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春天，24岁的爱德华·沙畹来到北京，他立志将《史记》的“十二本纪”翻译成法文，但人们对此并不看好。此前海外汉学界虽有翻译《史记》零星篇章的尝试，但要系统地翻译这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史学巨著，堪称当时的一项“探月工程”，况且24岁的爱德华·沙畹当时还是一个只在东方语言学院短期学过汉语、尚未与中华文化有实际接触的年轻人。

但一年后，沙畹震惊了汉学界，他翻译的《史记·封禅书》由北京北堂图书馆出版。1895年到1905年，他翻译的《史记》前47篇——不仅有“十二本纪”，还有“十表”、“八书”和“十七世家”，以《司马迁纪传》之名，分五卷由巴黎勒鲁出版社陆续发行。他的法译《史记》被推崇为汉学界盖世名作，汉学家鲁惟一和夏含夷认为到19世纪末西方的翻译以他的法译《史记》为巅峰，直到20世纪末仍没有人能在翻译上超越。

（一）

沙畹不仅翻译精准，而且加有丰富的注释和附录，考证严谨详尽，“涉及中国古代史提出的所有问题”，并有许多创见和评论。如在《史记·封禅书》的译文之前，他写有一篇29页的《引论》，分析中国宗教的发展和概况，精辟指出：“中国古代宗教最深的根基在于对幸福、特别是对长生不老的渴望，而不是对神灵的恐惧或崇拜。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其实是他们自己，或者说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功绩而能享有洪福的人们。”他译的《史记》不仅写有引言、大量考据注释和4份附录，还有一份长达225页的引论——还原时代背景，介绍司马迁的生平，探讨了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考证《史记》的资料来源，分析司马迁如何运用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不同形式互为补充地构成这部通史，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

爱德华·沙畹，1865年出生在里昂的一个新教徒家庭，毕业于巴黎高师哲学专业，之后在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的建议下转向中国古代史研究。沙畹1889年来华担任法国使团的翻译；1893年回到巴黎，担任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的教授；1895年担任法国亚洲学会的秘书长；1903年协助考狄主办东方学杂志《通报》。1907年3月，沙畹二次来华，先考察东北满族史迹并在日本学者关野贞的陪同下考察了高句丽史迹，然后到北京与弟子阿列克谢耶夫会合，到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考察，除了由《史记》展开的几个课题外，还调查了千佛山石窟、武梁祠汉代画像石、泰山和曲阜史迹、龙门石窟、汉唐陵墓雕刻、云冈石窟等，历时半年之久，带回了丰富的碑帖、拓片、壁画等文物和大量图片资料，拉开了他全面研究汉学的大幕。

除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就外，沙畹对诸多汉学研究领域都有开拓之功，其广度、高度和精深都令人叹为观止。

（二）

沙畹在研究中华文明时，借鉴研究地中海文明和西亚文明的方式，开创了对中国古代石雕和碑铭研究。第一次驻留中国期间，他考察了山东武梁祠、孝堂山石室，搜集了一批碑铭、画像石拓片等，写成《中国两汉时代的石刻》一书，通过将碑铭石刻与文史记载相比照来加以阐释。二次来华完成对中国早期石刻和石窟造像最为集中的华北地区考察后，沙畹撰成约1800幅拓本图片和摄影的《华北考古图谱》两册；又撰写了两部对图谱的考释著作《汉代雕刻》《佛教雕刻》，合编为4册《华北考古记》。沙畹的开创性工作使中华的艺术历史及艺术考古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

《华北考古记》是中国雕塑碑刻著录。将拓片与摄影相对照能够更完整地展现实物的面貌特征，对有关研究十分重要。更弥足珍贵的是，沙畹对中华雕塑碑刻进行系统著录时，正值晚清社会大动荡，之后是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战争，文化遗产遭到严重损毁、流失，沙畹的著录甚至成为一些中国古代雕塑碑刻遗存的“孤影”或“孤证”，也是我们今日寻找流失海外文物的指南。

（三）

研究在纸发明前时代的主要书写材料——竹木简牍的“简牍学”，已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门显学。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被认为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但鲜有人知道这得益于沙畹的基础研究。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00年赴新疆考察，带回的文献包括在和田、尼雅、敦煌等地区发现的自西汉到唐代的大批简牍及文书。或许是因沙畹此前发表过一篇资料翔实的关于纸发明前中国书简的论文，斯坦因便请沙畹考释这批文献。罗振玉听说后便给沙畹写信，希望获得这批材料。沙畹慷慨地把自己刚刚完稿、还没有出版的著作《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的稿本寄给了罗振玉。罗振玉和王国维在沙畹的著作中选录汉晋简牍588枚，加以分类考释，编撰成《流沙坠简》三册，于1914年出版。沙畹的巨著则由牛津大学在1913年出版。

这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奠立了简牍学。

（四）

沙畹不仅像此前汉学家一样翻译中国去印度取经者和印度来华传经者的行记与传记，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还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将历史的考证方法引入佛学研究，尝试对汉传佛教的一系列信仰起源和演变作出界定，阐明了佛教艺术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再传至朝鲜、日本的路径，于1910—1911年发表了译作四卷《汉文大藏经五百寓言故事集》。沙畹还与印度学家列维合作撰写了关于佛教思想、制度行仪等论文。

1910年出版的著作《泰山》指出道教科仪的重要性，开辟了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的一条新途径。该书补编《中国古代社神》，以“社”为主线展开宗教社会学考证，指出：“中国人认为土地生养万物，具有神力，土地神乃其人格化身。”

从中东或西亚地区传入中国的一些宗教的来历及其演变，直至今日仍有待探究。1897年沙畹以蒙古帝国早期都城哈勒和林遗址发现的碑铭为切入点，结合对西域史地的考察和敦煌文献的释读，着手研究祆教、景教，特别是与伯希和一同研究了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摩尼教在中国宋代以后称明教，使其家喻户晓的则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红巾军起义和明帝国实与明教无关，沙畹与伯希和所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愈显作为研究基础的价值。

（五）

沙畹十分关注中西交通和西域问题，并“开辟了从边境地区着手研究中国史的传统”。他译介了《魏略·西戎传》（1905年）、《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等，并有详细的注释，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中国古代的西域地理知识。

沙畹研究这些史籍所涉及的地方志，探寻史书或行记所记载的交通路线，撰写了《中国之旅行家》《宋云行记笺注》《大月氏都城考》《有关丽江史地的文献》，还有论文《据〈魏略〉所知的西方国家：前言》《〈后汉书〉中的西域地区：前言》等，考证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外交、商业往来、宗教进化、文物风俗。同时研究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但最重要的，应属他的《西突厥史料》。

沙畹以梳理《唐书》《策府元龟》等中国有关西突厥的史料为主线，辅以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地区史籍中的突厥史料，译释在敦煌发现的一些突厥碑刻并参引其他学者译介的突厥文碑铭，着重讨论西突厥与唐的关系，再扩展到与柔然、波斯、拜占庭的外交关系，探讨各民族间的交往史和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发展。这一著作开引入东方学研究汉学的先河，“将法国汉学界对内陆亚洲历史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中”。

（六）

从沙畹开始，汉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沙畹继承和综合前汉学家、法国学派、英美学派的不同学术特点，将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语言学、语音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引入汉学研究，从译注《史记》开始，建构了不同于此前中国史学的考史、纂史和释史方法，将中国研究逐步解构为历史、碑铭、宗教、民族、民俗、文学、神话等方向，开启了西方现代汉学。沙畹参与建立的碑铭学、简牍学，为之后的敦煌学研究、西域史学研究、蒙古学研究、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畹不到法定年龄的儿子被征召上前线，他忧劳成疾，于1918年英年早逝。指引沙畹走上汉学之路的考狄在其讣告中，评价沙畹为“西方汉学第一人”。沙畹一生不仅学术贡献卓越，而且桃李满天下，他培养了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俄国的阿列克谢耶夫，瑞典的高本汉，瑞士的戴密微，德国的福兰阁、哈隆等一批杰出的汉学家，如同灿烂的星斗，缔造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汉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