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1979年成立至今，已至“不惑”之年。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共同努力，浙江省的考古事业在专业架构、学术研究、人才队伍、硬件设备等方面已臻成熟。当下，“文旅融合”这一深刻的机构变革，引导着文化事业发展的新方向，浙江考古必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良渚古城遗址考古队

2006-2007 年良渚古城、2009-2015 年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发现和确认，原先良渚遗址群范围扩大到100 平方公里，良渚古城考古队目前已发展到30 余人的多学科大队伍，2019 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从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与西湖博物馆联合发掘古荡遗址算起，浙江省考古工作的开展，已有80多年的历史。从寻访吴越旧迹，到重现史前文化，浙江境内不断延长的历史脉络，在考古人的手铲下，被梳理得更加清晰。一万年以来，丰富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构建了浙江地区多元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化谱系。以吴、越文化为特色的商周考古，在一系列大遗址考古的带动下，不断闪现出新的学术亮点。从汉六朝至宋元的历史时期考古，在文献之外，用物质遗存勾勒出一幅生动而独特的历史地理画卷。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初以地质调查的形式发现星点的人类遗存，到系统认识古代文化遗物，再到构建文化谱系，发展到探索文明进程、独立书写历史的阶段。如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肩负着书写浙江历史，保存文化基因，守护人类遗产的重任，应当立足浙江，放眼全国，以研究浙江大历史为重点，以国家大遗址和重点项目为依托，深化考古研究，加强保护宣传，真正实现弘扬历史，服务当今的目的。

“浙江大历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代表浙江万年之源的上山文化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也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早期新石器”的典型代表。其年代之久远与稻作、聚落之先进，形成鲜明的反差，由此，使得探讨稻作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时代起源这两大世界性的史前考古热点问题，有了新的契机。对于浙江本土而言，尤其在钱塘江以南的山间盆地，如何梳理上山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跨湖桥文化的谱系关系，将仍是我们今后需要长期投入的学术任务。

▲义乌桥头遗址正在清理的器物坑

上山文化距今11000-8500 年，目前已发现上山文化遗址18 处，主要分布在钱塘江上游南域的山区盆地，最南到达灵江流域，已出现环壕聚落，还发现了与稻作农业相关的丰富遗存。

代表五千年国家起源的良渚文化从1936年良渚镇出土黑陶的零散遗址，到1986年出土大量高等级玉器的反山、瑶山、汇观山，到2007年以城墙围合起来的3平方公里良渚古城内城，再到2015年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最终确认。良渚考古八十年，造就了浙江史前考古在文明进程探索中的巨大贡献，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华夏大地多元一体的五千年文明积淀。2019年，以良渚古城申遗工作的竣工为起点，对于良渚古城的全方位精细化研究与文明模式的探讨，将为下一阶段的良渚考古带来新的使命。

▲良渚反山王陵发掘

1986 年发掘的良渚反山是迄今发现的良渚文化最高等级墓地，被誉为土筑金字塔式的王陵。反山和随后瑶山祭坛墓地复合遗址出土的大量高等级玉器，成为在更深层次上探索良渚文化的突破口。

▲余杭茅山遗址稻田区

位于良渚古城西部约20 公里的临平遗址群，有横山高等级墓地、玉架山多环壕聚落、茅山大型水田等，其中茅山遗址稻田区总面积达5.5 万平方米，由灌溉水渠和田埂围成4个田块。

代表南方青铜时代的越文化浙江处于夏商周的边缘地带，此地孕育的越文化，至春秋时，成为五霸之一雄踞东南。作为浙江商周时段的大历史，越文化的研究是浙江夏商周考古的重要内容。从土墩墓、印纹陶与原始瓷构筑起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面貌以来，浙江的越文化考古开始逐渐转向更具系统性的大遗址考古阶段。湖州毘山遗址是目前所知浙江境内最为重要的夏商时期遗址，曾出土过卜骨、铜建筑构件、玉器和大型的建筑基址。绍兴地区越国王侯贵族墓的考古勘查取得了重大收获，基本确认了平水盆地为战国时期越国王陵区。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努力下，湖州毘山遗址、绍兴平水越国王陵区在“十二五”期间被列为国家文物局的重点项目。地处吴、越、楚交界地带的安吉古城，是江南地区东周至汉代的重要城址，而遗址区内分布着的龙山越国贵族墓也是我们研究百越文化的重要契机。在近几年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安吉古城遗址在“十三五”期间被列入了国家大遗址范畴。尽管进入了有史记载的时期，由于文献史料的匮乏，浙江夏商周考古需要重视史前考古的研究方法，对于文化谱系的梳理，仍应作为探讨社会制度、文化交流等问题的基础工作。

▲印山越王陵

王陵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镇木栅村海拔41.7 米的印山之巅，整个陵园由隍壕和墓葬本体两部分组成，墓室为断面呈等腰三角形人字坡状的巨型髹漆木构，年代为春秋晚期，结合《越绝书》等记载判断大墓为越王允常之陵。

▲德清亭子桥原始瓷窑址

首次发现烧造高档原始瓷仿青铜礼器和乐器的窑场，德清是战国原始瓷礼乐器的主要产区，为近年来江浙地区战国时期高等级古墓葬出土的仿铜原始瓷礼乐器找到了明确的产地。

▲安吉上马山古墓群（D49M6）

位于安吉县天子湖镇良朋村，自2007年起连续进行抢救性发掘，时代上迄西周、下至汉晋，以秦汉时期墓葬为主，为建立浙江地区秦汉时期墓葬的年代框架、研究汉代土墩遗存与先秦土墩墓的关系、汉代家族墓地、江东地区墓葬形制的演变、历史文化的变迁，以及文献记载的秦汉时期鄣郡郡治的地望具有重要价值。

代表历史时期晚段全国文化中心的南宋定都临安的南宋，是中国近八百年以来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源头。墓葬考古与城市考古是宋元明考古的两大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南宋皇陵、墓园、族墓地，临安城，嘉兴子城等项目上，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南宋临安城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而绍兴宋六陵也在“十二五”期间列入了国家文物局的重点项目。由于文献史料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信息，对于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研究，与先秦考古在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视角上均有较大的区别。例如，对墓园制度与堪舆理念的研究、对“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发掘，都是宋元明考古实践中提出的新思考。

▲绍兴宋六陵（南宋皇陵）

宋六陵为北宋徽宗、南宋高宗至度宗共七位皇帝的陵寝所在，历经劫难，残毁严重。至本世纪初，地表已无任何显著标识。自2012 年正式启动全面调查后，于2018、2019 年连续发掘了两处遗址，已揭露一座完整的帝陵上宫院落和一处大型宫殿基址，对于南宋攒宫制度，获得了更多新的认识。

代表中国陶瓷工艺史的浙江陶瓷所谓“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作为中国陶瓷重要起源地的浙江，从原始瓷到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原始瓷是瓷器的滥觞，湖州老鼠山窑址，可以早到商代。夏商时期毘山遗址中的大量原始瓷堆积，也是当地存在原始瓷窑址的说明。而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更是分布有许多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窑，随着近些年原始瓷窑址的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为原始瓷的年代序列、中心产地、工艺水准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慈溪上林湖窑址群，是唐五代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此地窑址分布密集、产品质量上乘、制作工艺高超，堪称越窑系青瓷之典范。宋元时期，青瓷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丽水市龙泉一带，遂成就了天下名窑。目前，上林湖窑址群与龙泉窑均已列入了国家大遗址范畴。

▲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

浙江是青瓷的故乡和中心产区，慈溪上林湖是唐宋越窑的中心。后司岙窑址“大中三年四月十一日”“大中十二年”“咸通”“中和”等纪年匣钵，为探索越窑青瓷尤其是秘色瓷的发展历程、工艺技术演变等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浙江，以浙江万年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最突出的物质文化成就为指引，浙江省的考古事业在工作重点、科研任务、技术投入上均已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大遗址考古”的带动下，推动具有问题意识、展现学术特色的主动性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开展。将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纳入相关课题，变被动为主动。加强人员梯队建设，培养中青年业务骨干，在重大田野考古项目、重要研究课题、对外交流等方面，给予年轻人更多锻炼业务素质的机会。最近几年，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安吉考古保护中心陆续成立，并在不久的将来，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也将建成。这将使得浙江考古的硬件条件领先全国，同时，实验室考古与文物保护的协同开展，也使我们对于考古材料的认识进入了全息化的境界。

在这个新时代里，考古学的境遇与过去所受的那种“冷落”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号召下，考古学开始注重考古与公众的关系。在单纯的科学研究之外，与考古相关的一些方面形成日益成熟的产业。越来越多的公众，从不同角度、不同媒介接触考古。尽管面对公众的科普与宣传主要由媒体承担，但作为考古人，思考如何发挥考古学的教育功能，如何通过认识历史来更好的指引走向未来，也是今天我们所需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