末起义的整合性因果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具新意”的解释路径。本期作者零距离栏目将围绕此与该文的第一作者尚俊颖老师展开对话，在尚老师的娓娓道来当中探索本文的经验和贡献。

作者简介

尚俊颖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民族和宗教教研室教师（文章发表时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民族理论。

何增科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主要集中于：腐败与反腐败、政府创新与政治改革、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国家治理与大国兴衰等。

访谈实录

政治学人：

尚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首先，想先请您为我们简要梳理本文的基本写作思路与核心观点。

尚俊颖：

非常荣幸有机会在政治学人平台分享自己的研究，以就教于各位师友同道。

我们都知道，财政、税收问题是革命成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围绕税收发生的冲突往往成为大规模起义和革命运动的导火索——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研究明末起义的成因，同样绕不过财政和税收问题。宏观层面，晚明加派“三饷”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事；微观层面，以李自成所在的陕西米脂县的财税情况为例。顾诚曾经引用过万历年间米脂知县张可立的一段话：

“本县原额地粮草站，除免征奏豁，其实征之数，开载别册，一览瞭然矣。先以十三里之民，耕种前地，办纳前粮，尚多荒逋。矧并里之后……在者仅二里。地之愈荒，粮之愈逋，无怪也……抛荒之册甫上，督征之令已下，不曰荒者难征也。”（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卷四，《田赋》，转引自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8页）

对明末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对上述情况都不会感到太陌生。但我在阅读明代财政与税收的相关文献时，却越发感到困惑。无论从时人的议论还是后世学者的研究来看，“苏松重赋”都是明代财税空间结构的主流观点。一个疑问就自然产生了：既然东南地区税赋如此之重，重到了再加税就要“绝肋折胁而就毙”的程度，那么为什么起义浪潮是在北方爆发而不是在东南？为什么李自成、张献忠是出在陕北而不是出在苏州府、松江府？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进一步阅读文献。发现确实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与“苏松重赋”针锋相对的“北方重负”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方兴的研究，他指出明代北方税负被低估的原因在于统计口径（是亩均还是户均）。受此启发，如何更加准确地（从户均、“口”均到人均）、动态地（构造面板数据）、全面地（至少覆盖两京一十三省）呈现明代特别是晚明的税负空间结构，就成为拙作的重要目标。

但是，仅仅将这一税负空间结构呈现出来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它的成因进行解释。在与我的导师，也是本文的通讯作者何增科教授探讨研究思路时，何老师提醒我要重视生态环境因素，让我豁然开朗。沿着这一线索，我力图讲好数字背后的“故事”，进而发掘“故事”中蕴藏的机制。这就是本文的基本思路，也是方法论上的基本取向。本文发现：明代北方与东南以“税负倒挂”为枢纽的地域不平等是导致起义发生且集中于北方的重要原因。二者的税负差距产生于军事地理格局，因经济社会韧性的差距而扩大，士绅群体的权力差距又使之固化。日益深化的地域不平等把明王朝拖进国家军事-财政危机与对北方超负荷汲取的恶性循环，最终推动了起义浪潮。上述案例导向的机制提示了“疆域国家”和“次国家比较分析”视角的重要性。这些就是本文的主要观点。

政治学人：

在文中，针对“明末起义缘何集中于北方”这一问题，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文献梳理与评述。您可否为我们介绍本文文献评述部分的理论对话的基本逻辑与安排？以及就您看来，一个合格的文献评述应该在文章中发挥着怎样的功能？

尚俊颖：

苏轼曾经把写文章比作泉水的涌流，“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借用这一比喻，或许可以说，在拙作中，文献评述发挥了“漏斗”和“水渠”的作用。所谓“漏斗”，是指把一个宏观层次的研究问题降低到，或者说聚焦到“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的层次上。对本文来说，就是把对明末起义成因的解释聚焦到地域不平等问题上。所谓“水渠”，就是梳理出这一“中程理论”下的各种竞争性假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尽可能形成一个递进式的（而不仅仅是并列的）、有上下游关系的叙述线索，通过不断地发问，证伪，链接，引出自己的研究假设。

我的写作经验很少，对文献评述的理解还很不成熟。就自己的粗浅理解来说，我想文献评述可以发挥这样几个功能：第一，论证文章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的合理性、重要性、创新性；第二，“排除”竞争性解释或者说明自己的解释与竞争性解释的关系；第三，让读者了解自己是在怎样一个学术史脉络中开展研究的。总的来说，文献评述为一项研究提供了基本语境和在这一语境下的基本定位，像是文章作者进入某一领域的微型“宣言书”。

政治学人：

量化历史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本文区别于既往相关研究的特色之处。您能否为我们介绍，量化历史的运用为本文的整体布局解决了哪些问题？

尚俊颖：

很惭愧，量化历史或许称不上是本文的一个特色，在国际学术界的起义/革命成因研究中，量化历史方法也不鲜见了。如果一定要说特色或者创新的话，拙作大概只能算是对晚明史研究的一个“装点”。近年来，量化历史成为“历史社会科学”的一股潮流，逐渐由经济史领域进入政治学、社会学，也涌现出了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和作品。与之相比，拙作只能算是一次模仿和尝试。

我的一点浅见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历史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数字不行，但完全没有数字也不太行，特别是关于财政税收的研究。对于本文来说，整个因果机制的中心环节就是人均税负的地域不平等，如果不能准确、动态、全面地将其呈现出来，整篇文章就会像是一只“无脊椎动物”。在此基础上，统计分析的结果提示（而未必是揭示）了税负与起义在空间维度上的因果关系，从而引出了下一步的因果机制探究。可以说，量化历史在本文中，既是因果机制的枢纽所在，也是行文逻辑的枢纽所在。

政治学人：

与公开调查数据相比，历史数据通常是松散的、不完整的。那么您是如何将这些零散的数据串联在一起，从而描摹出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的？

尚俊颖：

量化历史研究的基础是构建历史数据集。“构建”二字看起来轻飘飘的，但真要做起来，工作量不小。相比于一些学者从实录、方志、碑刻、文集等一手史料中直接识别提取数据，拙作在这方面已经很“取巧”了，主要是从一些成熟的、被广泛引用和使用的二手文献、今人研究、史料汇编中提取数据。这要求我们了解和熟悉一些具有“工具书”性质的史料汇编和专门史研究，例如本文使用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人口史》,特别是万明和徐英凯的三卷本《明代整理与研究》。

提取这些数据后，还要进行数据比对、数据编码和数据清洗的工作。数据比对是对相同变量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比较、选择和优化的过程。例如，关于晚明各省的人口，不止一位学者作出过估算，这就需要进行比对。数据编码则是将文本记录转化为数字指标的过程，例如将地方志中的气象记录根据修辞程度，区分成刻画灾害强度的定序变量。数据清洗则是指检查数据一致性，处理无效值和缺失值等问题。对于本文来说，这项工作尤其复杂，特别是对于分省人口数据的重建。

我主要用了三个步骤：第一步，以曹树基重建的洪武二十六年人口数字和各省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进行指数插值，得到基准人口数据序列；第二步，扣除1556年关中大地震、1580—1588年北方严重旱灾和鼠疫、1616—1617年山东全省严重旱灾、1603年南直隶大荒大疫，崇祯年间战乱灾荒等事件在不同省份导致的人口损失，得到预测人口数据序列；第三步，拿这个预测序列跟其他一些学者估算的明末人口数据进行比对，相当于“稳健性检验”。或许尝试通过重建历史数据来接近历史真实是一条很难的路，但我想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严谨一些。

政治学人：

除了量化历史，本文您也采用了过程追踪的方法对明代地域不平等的演变机制进行了分析。您在文章中也提到“比统计数据更丰富也更深刻的是其蕴含的历史过程和政治逻辑”。您是如何看待两种方法在比较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与关系的？

尚俊颖：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因为我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没有专门的研究，理解也比较浅。我的导师，也是本文的通讯作者何增科教授曾经对我说过，要加强方法的训练，尽量掌握多种方法并理解其原理，围绕研究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反过来。何老师对研究方法的上述态度对我影响很深。如果一定要讲的话，我想或许在历史研究中，各种研究方法之间有必要更多地对话和结合：无论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上的量化方法、过程追踪方法，还是建立在解析论基础上的意义构建等方法。擅长不同方法的学者也值得更多地交流、合作、互通有无，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历史社会科学研究太难了。它关注的是诸如人类历史进程中最重大的那些问题，研究的是离我们已经很遥远的事情，所使用的资料是已经被层层建构或者说“污染”过的史料，所能做的“田野工作”又高度依赖于研究者自身的学养与感知力。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一种方法就是一条路（approach），要攀登历史社会科学这样一座高峰，多探索几条路有什么不好的呢？

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是需要互相补台的。《荀子·解蔽》中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所见即所蔽，或许研究方法也是如此。量化方法对特定历史切面的刻画可以做到极其简洁、精确，因此在史料归纳提炼和理论证实/证伪方面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但其简洁、精确往往意味着远离了原本粗粝而繁芜的“历史真实”。统计数字可以一目了然地呈现某些分布、趋势、比例，但充其量只能提示而无法充分回答这些分布、趋势、比例是怎么形成的，过程追踪的功能就在此体现出来。当然，本文距离严格意义上的过程追踪还有差距。

最后，无论是量化还是过程追踪，基于实证论的研究方法始终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挑战——研究者如何确定史料就是像自己所理解的那样？我们都知道：同样一个举动在不同时空下，或者仅仅是由不同人作出，其意义就可能大不相同。我们也常有这样的经验：跟当面聊天相比，微信文字聊天很容易产生误解。这是因为微信聊天只能传递单模态的文字信息（加表情包或许有助于缓解），而面对面交流的双方可以通过语气、表情、神态、肢体动作等多模态信息来判断对方的真实态度。因此，想仅凭几行字就穿过历史迷雾，是很“危险”的事情，是很容易产生重大误解的。这就要求历史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仅有熟练的、技术意义上的“学术”，更得具备深厚的学养和深刻的思想——既要对宏观历史规律、历史趋势有总的把握，也要对具体历史时空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世界”有丰富的知识、亲切的体认，以便补足特定史料所未能提供的“多模态信息”，避免熊十力先生所批评的“根本不相应”，实现对历史尽可能准确的“解码”。“学术”和论文写作技巧或许是短期内可训练的，但学养的沉淀和思想的淬炼却需要长时间的“真积力久”。作为一个初窥学问门径的后生，我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政治学人：

本文的研究隐含着“找回疆域国家”的独特视角，您可否为我们介绍这一视角对我们开展比较历史研究与认识大国治理经验有哪些独特意义。

尚俊颖：

比较政治主要是国家间的比较，那我们要比较国家之间的什么东西呢？这里我想介绍一下何增科教授在他为《政治通鉴》第一卷撰写的“早期国家”词条中提出的观点。何老师基于对早期国家进化历程的研究，沿着芬纳在《统治史》中就政体类型划分和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就国家形态的类型划分提出的研究思路，建构了一个包含12个分类标准的国家形态类型学框架（详见何增科：《早期国家与政治文明的多样性》，载《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3期）。12个分类标准的头一条就是“国家规模”（领土面积及人口规模）。我们再回顾一下韦伯的国家定义“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合法垄断暴力使用权的组织”，也是将领土这一要素放在最前面。如果再拓展一下，我们会注意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大量的关于地理环境深刻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论述。托克维尔注重的“民情”因素也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联。

然而，与其应有的重要性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无论是领土、国家规模还是本文所说的“疆域”，在比较政治学（特别是二战后）中受到的重视似乎都远远不够。在所谓“转型范式”之下，似乎国家只是一个政权形式，除了政体问题之外都不太重要。随着 “转型范式的终结”，行政管理的组织方式、军政关系、政教关系、国家认同等问题的热度才逐渐回升，但疆域问题似乎仍然被冷落。实际上，作为一个国家的自然存在形式，国家规模（特别是领土/疆域面积）与国家的其他要素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甚至发挥着潜在的决定性作用。简单来说，与小国相比，大国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比如资源总量更大、战略缓冲更大；劣势则是“与距离斗争”更困难，处理多样性的问题更困难，等等。理解这些优势和劣势，对于我们理解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特质和历史的重要前提。

疆域视角除了可以应用于国家间比较，还可以应用于一国之内不同地域或区域的比较，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次国家比较分析”，本文就是一个这方面的尝试。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平均数据遮盖了其内部不同区域的差异，停留在国别比较层次显然是不够的。举个简单的例子，A、B两个国家人均GDP都是1万美元，但A国各地区发展均衡，B国有的地区是5万但大多数地区不到3000。显然B国更难保持社会稳定，但这从国家层次的数据上是看不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区域之间的差距可以成为我们深入认识国家的一把钥匙——这就是本文尝试去做的。

最后我想说，如果说西方政治学者可以不那么重视疆域问题，中国政治学者绝不能不重视疆域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区域差异显著、边疆问题复杂的国家。培养“政治地理思维”，把握“一域”与“全局”的关系，对于我们立足中国历史和现实来阐发学理会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