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商业文明是长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从源起到演进的重要支撑。探求长江商业文明演进脉络，深入挖掘其价值内涵，持续推进长江商业文明的传承创新，对探求中华文明起源、挖掘中华文明现代化起源本土内生力量、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大历史现实意义。武汉地区是长江商业文明演进的主要区域和集中代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应通过打造以武汉地区为主要的长江商业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建设长江商业文明博物馆群、策划商业高峰论坛和商业文化主题游径等路径，突出长江商业文明的创新表达。

商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挖掘好弘扬好商业文化，对于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传承弘扬商业文明的重要性。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参观张謇生平展陈时强调，传承“张謇精神”，不仅要借鉴他的成功哲学，更应常怀赤子之心，时刻将国家装在心中，将社会责任扛在肩上。2022年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日昇昌票号博物馆时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应通过加强主题展示和打造主题游径等方式，加强商业文明的创新性表达利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一、商业文明在人类社会文明和现代化起源中的作用

商业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动力和引领力。商业文明不仅是早期人类文明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支撑着人类文明向前演进，并构成了早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文明形态来看，早期商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原生文明形态之一。原始手工业是人类社会原始文明形态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原始工业就已存在，主要有火石打磨，刮制骨头和象牙，以及兽皮加工等。产品的出现和增多，必然推动部落与部落之间产生交易。如在法国中部洞穴中所发现的贝壳，很有可能来自于地中海。这些都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商业关系的存在”。新石器时代后，商品交换频繁和手工业日益专业化。因此，在新石器时代，商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红花套遗址一带，发现周围数百公里内的其他遗址中出土众多与石质相同、制法和类型相同的完整器物，由此说明红花套的石器“实际是一种商业性的生产”。新石器时代的欧洲，虽然以游牧业为主，但也兼有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这说明在人类社会早期，商业的诞生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早期文明形态之一，也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其次，商业功能是人类文明社会起源的重要支撑。文字、青铜（矿冶）、城市是人类社会出现的三大主要标志，而这三大文明标志的形成和发展均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文字的发明使用来看，文字的早期应用之一就是用于商业交易记录。早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楔形文字诞生之初就是服务于经济的，用来“统计牲畜、食物以及商品的数量”。除了楔形文字外，事实上，人类所有地区的文字“诞生之初都是为了服务于经济功能”。文字的出现不仅服务于商业，也通过记录的方式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金属器的出现来看，也与早期商业密不可分。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人类社会先后进入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的到来，金属冶炼制造、制陶等手工业日益专业化，导致第二次社会大分工。随后升级了商品生产和原始货币流通。正因为如此，“金属器时代开创了商业主义的新时代”。城市的诞生也与商业密切相关。5500—6100年以前，人类各地就纷纷出现城市。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促使了原始居民点形成。而随着手工业、商业发展，居民点逐渐扩大，形成了萌芽时期的城市。

再次，商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和关键支撑。从空间治理格局来看，国家的都城或区域治理中心城市大多布局在不同社会大分工经济区之间接壤的交通流动枢纽上。这种布局有利于政府加强对商业交易行为的管理。从现实需要来看，官营商业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秦汉时期政府就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宋元时期，政府对茶、酒、盐等商品实行专卖政策，并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北宋时期，专卖制度已成为政府主要收入的来源。宋太宗时期，一年专卖收入高达1123万3千余贯。通过官营商业制度的设立，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税收，也有效地调控了市场，从而更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最后，商业文明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起源的重要引领和支撑力量。商业文明相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更易于促进劳动分工，有利于分工劳动者乃至整个社会增进和积累专业化技术知识，因而更易于内生出理性精神和科技革命。在人类早期的古文明中，古希腊文明因在商业文明、科学知识和民主政治等方面取得不错的成就而较为特殊。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依赖于商业文明的发达，它导致人的个性解放，科学技术和知识发达，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商业文明的持续作用下，特别是商业革命时期，欧洲西部的英国、法国等地孕育出了创新型市场制度，如使用汇票用于商业交易提供贷款、保险市场兴起等。荷兰也出现了合伙人公司和商人接受存款、支付利息等“一种新的公司形式及革命性的融资模式”。这些具有现代色彩的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起源。与之相对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由于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导致了社会缺乏科学知识发展与积累的环境，因而科学技术难以实现发展，继而形成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二、长江与商业文明之间的关系

长江不仅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重要区域，还是商业文明的主要源发地和勃兴地。长江流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城市文明、最早的商业活动。而处在长江和汉江交汇的武汉地区则又是长江商业文明的重要源发地和主要枢纽。

江河是人类社会商业文明的主要孕育演进地区。河流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河流不仅为人类文明的繁衍提供了必需的水源和物资，还是迁移的主通道，同时催生出了统一的国家和集权政权，影响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创造。同时，人类与河流之间产生的互动，塑造出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并实现着文明的交流传播。就商业文明而言，河流仍是人类商业文明演进的主要孕育区。从作用功能和空间来看，河流特别是通海的江河对人类商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人类商业文明源起和发展的主空间、路径、通道。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水运相对于陆运来说具有较大的优势。由于水的动能能提供长距离的远途负重运输，因而水运较陆运具有更高的运输效率。因此，江河支流、近海区域是早期商业活动的主要空间，其中包括水运通道和码头节点等。随着人类造船和水运技术及能力的逐步提升，人类社会的商业活动逐渐扩展到大江大河的干流和外海区域。为了提高商品物资的运输效能和加强对区域的管理，人类还挖掘了诸如灵渠、大运河等人工运河来充分发挥水运优势。由以上可以看出，商业文明的发展是高度依赖于大江大河及其所流入的近海的。

长江是中华商业文明的主要源发地和勃兴地。长江是商业文明的摇篮。长江流域不仅诞生了中华大地最早的城市，还是中华民族最早出现商业活动的区域之一。距今6000多年的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历史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温锅器物，说明了城头山地区饮酒之风盛行。同时所生产的陶器被作为商品用来交换，“证明早期商品贸易的出现”。长江流域还诞生了早期的手工贸易。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2万年的早期陶器，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人类最早烧制陶器的地方之一。而良渚城址中产生的门类众多，具有商品属性的手工业，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良渚文明是“长江流域从7000年以降商品经济发展在史前时期创造的文明最高水平”和“中国文明起源商品经济模式的集成代表”。城市的出现和商贸的兴起，证实了长江流域是商业文明的发祥地。

长江还是中华商业文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黄金水道。在商业文明演进过程中，长江自始至终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商代以盘龙城遗址为代表的区域反映出长江流域是“金道锡行”和物资转运的重要航运通道。鄂君启节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发达的水陆贸易。唐代出现的扬一益二等全国著名商业城市则都集中在长江流域。宋代，长江航运每年漕运粮食达到了600万石以上，是运输的大动脉。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朝廷在大远河与长江下游沿线的徐州、扬州等处设立7座钞关，向过往舟船征收，其中有4个就位于长江流域。清代诞生的全国四大米市，全部位于长江沿线。这些都说明了长江流域在商业文明发展演变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湖北及武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长江商业文明的重要源发地和主要枢纽。在我们的祖先还不具备足够的造船和水运能力征服长江干流的文明早期，长江的支流就成为不同区域之间文明交流与贸易的主要通道。其中，汉江的独特地理方位，使得其在黄河和长江中上游区域演绎的中华文明早期多元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于有不少人认为汉江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山海经》中将汉水称为四条“神泉”之一。汉水在很早的时候就实现了开发利用。早在夏朝时期，梁州地区的贡品就通过长江、汉江运输到黄河流域。千百年来，汉水都是连通南北的重要通道。历代王朝为把各地贡赋运往京畿之地，都将汉水航运治理作为国家水利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汉武帝时期褒斜道漕运和唐代的江汉漕运等。汉水还是“南船北马”水陆联运路线。围绕汉水打造的商道推动了沿岸“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景象的出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连接欧亚世界的万里茶道。

正因为如此，汉水流域一直都是战争期间争夺的咽喉之地。周昭王南巡、三国时期吴蜀之争、宋元战争等都将汉水流域作为重点。在兵商互动下，汉水文化形成了南北交融、多元共生的特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武汉地区位于汉水入江口，是汉水文明和长江文明的融汇之地，水运在推动武汉城市文明起源和商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早期的张西湾城址，商代的盘龙城，东汉时期的却月城和夏口城，唐宋时期鄂州城的兴起和商业发展都与长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至明清时期，借助长江水运优势，汉口已成为全国性的区域贸易中心城市和“与当时西方拥有的最大的城市一样大的城市”。因水运而兴的武汉商业史成为长江商业文明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代表和集中体现之一。

综上所述，汉水流域是长江商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主要形成区，湖北武汉地区又构成了汉水流域商业文明的主要枢纽和重要节点。探寻中华文明演进中的商业文明，必然要以长江流域为重点，必然离不开现在的武汉地区，其中必然包括明之前的武昌（鄂州）、明清及之后的汉口（以汉正街为代表）。

三、长江商业文明的创新性传承表达路径

商业文明是长江文明的重要内涵，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打造中华文化标识的重要举措。沿江商业城市应将创建长江商业文明传承弘扬创新区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挖掘区域商业文明的历史资源和当代价值，加快推进商业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利用及创新性发展，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文脉支撑。

一是打造长江商业文明核心展示区。以汉正街为代表的武汉地区是长江商业文明的集中代表之一，其区域内的商业文化遗迹遗存带类型丰富、可塑性强，是打造长江商业文明核心主题展示区的理想场所。按照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可选址武汉汉正街核心区域，建设长江商业文明博物馆及相关配套设施，形成长江商业文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遗存遗迹景观的集聚聚落区，通过营造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场景和沉浸式体验，形成中华商业文明探源、文物活化利用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场所。

二是建设长江商业文明博物馆群。长江流域城市的商业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遗存各不相同，应按照整体性和差异化思路，加强长江流域商业文明展示空间的整体布局和谋划，突出不同城市的商业文化特质和交流互动关系。结合沿江流域商业城市的商业资源禀赋和现有文博资源，可重点以上海、重庆、武汉、南京、苏州、南通、杭州、景德镇等城市为代表，在长江上中下游等不同区域合理布局唐宋商业、近代工商业、长江商帮、长江航运等类型各异的的商业主题博物馆，构建以武汉长江商业文明博物馆为主体、联动沿江重要商业城市的特色商业主题博物馆，形成长江商业文明博物馆群落。

三是策划举办长江商业高峰论坛。商业文明的兴起、发展与不同流域间文明的交流密不可分，应借助共同探讨商业文明主题为契机，策划举办长江商业高峰论坛。论坛可定期举办一届，汇聚知名专家学者、全球商业精英，共话长江商业文明传承弘扬，共谋长江商业创新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一个文明交流互鉴、合作发展共赢的平台。

四是打造中国长江商业文化主题游径。文化主题游径是打造文化遗产旅游线路的一种方式，对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就专门部署开展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工作。长江流域作为商业文明发生演进的主通道，沿江商业文化遗存遗迹丰富，呈线性分布特征明显，具备打造中国长江商业文化主题游径的现实基础条件。可以以武汉汉正街为起点和核心，依托古商道、古码头、古商贾和古商业事件，重点打造长江中游青铜商路文化线路、万里茶道文化线路、近代工商业文化线路，连通长江上游茶马古道文化线路和长江下游明清江南古商道文化线路，以及长江流域商贸航运文化线路，立体展示长江流域商业文明脉络，构建起长江商业文化主题游径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游径的建设标准体系。

本文为第三届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

樊志宏，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长江文化。赵煌，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史、文化史。张学标，湖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媒介社会学、大众媒体与政治、媒介文化、传播与社会理论、艺术史、长江文化等。

本文原载《武汉社会科学》2024年第1辑，中国知网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