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重视研究非洲殖民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八九十年代重视研究非洲的政党和政治制度不同，近20年来的非洲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非洲经济史。中国企业走向非洲，需要了解非洲经济发展的历程。舒运国等学者系统梳理了20世纪非洲经济发展的脉络，认为非洲经济存在两次大的转型，即由传统经济向殖民地经济转型，以及殖民地经济向现代化的民族经济转型（参见舒运国和刘伟才的《20世纪非洲经济史》等）。在此基础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的《非洲经济史》也即将推出。

非洲各国独立后普遍开展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因此现代化研究也是近年来非洲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运用现代化理论，从非洲大陆的宏观视角探讨了非洲现代化的起步、经历的曲折、与亚洲相比具有的特色等，认为非洲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中叶西方的殖民统治，以南非为代表走上了资源促动型的发展之路，在20世纪下半叶又有了探索民族发展道路的其他尝试（参见艾周昌主编的《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以及李安山的《世界现代化历程·非洲卷》等）。在研究非洲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多的成果是对非洲国别现代化的专题研究，尤其是对埃及和南非现代化的研究。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在非洲具有代表性，前者代表了一大批伊斯兰教非洲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涉及如何对待伊斯兰传统文化、军人政权、威权主义等（参见毕健康的《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哈全安的《纳赛尔主义与埃及的现代化》等）；关于南非现代化的研究，则更多地涉及种族主义、白人殖民遗产等问题（参见艾周昌主编的《南非现代化研究》、沐涛的《南非对外关系研究》等）。

二是非洲思想史。近年来中国学者集中探讨了近现代非洲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废奴主义、泛非主义等问题的思考，涉及的非洲思想家有阿莫、伊奎亚诺、库戈亚诺、布莱登、霍顿，以及一些当代非洲国家领导人，如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等。以近代西非民族主义者爱德华·布莱登为例，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有学者撰文对其评述，但近年来的学者们则分别从哲学、宗教和文化等角度阐释其思想，认为他“不仅是近代非洲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也影响了几代非洲知识分子的思想。在现代非洲主流思想诸如非洲民族主义、泛非主义、非洲社会主义等理论中都可以寻觅到布莱登‘非洲复兴思想’的踪影”（参见张宏明的《近代非洲思想经纬》等）。关于非洲传统宗教，学者们通过在非洲的人类学调研和一手资料的收集，从非洲传统宗教的特点、核心内容、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它是非洲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塑造了非洲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并在非洲群体整合与社会认同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参见周海金：《关于非洲传统宗教的若干问题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3期）。

三是非洲史学史。国内学界对非洲史学史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涉及对非洲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杜波依斯、范西纳，非洲本土的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南非早期自由主义史学家的论述，但基本上属于零星式的介绍。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对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以及戴克、阿贾伊、基—泽博、阿杜·博亨、奥戈特、迪奥普和兰杰等非洲著名史学家进行系统研究。例如，刘鸿武和王严在《非洲实现复兴必须重建自己的历史——论B.A.奥戈特的非洲史学研究与史学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一文中，以东非著名史学家奥戈特为个案，研究了第一代非洲史学家的史学贡献和史学理念，认为奥戈特是“当代非洲三大思想贤人之一”。他的史学研究致力于非洲历史价值的再发现与“去殖民地化”，民族、文化、历史三位一体的史观是其主要的史学理念。李鹏涛在《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一文中，概述了兰杰在非洲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认为其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他与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的发明”理论，推动非洲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非洲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四是非洲新文化史。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非洲史研究受新文化史的影响日益明显，主要涉及非洲环境史、医疗卫生史和妇女史等领域。在非洲环境史方面，主要关注农牧业经济的生态环境问题、野生动物保护、林业资源利用与保护、水资源利用、非洲本土知识和西方科学在非洲环境变迁中的作用等。有学者认为，古代东北非地区的努比亚文明、阿克苏姆文明和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文明的衰落可能是环境恶化的结果；到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则对非洲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参见包茂红的《非洲的环境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李鹏涛的《近二十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等论文）。

国内学者对非洲疾病史也有所涉猎。昏睡病是自古以来就在非洲大陆肆虐的热带传染病，严重阻碍了非洲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于红在《非洲昏睡病历史研究》（《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一文中，通过梳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对非洲昏睡病的研究，指出殖民主义入侵破坏了非洲抵御昏睡病的社会机制，造成了空前的生态灾难，导致昏睡病的大规模暴发和流行。詹世明在《艾滋病：非洲的世纪难题》（《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一文中，对非洲艾滋病进行深入研究，认为艾滋病在非洲的肆虐有其特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并与许多固有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只有经过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遏制艾滋病在非洲的严重蔓延。也有学者以20世纪下半叶全球史学转向为背景，探讨了非洲医疗史兴起的原因、内容和特点，并指出了不足之处，如从专门史和科学史的视角研究非洲医疗史居多，从全球史的视角研究非洲医疗史较少（参见张忠祥：《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史学的新进展——以医疗史研究为个案》，《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

关于非洲妇女史，中国史学界多从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活动等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妇女在农业生产中有时扮演着比男人更重要的角色，生产非洲13亿多人口所需要的大部分食物；在城市建设中，她们敢于反对歧视，通过从事小商品贸易，改善家庭和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妇女们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参见郑晓霞的《社会转型中的南非黑人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时春荣的《非洲妇女与“第二次解放运动”》，《西亚非洲》2007年第8期等）。

五是非洲国别史。非洲现有54个国家，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列国志》各国分册和许永璋的《非洲五十四国简史》对非洲各国历史均有涉及。但是，成果丰富且具有研究深度的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埃及等少数国家。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识读埃及象形文字，并运用英、法、俄等资料和考古发掘文献的基础上，论述了古埃及文明由盛到衰的过程，或者从政治制度、宗教和社会等层面全面考察了当代埃及的政治问题（参见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郭丹彤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毕健康的《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等）。

新南非诞生伊始，杨立华等人就出版了《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一书，是为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南非政治经济发展的专著，概述了南非多种族社会的形成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兴衰。此后，国内研究南非史的著名学者郑家馨教授在2010年出版了《南非史》，2018年又出版了《南非通史》。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则聚焦于南非经济和对外关系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南非现代化研究》和《南非对外关系研究》等。

近年来，中国学界逐渐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埃及与南非之外的非洲国家。例如，张湘东在《埃塞俄比亚联邦制：1950—2010》一书中认为，二战以来，埃塞俄比亚先后两次实行联邦制，并逐步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这与埃塞俄比亚民族众多密切相关。周倩的《当代肯尼亚国家发展进程》和李湘云的《当代坦桑尼亚国家发展进程》，则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史。

六是中非关系史。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近年来的研究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深化了非洲华侨华人史研究。在系统整理非洲华侨华人史资料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从唐代至20世纪末各个时期的非洲华侨华人历史几乎都有论述（参见李安山编著的《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非洲华侨华人史》等）。二是对中非关系中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如明朝郑和船队航行东非、万隆会议与现代中非关系的开创、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60年代三次访问非洲的历史影响、坦赞铁路修建的曲折历程及存在的问题、中国医疗队与非洲的医疗合作等。三是对在华的非洲人的研究，包括近代澳门的非洲人、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留学的历史等。另外，关于中非关系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也将分为总论卷、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及口述资料卷出版。

对我国非洲史研究现状的思考

我国非洲史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与国际非洲史学界的研究以及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非洲史研究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即使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中，非洲史在研究队伍的体量、每年发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仍然属于比较薄弱的学科，为此还需从以下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

第一，加强对非洲史研究中一些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例如，关于非洲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形成的问题，国内学界虽已有涉猎，但缺少系统性探讨其成因、对当代非洲政局的影响等研究；关于非洲村社制度和土地制度演变问题，也是如此。后者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与非洲现实发展紧密相关。2018年，埃塞俄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政局都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重大变化，究其深层次原因，几乎都能看到土地问题的影子。此外，关于非洲传统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经常是个别学者在某一领域的单打独斗，无法形成思想上的交锋。对诸如此类的重大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才会获得对非洲历史更为深刻而精准的认识。

第二，秉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当今非洲史研究队伍中的中青年学者大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外语好、接受新事物快，但许多人并非史学专业出身，缺少史学研究系统训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熏陶，制约了高水平的非洲史研究成果的问世。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非洲史。未来可以将史学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把非洲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在研究资料上，尚需加强对原始档案文献等一手资料及多语种资料的收集和引用。除了中非关系史外，目前的非洲史研究大多依靠国外学者公开发表的英文研究成果和少量的英文档案资料，法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及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非洲当地语言的文献引用极少。我们可以利用在非洲调研的机会，多方收集档案文献及口述资料，同时充分利用相关的数据库资源，提高我国非洲史研究的原创性。

第四，重视非洲史人才队伍的培养，合理布局非洲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研究基地。我国非洲史研究队伍虽然在不断壮大，但人数总体还是偏少，这也是非洲许多重大问题缺少研究和大部分非洲国家国别史不能问世的重要原因，已严重滞后于我国对非关系的发展。为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重视非洲史专业人才的培养，增开非洲史的相关课程，在世界通史教学和教材编写中增加非洲史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对国内几十家非洲研究单位进行合理布局，确立各自不同的研究侧重点。

我们相信，伴随着中非交往的深入和社会各界对非洲研究的广泛重视，中国的非洲史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在国际非洲史研究领域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

作者：沐涛，系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教授；张弛，系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