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地方实践的开始，也是近代乡村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起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政策措施无不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共和国正是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在诸多根据地中，华北根据地的地位和意义较为突出，颇具代表性，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不仅使其在抗战时期对中国政局和军事格局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秩序重建有历史、传承和借鉴意义，正是华北区的组织、机构、人员配置、政策实施等体制、机制整合而成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战争年代形成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西柏坡精神至今仍是一笔宝贵的伟大建党精神遗产。深入华北根据地的研究，对理解华北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学界关于华北根据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党史研究着重从历史人物、组织、制度、政策演变和根据地建设过程的角度入手，近年来社会史视角大大丰富了根据地基层与微观研究的历史面相，但仍然较少就根据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专题讨论，较少关注战争环境下农民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对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方面的探讨有待加强。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根据地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层面，蕴含在根据地的基层社会结构中，体现了中共革命的深层意义。普通民众既是经历和改变历史的主体，也是受结构制约的客体，但在现有研究中只能看到其作为客体的被动的一面，较少能看到这些鲜活的生命及其日常生活对革命进程的影响。展现民众的日常生活及文化，在新的视点下看到更复杂真实，也更丰富多元的历史图像成为新的研究趋向。

一 日常生活视角的理论意义

从研究的视角和理论来看，学界对根据地的研究一方面侧重自上而下，着重于上层、结构、组织、制度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侧重自下而上，着重于下层、主体经历、体验和多元主体、关系互动过程的研究视角。实现自上而下视角与自下而上视角的结合成为目前学界推进研究的可取路径和学术旨趣所在，但如何实现这种结合仍然是个难题。这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社会本体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矛盾和内在张力如出一辙。社会本体论认为“人们在制度与结构的背景下追求目标”，“传统与规范是最基本的社会因素，强有力的传统动机制约调整着个体行为”，而且人们的行动会产生连锁影响。个体主义方法论“重视个体决策者做出的理性自利”，注重个体选择的实践理性。可见，社会本体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进路，也衍生出不同的研究旨趣和问题意识。

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社会本体还是个体主义，都具有丰富而强大的阐释力，但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行融会综合。如何突破这种二元对立的困境？日常生活研究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予以解答。尽管作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原发理论的日常生活研究本身也存在主客体二元论的困境，不过有学者从“情境”概念出发，融合时空二元对立的困扰，提出时空总体性，“以一种时空性的共在视角来超越现象学的主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客体主义对日常生活的二元争论”。从历史学的研究本位来看，日常生活未尝不是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视角、社会本体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结合的有效路径。那么，这里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实践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要件，日常生活的实践及其意义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日常生活为社会变迁提供了最原始的动力，为那些超越日常生活的活动提供了动机激发的条件。变革现实的可能性正是来源于日常生活。人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人类实践的产物，它始终向社会历史的变革敞开。很显然，中共革命的决策及其实践远远不是仅存于既有的革命理念中，更蕴含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中共决策的动力来源之一，日常生活层面所存在和产生的问题为中共革命提供了合理合法性，也为中共的变革提供了社会基础。中共革命的实践体现为革命植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中共对农民日常生活的改造即是革命实践的重要路径。

由此，日常生活史就不失为一种颇具创新意义的研究进路，具有不同于以往物质生活史研究的范式意义和方法论价值。以此反观目前的根据地史研究，其不足不仅体现在研究内容上，更体现在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角上。将“日常生活史”引入根据地研究，就是要重视个体行动者的感受和行为选择，及战争、革命对个体与群体行为的推动，与以往研究中社会结构决定人的行为的研究路径不同，将客观的社会结构与主观的行动者进行有机结合，解读中共革命中日常生活这一历史进程的“潜在因素”与趋向，探讨根据地生活秩序与文化的变革与延续。

二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研究进路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说到底是一场地方革命。”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成形始于根据地时期。由于通信的落后，各根据地除中共中央一般性的指示外，更多的是基于各地复杂多变的环境和社会基础的具体实践，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所以具有“地方”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组合形成中共“多样性的地方革命”，因此展现地方革命的历史和日常场景，探寻革命的社会来源、内在动力及社会变迁的地方化趋势和特征就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

那么，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研究中共革命，该如何来展开，又会有怎样的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在纵向的层面上，日常生活史研究可从三个路径来展开。一是从日常生活来探究根据地社会变迁，观察战争与革命在乡村实践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剖析日常生活的革命化改造对于农民的意义，揭示战争带给他们的苦楚和革命引发的困惑与激情，探讨普通人怎样经历战争与革命的大历史，大历史如何对他们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如何使根据地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又怎样改变了大历史，以此深化对乡村变迁及中共革命的认识。二是从日常生活来探究革命本身，即以革命为主体，探寻革命因子发挥作用的机制。革命的思维方式、实施路径是革命的遗产，也促成了革命的延续，所以应该关注日常生活中革命发生、发展的机制，分析、抽离出革命过程中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变量因素及其组合方式，揭示中共改造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革命特质。三是注重日常生活的本体意义及功能。日常生活史研究带来的不仅是更多元的历史过程和体验，更是观察和理解历史的方法。通过探究“日常实践的社会历史生成”，总结华北根据地民众日常生活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从理论上对日常生活史的范式意义进行思考。三个路径的内容其实是相互交织的，但落脚点、问题意识的归属点不同。在此意义上，“日常生活”从“人”及其生存状态出发，并指向时代特征和社会变迁，由此跨越到对整体结构史的探讨，可谓一种融合宏观与微观、上层与下层、结构和主体的视角与理论探索。

八路军在太行山区 | 图源中国军网

另外，“日常生活总是在具体的可能性和关系性的总体中展开其存在。……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阐明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性和可能性的基本特征，……它意味着我们可能以何种关系生活，意味着我们在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中可能如何行动。……日常生活正是社会变革乃至社会革命的直接或间接的可能性和关系性的来源”。在根据地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关系及可能性即体现为作为领导革命的中共与作为被改造的下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实现改造的可能性。由此，在横向的层面上，一是注重中共自上而下的领导与组织动员，考察中共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改造机制，其中凸显的是中共以乡土资源从制度层面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二是从民众对战争和革命的体验和认知出发，从生命个体或群体的视角考察他们对于日常生活的体验，从乡村社会的内在理路勾勒其经历战争和革命洗礼的生存图景，着重展现战争和革命背景下的民众日常生活及其变革。

从日常生活视角开展华北根据地史研究，具体而言要以地方文献、基层档案尤其是村庄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入手，探讨民众的日常生活与革命的关联，即革命作为外在因素融入乡村日常生活的机制、路径及所产生的影响。中共革命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改造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通过教育培训干部、组织动员群众来激发他们参与革命的热情，以此建立扎实的组织和社会基础，实现对民众日常生活长效而有深度的改造。这是革命对民众日常生活本体的改造，也是对乡村社会组织、机制、制度的重构，更有民众思想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嬗递。这三个层面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生相伴、相互依赖和影响的，其中最关键，也是从一而终贯穿革命实践的，是中共对民众的教育引导以及民众思想观念的自我改变。这既使中共的革命理念得到传播与强化，也使民众日常生活的内容、空间、节奏、方式发生转变，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也在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点点滴滴的变化。

三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内容呈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展现出不同于传统时期的风貌。在华北土地贫瘠、资源稀缺而独特的自然环境生态结构背景下，在战争造成损害，经济萧条、发展停滞，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社会生态失衡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中共各项制度的实践构成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也引发了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革。中共动员各阶层民众组成抵抗日军侵略的力量，应对因经济封锁而面临的诸多困难，并在与国民党政治竞争中获得民众的支持，形塑了中共中央、地方基层党员干部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重构了根据地日常生活的样貌。

无论是中共的教育引导还是民众的自我转变，其间所依赖的组织、制度和各种机制的运作，其实质可在某种程度上看作革命信息要素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流动传播。革命信息的流播形态丰富，在内容上涉及中共革命理念的传播和民众翻身当家做主的意识启蒙；在方式上既包括作为领导者的中共意志自上而下的上情下达，也包括基层社会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在功能和价值意义上，其并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对“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的建构和维系。

这种信息的流动是中共革命理论和逻辑对于乡村日常生活的规范和教化，其虽是“形而上”的理论指引，抽象性的特点似乎也难以契合乡村本土的实践和生活逻辑，但生活化语言和表达逻辑的转换，不仅使中共的政策得到了相对广泛的流传，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理解能力与接受度，激发民众响应参与革命的积极主动性，形成反抗封建剥削压迫、人民当家做主的知识体系和革命话语的再生产，拉近上层革命理念与民众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及行为方式之间的距离，解构传统的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乡村社会，引导其向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转型过渡。日常生活的革命性实践和本体性改造建构了革命在基层的实践空间，也强化了中共的政权权威与合法性。

从革命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改造来看，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乡村的日常政治，以党支部和党员干部的活动为中心，体现为乡村党员干部队伍的逐步形成、党政组织的建立巩固及其对民众的组织动员。乡村干部是中共在基层推行各种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和组织领导者，承担着学习认识党的政策、实践党的革命理念和动员组织群众生产、支前及稳定乡村秩序的责任，也被赋予相应的权力，在基层日常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共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农村扎根，即领导根据地农民参与反贪污、反对不合理负担的斗争，从中挖掘入党积极分子，在此过程中农民的主体性逐渐被激发，一些人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成为党组织或政权体制中的一员。但是，农民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与中共革命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历史的构成体现出干部的整体水平，尤其是男女干部的比例失衡和文化水平不高等，对干部在基层的实践构成客观的结构性制约。同时，狭隘意识、保守观念的局限性也使党员干部群体的思想动机和行为实践呈现混乱、趋利的现象，对群众的管理方式不够灵活。

为此，中共对党员干部的管理，既有为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使其明确政治形势发展方向的“柔性”重塑机制，即召开党员干部培训班，扩大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时事政治、党章党纲、社会发展等的教育；也有为规范党内生活秩序、建立巩固乡村政权、实践人民民主的“刚性”规训制度，包括党日制度、学习制度、工作制度、民主制度等各项制度的建立。这既是加强党组织建设，也是完善村庄日常管理的重要体现。这一过程使乡村政治精英实现了由传统乡绅向中共乡村干部的转变，以及以伦理为核心的传统士绅社会向以公共关系为准则的现代社会的演进，有助于乡村突破原有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的束缚，由此实现对主导乡村日常生活的政治组织、日常管理制度的改造。

中共的理念、政策的实现既需要乡村党员干部的领导和动员，也需要群众的理解与配合。革命塑造民众，民众的力量亦可推进革命。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视角来审视，战争、革命期间中共整合资源与重构乡村秩序、扭转民众生存逻辑的过程也是改造民众的过程。在根据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参与土改、投身生产，还是做好个人卫生、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应对灾害，均贯穿中共对于民众细致的教育引导。因此，除了破除传统陋习外，中共还对乡村民众原有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传统文化习俗进行深层次的变革，从而更好地使革命在底层社会落地生根。随着革命的逐步深入，底层民众对于中共的政策由怀疑、观望到理解、支持，其中展现的是民众参与意识的觉醒与价值观念的转变。

四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革命生态

在华北根据地，群众的反抗意识主要缘于日军的侵略，同时也受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激发。农民经受的苦难，农民的压抑、不满、屈辱与愤恨除了因乡村固有的租佃、高利贷等的剥削，还由于国家税收的繁重以及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封建压迫剥削是革命发生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革命的潜在诱因，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动力需要诸多的要素，如需要能够动员大众并为获取政治权力而展开竞争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革命的响应者，还需领导者构建和传播革命意识形态，引导建立一定的组织，制定政策，设置相应的制度安排和革命目标。

广泛的社会革命、社会改造与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是中共革命在华北展开的具体路径依赖。顽强与坚韧、果决与无私，使华北军民在面对艰难困苦时能够不断克服客观条件的不足及发展障碍，独创各种灵活的战术与应对困难的方式，以此扭转中共军队装备与物资供应不足的局面，这些都是中共与根据地民众在严酷的环境和资源贫瘠条件下的创造与回应。无论是在党员干部还是在普通大众中，艰苦朴素、享有权利、团结平等、反抗侵略、无私奉献等都是实质性的精神内涵，蕴含在华北根据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中。这既离不开中共的组织动员，也离不开大众智慧的发挥和积极主动的参与及合作。在中共对乡村日常政治与民众生活的改造中，党的动员性领导、大众参与的特点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实质上也是权力的分化和再分配，体现出一定的政治民主色彩。建立相对开放的、沟通的、民主的政治秩序是中共坚定不移的目标，也符合农民的愿望和利益要求。

为何群众会参与中共革命、支持中共政权，除了一般所讨论的社会经济纲领带给农民实惠的利益外，民众在精神上的需求获得满足同样不可忽视。中共组织动员农民、发动革命运动，在给农民带来陌生感，使农民茫然的同时，也呼应了民众的反抗意识，满足了民众的精神需求，这是其卷入革命的心理动机所在。从这一层面来讲，革命也是民众面对压迫剥削的恶性循环及陷入无望的失衡所必然会产生的应对方式和抗争。

中共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改造与民众的愿望一致，这是中共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与配合的基础和核心。中共尊重农民的愿望和诉求，利用并改造农民的习俗，这样就使民众的日常生活融入了革命的内涵，这是传统与革命不断地磨合与相互交融的体现。中共将农民的日常生活看作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对象及形塑政权认同的场域，希望农民摆脱愚昧落后的观念，改变懒散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将其纳入组织纪律性较强的群体生活中，并营造现代化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正是在对农民日常生活及意义世界的改造中，中共将革命理念及历史社会观融入农民观念意识和行为选择中。

从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当农民的传统观念与中共革命理念发生抵牾时，农民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消化中共的政策。作为行为主体，民众对中共思想和革命理念的理解、认可和接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农民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以矛盾而复杂的方式影响着革命的进程，因为他们有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力量，在极力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的同时，也努力逃避、抵制和弱化不利于自身需求的规制。中共基于革命的发展会融合农民的意愿，发生倾向于农民传统观念的扭转，于此，农民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机地融入中共的政治经济政策和革命实践，有的传统观念借助革命的外在形式得到延续和嬗变，体现出革命文化深入农村地区的一面。

晋察冀根据地农民游行,拥护减租减息政策 | 图源网络

广泛的社会革命、社会改造与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是中共革命在华北展开的具体路径依赖。顽强与坚韧、果决与无私，使华北军民在面对艰难困苦时能够不断克服客观条件的不足及发展障碍，独创各种灵活的战术与应对困难的方式，以此扭转中共军队装备与物资供应不足的局面，这些都是中共与根据地民众在严酷的环境和资源贫瘠条件下的创造与回应。无论是在党员干部还是在普通大众中，艰苦朴素、享有权利、团结平等、反抗侵略、无私奉献等都是实质性的精神内涵，蕴含在华北根据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中。这既离不开中共的组织动员，也离不开大众智慧的发挥和积极主动的参与及合作。在中共对乡村日常政治与民众生活的改造中，党的动员性领导、大众参与的特点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实质上也是权力的分化和再分配，体现出一定的政治民主色彩。建立相对开放的、沟通的、民主的政治秩序是中共坚定不移的目标，也符合农民的愿望和利益要求。

为何群众会参与中共革命、支持中共政权，除了一般所讨论的社会经济纲领带给农民实惠的利益外，民众在精神上的需求获得满足同样不可忽视。中共组织动员农民、发动革命运动，在给农民带来陌生感，使农民茫然的同时，也呼应了民众的反抗意识，满足了民众的精神需求，这是其卷入革命的心理动机所在。从这一层面来讲，革命也是民众面对压迫剥削的恶性循环及陷入无望的失衡所必然会产生的应对方式和抗争。

中共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改造与民众的愿望一致，这是中共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与配合的基础和核心。中共尊重农民的愿望和诉求，利用并改造农民的习俗，这样就使民众的日常生活融入了革命的内涵，这是传统与革命不断地磨合与相互交融的体现。中共将农民的日常生活看作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对象及形塑政权认同的场域，希望农民摆脱愚昧落后的观念，改变懒散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将其纳入组织纪律性较强的群体生活中，并营造现代化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正是在对农民日常生活及意义世界的改造中，中共将革命理念及历史社会观融入农民观念意识和行为选择中。

从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当农民的传统观念与中共革命理念发生抵牾时，农民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消化中共的政策。作为行为主体，民众对中共思想和革命理念的理解、认可和接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农民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以矛盾而复杂的方式影响着革命的进程，因为他们有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力量，在极力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的同时，也努力逃避、抵制和弱化不利于自身需求的规制。中共基于革命的发展会融合农民的意愿，发生倾向于农民传统观念的扭转，于此，农民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机地融入中共的政治经济政策和革命实践，有的传统观念借助革命的外在形式得到延续和嬗变，体现出革命文化深入农村地区的一面。

结语

井冈山—陕甘宁—太行—西柏坡的革命道路是中共从初创到成熟的完整历史过程和有机顺序发展，华北作为革命试验场，在此序列中不可或缺。如果说井冈山体现了中共革命初期的原初形态，那么陕甘宁则体现了从早期的土地革命、游击运动向统一战线再向阶级斗争的形态转化，太行因为经历更多的日军军事侵略和战争的残酷而体现出更为艰难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而西柏坡则体现出中共从战争走向和平、从革命转向建设的演进发展。可以看出，中共的革命道路是基于现实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性问题和整体性危机的积极回应。

总之，根据地时期的战争和革命给乡村带来了政治权力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也使民众日常生活的方式与习惯、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生存伦理及秩序等“慢变量”发生变化。这些慢变量似乎更能凸显革命对乡村的改造及农民一定程度的主体性和能动建构。在中共的领导下，虽然经历了彷徨与曲折，但民众对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发生改变，其中有继承也有创新。改变使民众的政权认同得以形成和深化，继承和创新使农民的一些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得到延续并发生流变，这既是中共改造的结果，也是民众自我选择的结果。

书籍简介

民国研究（2021年秋季号/总第40辑）

朱庆葆 主编

2023年12月出版

定价98.00元

ISBN978-7-5228-2977-7

内容简介

《民国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专业性学术集刊。1994年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后，即邀请国内外数十位专家组成编委会，以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教授为主任编委，开始出版《民国研究》，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园地。《民国研究》为CSSCI来源集刊，主要刊载有关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论文。本辑为第40辑，共收录了18篇文章，栏目有“政治与军事”“经济与社会”“教育与文化”“研究与会议综述”等。

目录

· 政治与军事 ·

舆论与政治：1945年国共两党围绕“胡世合事件”的博弈肖远琴潘洵／1

炸弹下的绥靖：美国在华教会机构被炸问题（1937～1941）韦博／20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统战工作石瑶／35

重塑身份的尝试：清季民初太虚对革命之因应段仁波／53

· 经济与社会 ·

1927～1937年农村金融救济的影响——以江浙为例束荣华／66

迷信与理性：晚清民国时期苏州地区的蝗灾与社会应对弓楷周新国／86

民国时期两次币制改革所引起的西南镍币风潮冯健伦／101

风险防控视域下的民国时期传染病防治徐美英／118

民国时期武汉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1925～1937）刘杰孙扬／131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国民营养李俊杰／155

从日常生活视角开展华北根据地史研究邓宏琴马维强／186

· 教育与文化 ·

从“革旧”到“怀旧”：清季民国学校膏火制度评价转变探析宗尧／195

女性·儿童·国家：民国时期的托儿所研究（1927～1949）朱文广侯杰／209

辞源如海笔如椽：汤增璧诗词初识汤飞絮汤隆皓／227

科学、致用与救国：民国时期的土地利用调查与研究张博／238

· 研究与会议综述 ·

全球史视野下的民国长江江防研究马建凯／255

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郭洋／272

“整体史视野下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第四届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马琳／286

稿约／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